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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昆布

評論家有時候將班雅明歸類為哲學家,我不能說不同意,但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有段話對他的定位,或說特質,讓我深得共鳴:「班雅明精神實體的形成和活躍源於歌德,來自於一個詩人,而不是哲學家;他的興趣幾乎全部由詩人和小說家激起,盡管他也曾研究過哲學;也許他發現和那些無論是辯證的還是形而上學的理論家交流相比,與詩人們交流更容易一些。」班雅明著作中常提起歌德,無論是訪問他的舊居,評述、引用他的著作,甚至在夢中親晤歌德本人,接受他的贈禮,因而動容哭泣。他翻譯不少波特萊爾、普魯斯特的著作;在許多著作中結晶般凝煉的意象,如詩的結構與音韻,在在都說明班雅明身上詩人濃郁的氣質。

讓我舉幾個例子,就不難理解:「在一座城市中不辨方向,這說明不了什麼。但在一座城市中使自己迷失,就像迷失在森林中,卻需要訓練。對於這位迷失者,街巷的名稱必須像林中枯枝的響聲那樣清脆,市中心的小巷必須像峽谷那樣清晰地映射時辰。這門藝術我諳熟甚晚。」

班雅明把在城市迷失說得充滿美學意義,彷彿我們已聽見林中枯枝斷裂的聲響,正當我們唸誦街巷的名稱。尤其《一九零零年前後柏林的童年》,他回憶童年時自傳性體裁,經常透露、展現他憂鬱的詩人風格。當然他的回憶與文學、文化評論,一樣不好懂。文中謎語處處,意象隱喻繁複,很能印證漢娜‧鄂蘭的說法。所以閱讀的人也該具備詩心靈動,切入他埋設的隱密街巷,感悟他的不規則心跳。

1932年班雅明已離開柏林,納粹即將登台。身居海外百感叢生,他提到書寫《童年》的動機:「身居國外的我開始明白,我即將和自己出生的那個城市做長久的,甚至是永久性的告別。」雖然在巴黎更讓他舒暢愜意,但伴隨他童年成長的城市仍有不可替代的記憶。他自白努力節制這種情感,於是這部彷彿零碎切片的拼圖逐漸成形。他回憶的方式彷彿格局很小,就像圖書館內的微縮影片,或像 Zip Drive。不像我們通常所見的傳記,刻劃時代經緯、交代政經變遷,而是那些微末不顯的小事枝節,帶著神秘氣氛,以透視眼光搜尋記憶角落,由遠而近,彷彿迷濛又十分深遠。

我們習以為常的閱讀策略,可能不敷使用,若在班雅明搭建的街巷裡迷失,也是充滿美感的經驗。

在《童年》一書中班雅明回憶他小時候常常生病。從病中我們可以讀出他古怪創意的觀察及敘述:「那倒楣的病不緊不慢,小心翼翼並機智敏捷地侵入我的身體。它不願招搖過去。」疾病雖然灰暗單調,但他卻非以浪費、羞恥的心態來面對疾病的缺憾,反而他處理的十分幽默,那是他戰功彪炳所獲的勳章。他說:「疾病就像它的悄然到來一樣又悄悄離去了。但是在我就要忘記它的時候,它卻在我的成績簿上向我發出最後的問候。……是的,那個成績簿上的紀錄在我眼中就像一列長長的榮譽標誌:缺課,173小時。」

這種類似詩的結構,或根本就是詩,在他的著作中俯拾即是。例如他回憶家中一座廢棄的腐朽亭子,由亭子的彩色玻璃,讓他聯想到多彩的巧克力包裝紙。他觸及的不是物質的甜味與芬芳,而是繽紛的抽象美感。他擅於將具象的物質領域與抽象的精神層面巧妙結合。然而敘述的思路卻與他人迥異,不習慣他的節奏和抒展的方式,就有乏味茫然的危險,對初接觸班雅明的讀者是一大考驗。

這種看似不連貫的行文風格,蘇珊‧桑塔格(Susan Sonag)說得好:「他(指班雅明)的行文語句似乎天生就不循規蹈矩,不接前連後,寫下的每一句話都好像是第一句或者最後一句。……這種風格被不正確地稱為格言式的真實,稱之為無框架的巴洛克也許更恰當些。」由於他獨特書寫的邏輯,所以諸多句子讀來都像是各自獨立的個體。

