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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喚民

與幾乎所有的「學者」不同,本文把孔子排在了諸子的最後。其理由:除了他是阻礙中國人養成獨立思考能力的罪魁,還有就是他的那些教條引起的筆者的生理反應。

想要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中尋找哲學,那可真是雞蛋裡挑骨頭!因為在他的儒家思想裡想要找到合乎邏輯的概念就像大海撈針──如果有針的話。自然,想要找到由這樣的概念構成的邏輯更是痴心妄想。廣義地說,儒家的所謂概念幾乎無不屬於倫理學範疇,即使有一些對「認識」或「本體」的討論,所使用的概念也都屬於神話語言或宗教語言。狹義地說,儒家的所謂「倫理學」一方面缺乏哲學的支撐、甚至泯滅哲學的精神,另一方面徹底無視倫理學的最基本原則。

中國人卻不這麼認為──這裡的所謂「中國人」是指歷代作為「主流」或「正能量」的中國人。僅從這一現象就可以看出:中國人對概念與邏輯、對哲學、對科學的認識缺乏到何種程度!

在這一問題上,想要說服中國人,幾乎是沒有希望的。這就像你對不懂外文的人說外語。說「幾乎是沒有希望的」是因為中國──這裡所說的「中國」是指那片遼闊的土地,不管使其遼闊的是蒙元還是滿清──自始至終就沒有為學習這門「外語」留下空間,其結果對於完全沒有概念的東西自然沒有獲取的願望。這是相輔相成的。

我這樣說,或許還是有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舉個例子吧:圍棋(假設中國人對自己的老祖宗發明的東西都有一個概念)。當然,對於不瞭解「精神」為何物的人,這個例子或許又是不倫不類。圍棋與哲學一樣,與智商的分布無關,但卻與智商的開發有關,當代中國的優秀棋手便是證明。圍棋是中國人發明的世界上最偉大的遊戲,不是之一──「四大發明」裡如果有圍棋則會更有說服力。我有個日本朋友,也是東大出身,並且是有名的律師。看到我們下圍棋,總是投以不屑的目光。後來我問其故,他的觀點令我驚訝,但卻不無道理:圍棋培養計較輸贏、精於算計的風氣,甚至鼓勵以計謀欺騙對手的惡習。確實,這大概也是圍棋誕生和發展於中國的原因。但是我也有反駁的理由:任何競技都難免如此,因為它是人與人的角鬥,畢竟不同於數學之類的科學。但是算計與計算、欺騙與戰術還是有著根本的區別,Alpha Go已經告訴了我們其間的差異。

在圍棋界沒有常勝將軍,這是腦力的壽命所致。但問題不在這裡。最優秀的棋手一般都沒有一定的「方針政策」,都是根據對手的每一著法、根據對手的風格,即時做出判斷和最佳選擇,即所謂隨機應變(參見筆者所譯《超越實地與模樣》,趙治勳著,百花文藝出版社)。因此,趙治勳對武宮正樹的「宇宙流」很不以為然,也因此,前者成了後者的剋星。大概在趙志勳看來,「宇宙流」就是個大定式,讓對手有的放矢。同樣,藤澤秀行嘲笑那些只會背定式的學生(參見筆者所譯《勝負與藝術》,藤澤秀行著,百花文藝出版社)。當然,更應該遭到譴責的是那些只會教學生背定式的圍棋先生。因為他們錯誤地理解了圍棋的目的和精神,扼殺了學生的思維能力。在秀行先生看來,勝負雖然與「名譽」有關,而且直接關係到棋手的生活質量,但是勝負不是圍棋這種遊戲的目的,充其量是一種刺激的手段。圍棋的目的是追求「最善」的一著,並且在不斷的追求,即批判、改良的創新中提高棋手的思維能力,同時也提高作為「藝術」的圍棋的水平。這才是圍棋的「精神」!這恰巧與西方哲學(當然不包括中世紀的主流)的精神相一致。

