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機會討好群眾、免除一死，蘇格拉底堅守對哲學的承諾

文／艾倫．狄波頓；譯／林郁馨．蔡淑雯

幾年前一個寒冷的冬季下午，在搭機飛往倫敦之前，我在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上層一個無人的展覽室裡消磨了一整個午後時光。那兒相當明亮，除了樓板下嗡嗡作響的暖氣聲外，幾乎完全寂靜。在瀏覽過印象派展覽室中的畫作之後，因為想買杯當時極為喜愛的美式巧克力牛奶，於是開始尋找自助餐廳的指示牌。就在此刻，一幅畫吸引了我的目光，畫旁的解說牌標示出這是由當年三十八歲的賈克．路易斯．大衛（Jacques-Louis David）於一七八六年秋天在巴黎所畫的。

被雅典公民判死刑的蘇格拉底正準備喝下一杯毒汁，悲傷的朋友們圍繞在他身旁。西元前三九九年的春天，三個雅典公民對這位哲學家提出法律上的控告，他們指控蘇格拉底褻瀆雅典城的神祇、引進特異的宗教、腐化雅典的年輕人──正是出於這般嚴厲的指控，他們要求將蘇格拉底處以死刑。

蘇格拉底的回應出奇鎮定，雖然他曾經有機會在法庭上放棄自己的哲學，好讓自己受到歡迎，但他寧可堅持自己所信仰的真理。根據柏拉圖的記載，蘇格拉底曾以挑釁的語氣向陪審團說：

只要我一息尚存、還有餘力，絕對不會停止實踐哲學、鼓舞你們，並且向所有遇見的人闡釋真理……因此諸位……無論你們是否將我入罪，你們都知道我不會改變信念，即使必須死上千百回。

他被帶進雅典的監獄等待死刑，他的死在哲學歷史上刻劃出一個極具意義的時刻。

直截了當的發問

蘇格拉底於西元前四六九年生於雅典，一般相信他的父親索福羅尼斯克（Sophroniscus）是一位雕刻家，母親菲娜雷娣（Phaenarete）則是一位助產婆。他年輕時曾是哲學家阿契勞斯（Archelaus）的學生，此後力行哲學，但未曾留下任何著作。他不曾向跟他學習的人收費，因此逐漸陷入貧困，但是他對物質的擁有也不在意。他一年到頭都穿著一件同樣的斗篷，幾乎總是打著赤腳（有人說他生來就是要刁難製鞋匠的）。他死時已結婚，是三個兒子的父親，妻子贊堤普因壞脾氣而聲名狼藉（每當被問及和她結婚的理由，蘇格拉底總是回答，馬術師需要在最有精神的動物上練習）。

他花了很多時間待在戶外，在雅典的公共場所與朋友交談，他們都讚賞蘇格拉底的智慧和幽默感；然而，很少有人欣賞他的外貌──個頭矮小、蓄鬍、禿頭，還帶著奇怪搖擺的步伐。認識的人以各種不同的樣貌比喻他的臉，有人說像螃蟹頭，有人說像半人半獸的森林之神（satyr）或五官不協調的怪異圖樣。他的鼻子扁平、嘴唇厚大，在不對稱的雙眉之下則是明顯腫脹的雙眼。

但是他最奇怪的特色是下述這個習慣：他接近各個階層、各個年齡和不同職業的雅典人，直截了當地請他們說明為何相信某種常理、他們認為生命的意義何在。他一點也不擔憂這樣的舉動會令人覺得古怪或因此激怒他人，誠如一位感到驚訝的將軍所說的：

每當有人與蘇格拉底面對面談話，總會發生這樣的情況：雖然那人一開始可能談論的是完全不同的話題，蘇格拉底卻會一直阻攔他，直到讓他開始談起自己目前的生活型態，以及過往的生活方式。而一旦蘇格拉底讓對話者陷入他設想的話題，他絕不輕易任其離去，除非他完整且確實地從每個角度檢視了這個與他對話的人。

都市的規劃和氣候有助於蘇格拉底這個習慣。雅典大半年都相當溫暖，這增加了在戶外沒有正式開場白的情況下與人交談的機會。在暗淡、煙霧瀰漫的簡陋小室泥牆後方，北方土地上進行的活動並不需要親切的雅典天空來遮蔽，傍晚時分──在正午的實際與夜晚的渴望之間的特許時光──徘徊在集會場所與陌生人交談是非常普遍的。