班雅明生前好友不多,其中一位就是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在他生命晚期,他放逐巴黎,經濟拮据,法蘭克福學派在經濟上支助他甚多,他也被劃分為這個學派的成員,儘管他很邊緣。所以日後班雅明的書信與著作,不少都是透過阿多諾等人的整理。諷刺的是,班雅明申請德國好幾所大學(包括法蘭克福大學)教職的論文《德國悲劇的起源》,遭到各大學拒絕,但日後阿多諾卻將此稿件,用來作為法蘭克福大學授課的教材。這也許可算是對班雅明一個遲來的肯定吧。

阿多諾曾撰文推薦《單行道》,對他多方肯定。他說本書的寫作技巧和賭徒的技巧相似,他認為班雅明在文中放棄了引申、決斷和推論,完全聽命於經驗,而這本書叫人驚顫之處首源於此。他申論:「然而,《單行道》並不只是由一系列無以推論的東西組成,偶而,證明的理性在那裡述說,而且帶有一種格言性的說服力,這種說明力並不亞於那種從整個生命流程中游離出夢境般的解析。」Adorno 的說法印證我閱讀的印象,就是班雅明的書寫特別擅長捕捉那些幽微隱密的蹤跡,彷彿夢中之境,雖不好懂,但卻具備格言搶眼鮮明的力量。彷彿想像,也彷彿辯證,同時充滿歧義。這就是為何不同陣營的人可以依據各自的詮釋來拉攏班雅明,加入他們的陣營。他的文章為人常讓人產生這種分歧。

日後他的好友多方整理引介,班雅明那些難以定位歸類、晦澀難懂的著作逐一面世。他們也整理班雅明多年的書信,撰寫他們之間友誼的回憶錄(肖勒姆Gershom Scholem所著《華特班雅明──一個友誼的故事》Walter Benjamin──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挖掘闡釋他作品與生平的意義,班雅明模糊的影象逐漸明朗。他們雖都肯定班雅明的才華,但大概不曾預料他的名聲暴漲,像梵谷一樣。他們雖然多產,但生前默默無名,死後卻被肯定為大師。其中一部由鄂蘭整理編譯而成的英譯本:《啟迪》(Illumination),讓英語世界的讀者初識班雅明的魅力。書中精彩的導言由鄂蘭本人所寫,她稱班雅明為「最後的歐洲人」,幫助他確立日後的聲名。但文中對以色列國的敵意,以及對錫安復國主義的批判,讓班雅明密友肖勒姆甚為不滿。

1913年秋天在柏林一家咖啡館裡,肖勒姆第一次看見班雅明。聚會是由錫安復國主義的青年組織舉辦的,班雅明發表了一篇字句斟酌、修辭完美,卻折磨人的演說,根據肖勒姆的回憶。整場演講,他並未注視聽眾,只盯著天花發表自己的言論。講詞裡他並未完全拒絕復國主義,卻將之降低為次等地位。雖然初次印象不佳,但由於背景與愛好相似,他們很快就建立了友誼。

鄂蘭在《啟迪》的導論裡,談到當時猶太知識份子普遍的困擾,就是如何面對反猶逐漸擴大的潮流。她說對當時(卡夫卡等人)的猶太人來說,反抗的有效形式就是復國主義和共產主義,而這些知識份子的父親對前者的敵意遠超過共產主義。鄂蘭的說法很有趣:「二者皆是從幻象變為現實,從謊言和自我欺騙到誠實存在的出路。」這兩種意識形態互相敵視對立,共產主義者罵另一派人是「猶太法西斯」,而復國派的人稱另一派人是「赤化份子」。而妙的是班雅明正夾於其間,他是個半心半意的 Zionist,也是個打了折扣的 Communist。根據鄂蘭的說法﹔「多年來,班雅明卻以一種引人注目且可能是獨一無二的方式,保持著對這兩條道路的開放。」在別人身上是矛盾,但在班雅明身上卻容許矛盾並存。

※ 本文摘自《完美的番紅花──昆布閱讀筆記》,原篇名為〈憂鬱隱匿的辯證──讀班雅明《單行道》〉,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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