然而孔子正是那類「教定式的先生」!我們在儒家的「經典」裡找得到那種通過反思批判、不斷提煉思維的哲學精神嗎?儒家所能提供的都是一些定式的教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不管你如何解釋,就是這類定式的典型,並且是建立在違背倫理道德的基礎之上!獨立思考和照本宣科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前者可以培養真正意義上的道德判斷力,後者則是前者的死敵。道理很簡單:不單所有的人不可能處於同樣的境況之中,同一個人也不可能總是處於同一個場景之中。古希臘的哲人赫拉克利特說,「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這句話用在這裡應該沒錯。從思想的源頭,儒家和古希臘哲學就已經分道揚鑣了。

「道德」必須以「平等」為前提,否則就是偽道德

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建立在不平等這個「先天的」觀念之上,而「禮」則是固化這個不平等觀念的工具。像所有中國「思想家」的綱領一樣,孔子的這個綱領,或說治國之道也可做多種解釋。這是古漢語作為日常語言的「優點」,也是中國思想家的狡猾之處:可以給發揮留有餘地。但是不管你把這個說法按動賓結構還是主謂結構來解釋,都是在「手段」上兜圈子。如果我們承認部分能夠構成整體,那麼同時也應該承認全體賦予部分以意義或說價值:沒有大象,大象的鼻子毫無意義(當然,在中國,象牙只有離開大象才有意義或說價值)!在孔子的觀念之中,社會是一個由階級構成的「金字塔」,與此相應的是:他的理論也是一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總綱的金字塔形狀的網。在這裡,忽視整體而討論局部毫無意義,只能是有意無意的誤導,而這正是統治者的希望所在。說孔子是個「哲學家」就是一個別有用心的誤導。與其說他是「哲學家」,不如說他是個「非哲學家」或者「反哲學家」。

筆者並非要求中國古人也具有「平等」的觀念(中國古人缺乏平等觀念屬「天經地義」),而是指出「道德」必須以「平等」為前提,否則就是偽道德。當然,「法律」也是如此。以孔子的理想、即所謂「君子」為例:君子和老百姓是無關的,正所謂「禮不下庶人」(《禮記.曲禮上》)。不管如何美化孔子的「理論」,這個對百姓以刑,對官僚以禮的雙重標準是無法無視的。這裡有真理嗎?這裡有哲學嗎?如果說孔子的理論屬於倫理學範疇,那麼可以說,他連最起碼的公平、正義的精神都沒有,遑論「平等」!孔子的這種觀點到了朱熹那裡得到了進一步發揮,簡直就成了「缺德」!孔子就是孔子,給孔子扣上哲學家的帽子實際上害了他,讓他連「和事老」都做不成了!

這裡也並非試圖用今人的眼光看待古人,而是有一個參照物,還是古希臘哲學。前面提到:「民主」一詞也源於古希臘,並且當時確實存在著各種實踐這一理念的民主體制,其中以雅典最為著名。儘管它有著各種缺陷,但仍然不愧為後世的楷模,其精神貫穿了許多國家的歷史。這就是筆者為什麼主張: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禍首是儒家,首推孔子!和法家一樣,他們一切所謂理論的前提都是維護既成的皇權統治的正當性,懷疑這個正當性是超越他們的想像力或說智商的。儒、法不同的僅僅只是手段──是依仗道德還是法律。你在他們的著述裡找不到哲學的影子,說是倫理學吧,不如說是一些沒有哲學支撐的道德說教,或曰「偽道德」。荀子甚至創造了一通奴才「哲學」,與其比美的就是《商君書》,在那裡,法網之下,百姓的待遇甚至不如牲口。

更為災難的是:這種虛偽的道德──即「偽道德」──似乎是要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實際上卻掩蓋了不平等而造成的矛盾。它不但使中國人變得更為虛偽、自私及由此帶來的必然結果:道德敗壞;更可怕的是阻塞了「改良」的道路。一旦矛盾激化,隨之而來的只能是你死我活的農民起義和軍閥混戰,正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永遠的換湯不換藥。這就是中國人擺脫不了的宿命,或者叫作「怪圈」、「輪迴」。究其原因,孔子的偽道德首當其衝!當然,其次是偽法律。