雅典城的規模保障了居民的安逸生活，大約有二十四萬人居住在雅典城內及其港口，不消一個鐘頭就能從城市的一頭皮雷埃爾斯（Piraeus）走到另一頭艾格烏斯門（Aigeus gate）。居民間的緊密度就如同在同一所學校上課的學生或是在同一場婚禮的客人，並非只有狂熱者或酒醉者才會在公共場所與陌生人交談。

如果我們克制自己不去質疑現狀，撇開天氣和城市規模不論，主要是因為我們將受歡迎的事物與正確的事物等同視之；至於受歡迎之事是否有任何意義，這位不穿鞋的哲學家已提出了過多的問題。

美德與好東西

在柏拉圖的《曼諾篇》（Meno）中，蘇格拉底再度與一個對常理觀念之真實性深具信心的人交談。曼諾是一個傲慢的貴族，他從故鄉色薩利（Thessaly）來到阿提加（Attica）拜訪，並且擁有一些關於財富與美德之間關係的想法。他向蘇格拉底解釋：一個人必須非常富有才是具有美德的，貧窮往往比遭逢意外更被視為個人的失敗。

我們同樣缺乏曼諾的肖像，雖然當我在雅典一家飯店的大廳閱覽一本希臘男性雜誌時，我想像著他的外表可能就如同雜誌上那個在燈光明媚的游泳池畔喝著香檳的人。

曼諾相當有自信地告訴蘇格拉底，具有美德者就是擁有極大財富、足以負擔好東西的人，蘇格拉底則反問他一些問題：

蘇格拉底：所謂好的，你是指如健康和財富一類的東西嗎？
曼諾：我指的是金銀的獲得和在城邦中擁有高貴令人稱羨的辦公處所。
蘇格拉底：這些是你認定的唯一隸屬於好的事物嗎？
曼諾：是的，我意指所有這一類的東西。
蘇格拉底：你會將正義和公理這兩個意義涵蓋在「獲得」這個詞中嗎？或者對你而言並沒有差別？如果這些東西的獲得是透過非正義的手段，你仍然會稱其為美德嗎？
曼諾：當然不。
蘇格拉底：那麼，似乎正義、節制、虔誠或美德的其他部分都應被附加在「獲得（金銀）」這個意義上……事實上，金銀的缺乏若是導因於放棄不正當的獲取方式，其本身應是一種美德。
曼諾：似乎是這樣。
蘇格拉底：如此一來，擁有這些好東西並未比缺乏它們更具美德……。
曼諾：這樣的結論似乎無法避免。

幾分鐘後，曼諾了解到財富和權勢本身並非美德之必要且充分的特點。富者或許會受人景仰，但是這必須視其財富是如何取得的，就如同無法單由貧窮本身來顯示一個人道德上的價值。富者無法藉由財富保證其美德，貧者的窮困也不一定是墮落的跡象。

這位哲學家不僅幫助我們了解其他人的想法可能是錯的，同時還提供一個簡單的方法讓我們自己決定何者是對的。少數哲學家也曾意識到何者是有思考的生活所需要的，我們並不需要多年的正式教育和悠閒的生活，任何一個好奇且心智正常的人若是想要評價一個被視為常理的信念，只要站在城市街頭與朋友開始對談，並運用蘇格拉底的方法，就能在半小時內得出一兩個基礎遭到瓦解的觀念。

蘇格拉底檢視常理的方法記載在柏拉圖早期和中期的對話錄中。由於這套方法依循一致的步驟，因此可以公正地呈現在祕笈或手冊的語言中，並且適用於任何一個被迫接受或可能遭到反駁的信念。依此方法我們了解到，擁有多數人的認同或長久以來顯要人士的支持，並不確保某個陳述的正確性，一個正確的陳述是無法用合理的方式反駁的。不能被反證的陳述才是正確的陳述，如果能夠被反證，儘管有許多人相信，儘管這些人的地位可能相當顯赫，這個陳述都必定是錯誤的，我們有權懷疑它。

褻瀆眾神、擾亂社會之罪

七十歲那年，蘇格拉底遭逢人生的風暴。三個雅典人──詩人美雷圖斯（Meletus）、政治人物安尼圖斯（Anytus）和演說家萊康（Lycon）──將蘇格拉底判定為一個怪異邪惡的人，他們聲稱蘇格拉底褻瀆雅典城的諸神，腐化雅典的社會結構，還教導青年對抗自己的父親。他們認為他應該保持沉默，或許應該被處以死刑。

雅典城建立了一套區分對錯的程序。位於廣場南方的赫里亞斯特法庭（Court of the Heliasts）是一棟高大的建築，法庭內一端是供陪審團坐的木製長板凳，另一端則是原告和被告的講台。審訊過程由原告先發言，接著是被告的答辯，然後一個為數兩百至兩千五百人的陪審團再以無記名投票或舉手表決的方式決定真理屬於何方。

這種藉由計算某一論點的贊成人數來分辨對錯的方法廣泛運用在雅典的政治和法律生活中，每個月二至三次所有的男性公民，大約三萬人，被邀集在廣場西南方的坡尼克斯山丘（Pnyx hill），以舉手表決的方式決定城裡重要的議題；對雅典城而言，大多數人的意見即等同於真理。

審判蘇格拉底當天有五百名公民擔任陪審團。原告一開始就請求陪審團將站在眼前的這位哲學家視為一個不誠實的人，因為他窮究天上和地下的事物，是一個持異端者。他訴諸詭詐的修辭學謀略，使較弱的論證能夠擊敗原本強有力的論證；而他對青年也是個邪惡的影響，企圖透過對話腐化青年。

蘇格拉底試著答覆這些控訴。他解釋，他未曾擁有關於天上的理論，也不曾研究地下的事物；他並非持異端者，而且十分相信神聖的活動；他從未腐化雅典青年，只是那些有個富有父親並擁有空閒時間的青年模仿他發問的方式，藉由暴露出重要人物的無知而惹惱對方。若說他曾經腐化了任何人，那也不是有意的，因為任意向朋友施予不好的影響並無意義，可能隨後反而遭朋友傷害；若他只是無意中腐化了某些人，正確的程序是悄悄糾正他就可以了，不需要對簿公堂。

他承認他過著一種看似奇怪的生活：

我忽視大多數人關心的事──賺錢、經營財產、獲取軍事上或公民的榮耀、其他有權勢的職位，或是參與我們城市裡的政治團體與集會。

然而，他追尋哲學的動機只是單純地希望改善雅典居民的生活：

我試圖說服你們每一個人不要重視實際的利益甚於精神和道德的幸福。

這就是他對哲學的承諾，他說即使陪審團宣判他無罪，他也不會放棄這樣的活動：

我要以我一貫的方式繼續說：「我的好朋友，身為以智慧和力量聞名全世界的雅典人民，對於自己只是汲汲於盡可能獲取金錢、聲望和榮耀，卻對真理毫不重視，也不了解自己靈魂的完美性，你不感到羞恥嗎？」如果你們之中任何人反駁這些話，並且佯稱的確在意這些事情，我既不輕易讓他走開，也不會離開他，而是詢問、檢視、引領他進入考察。對於我遇到的每一個人，無論年輕或年老、外國人或雅典同胞，我都會如此。

這回輪到這個為數五百人的陪審團下決定了。在簡短的商議之後，兩百二十人認定蘇格拉底無罪，兩百八十人則認定他有罪。這位哲學家諷刺地回應：「我沒想到差距會如此小。」但他沒有因此失去信心，既不躊躇亦不恐懼；他仍在這個被居多數的百分之五十六聽眾誤解並決定性宣判的哲學課題中保有信念。

如果我們無法如此沉著，如果我們聽到一些針對特徵或成就上刺耳的話就容易傷心落淚，或許是因為在我們相信自己是對的基礎上，他人的認同占有一席之地。我們理所當然不只將不受歡迎歸因於某些務實的理由，如晉升或生存的理由，同時更重要的是，我們覺得被人嘲笑似乎是墮落的明顯象徵。

蘇格拉底自然得承認我們有時會犯錯，也應該質疑我們自己的觀點，只不過他會在這個過程中加入一個重要的細節，改變我們對於真理與不受歡迎之間關係的看法：與他人的敵對狀態並不足以證明我們在思想或生活方式上犯了錯。

要擔憂的並不是有多少人反對我們，而是他們反對的理由有多充分，因此我們應該將注意力從不受歡迎的表象轉移至其背後的原因。聽到社會上有如此高比例的人認為我們錯了，可能會感到震驚，但我們在放棄立場之前應該先想想這些人是依據何種方式達成結論；唯有他們思考的方式是可靠的，我們才應該重視他們的反對意見。

我們看來像是遭到反對趨勢的折磨：聽從所有人、因為每一句不友善的言辭和諷刺的評論而感到難過。我們忘了問自己那個最根本、最安慰的問題：這個惡毒的責難是奠基在什麼東西上？我們將出自嚴格而誠實的批評者之反對意見，與單純出於厭惡和嫉妒的人發出的聲音等同視之。

※ 本文摘自《哲學的慰藉》，原篇名為〈不受歡迎時的慰藉〉，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