相對於平等觀念,孔子的「學說」就是忽悠;從對待這個忽悠的態度中,也可以看出某某「學者」是否具有平等觀念。「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一般用來形容某一種人,而實際上是一種必然現象,「對立統一」:「一肚子男盜女娼」需要「滿口仁義道德」來掩飾,正如「滿口仁義道德」需要「一肚子男盜女娼」來發洩。非要製造一個極端,必然另一個極端會隨之而來,堵塞了正路,只好走邪路,於是搶、騙、偷變成了像空氣一樣不易察覺的中華優秀傳統之一了。

來一段插話:很多人,包括孔子,以為道德是教育的結果,其實不盡然。舉個簡單的例子:筆者長期生活在日本,最先發現的是日本的飯館、車站、公園、街道、海灘……都比較乾淨,幾乎沒有隨地吐痰或亂扔垃圾的現象。一旦發生這種現象,肯定會引來旁人的側目。開始我也以為是教育的結果,但是時間長了才發現,他們在這方面的教育上,並沒有下什麼功夫,和中國簡直無法相比。事實是:促使他們形成共識的是一種「主人翁」的態度,就像這街道、公園是他們家的一樣!再看中國,即使是那些愛國憤青們聚集之後,「杯盤狼藉」都是必然結果,就好像這個飯館、街道……國家不是他們家的一樣。不過這一事實好像就是在證明:這個國家就不是他們的!

這僅是一個例子。一個國家的整體道德狀況,或說水準也是如此。

孔子留下的,是哪裡都找得到的常識

黑格爾對孔子的評價很到位:「我們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的談話,裡面所講的是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裡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裡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裡思辯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裡面我們不能獲得什麼特殊的東西。西塞羅留下給我們的《政治義務論》(又譯:《論義務》)便是一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的書內容豐富,而且更好。我們根據他的原著可以斷言:為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使他的書從來不曾有過翻譯,那倒是更好的事。」黑格爾如果對孔子的用意有更深的了解,評價會也許更加精彩。簡言之:中國的「洗腦術」源自孔聖人。

前面說過,本文不可能,也不必要面面俱到,因為這裡只關注原則問題,希望達到一斑見豹的效果。這裡所說原則問題就是:哲學是一種思維方式,不同於神話、宗教、藝術的是,像任何一門科學一樣,它有其獨自的手段:經過界定的清晰的概念、經過嚴密的邏輯的推理、在此基礎上提出的合理的命題。還有,自始至終的懷疑一切的精神。如果原則出現了問題,細節的討論也就失去了價值。借用孔子的話說:「《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此之謂也。』」(《禮記.經解》)說得多好,但這屬於常識,並非哲學。

後人對孔子的評價,頗似瞎子摸象,不得要領。這是因為缺乏哲學素養的原因。簡明扼要地說:孔子一生只有一個工作,即是(為了混得好一點)不但自己要作君子,而且教導他的弟子們也要作君子。所謂「君子」顧名思義就是「國君之子」,或曰「貴族」。由於孔子認為人心不古、周禮崩壞,於是寄希望於新興的貴族,也就是他定義的「君子」。君子承上啟下,外以禮、內以仁。這個「禮」不但是個人行為,也能成為社會秩序的約束力;「仁」呢,「克己復禮為仁」,孔子如是說。也就是說,「禮」和「仁」表裡一體。這些說法似乎並不陌生,陌生的是如何把它們放在一個更大的框架,即人類文明的框架之中來進行審視!或許屬於老調重彈,並且在中國人看來還屬於「非主流」,可見中國人對「平等」多麼陌生,也足見中國人缺乏追求「理念」的精神到何種地步!至今,「君子」都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

總而言之,為什麼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顯得光彩奪目?道理很簡單:因為自商鞅變法以後,中國再也沒有獨立思考的空間。在精神上,中國人成為了「閹人」,不論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不管你承認與否,中國人DNA裡的自由精神已經被閹割了。至今我們還在眷戀未被閹割的少年時代,還在為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商鞅而感動不已,這就是明證!因此,在只有窯洞的黃土高原上,土坯房子也令人驚嘆。如此而已。

※ 本文摘自《中國有哲學嗎?》,原篇名為〈最後說說孔子〉,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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