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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鍾耀華

我想談談八九六四的廣場之後。

一九八九年中國風起雲湧,六四之後,許多人一度以為,北京的霧霾,是八九屠城後血色靈魂的化身。然而霧霾終究只是霧霾,靈魂被遺忘以後就歸到不存在的世界,血色終究只是日落的嫣紅,人們還是一樣的生活。沒有政治自由,賺錢的自由就是人們鬱結創傷的補償。九○年代的中國經濟高歌猛進,他既不完全是「毛澤東時代那個迷信盲從的瘋狂國度,(又)不再是鄧小平執政早期那個熊貓一般的可愛國度,搖身變成了一個由極權政府和失控自由市場組合而成的怪胎」。

這是查建英在其一九九五年以英文寫成,最近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李家真翻譯的《中國波普》內的形容。此書描寫「六四」後政治陰影後的中國,怎樣影響到每個文化人的生命,從側面描寫這個半共產中國文化走向商業面向世界的進程,以及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沒有了「政府/市場」明確的二分對立,中國就變得難以理解,他無法被套進絕對極權或者自由市場去思考,然而這卻為他增添了幾分魔幻的魅力。大家都在那條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界線遊走,想像北京的底線到底在哪,從而思考自己的盈利紅線。在查建英的筆下,那些曾經投身廣場的人,在通過幾年的鬱悶之後,紛紛下海──「嗨,現在我是個生意人啦!」,「黨用不著我們去腐蝕,它早就從心子裡爛掉了。我們所裡那些黨的幹部,還不是忙著為自個兒掙錢。我要是執迷不悟的話,那可就真成了傻子。那些雙手沾滿鮮血的流氓,終究會有遭報應的一天。不過,那一天還沒有來的時候,我最好得過且過,給我自個兒攢點兒銀子。我並不喜歡賺錢,我心目中的好日子,無非是下雨天躺在床上,手裡拿本好書。可是,我能有什麼選擇呢?」

雖然政治上堵死了路,但市場開放,總會一步步反過去推動政治改革──這是當時大家心照不宣的想法。這是想法還是自我安慰,我們又怎說得準?在很多年後的今天,很多曾經投身雨傘運動的異議學生、反對分子,紛紛說起要儲存實力,從商的從商,讀書的讀書,要有影響力──「只要當我們一代成長起來,拿下了那些社會重要的位置與資源,就是抗爭之日的重臨。」是這樣嗎?我不知道。他們還會說,要盡可能把道德的失地減少,以便日後得以收復。是這樣嗎?屠城之後的學生,有人不食周粟,但更多人步步高升,成為商賈巨富、政要中人。時間會站在我們這邊嗎?當我們隨時有人脫隊,誰是我們?道德的墮落是否能走回頭路收復失地?我真的不知道。

二○○七年,政府清拆皇后碼頭,一眾示威人士佔領碼頭,阻撓工程進行,後來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出席位於碼頭的公眾論壇,一而再重複她熟練的官腔。做為現場聽眾的梁文道,後來寫了一篇名為〈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他說──「十年後你該退休了,歷史會記住你是第一個『走入群眾』的高官,還是最後一個對保育置若罔聞的高官呢(假如歷史會記住你的話)?」;「再見了,你和你所代表的官僚態度。再見了,殖民地時代的行政手法與諮詢遊戲。再見了,三十多人也及不上一位局長的古物古蹟委員會。再見了,那老舊世代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時間,始終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十年後的二○一七,林鄭月娥並沒有退休,兩年前她參與過和佔領學生對話的官民對話,現在甚至將正式成為香港的官方特首。時間站在我們這邊嗎?我不樂觀。正如後來馬嶽〈時間站在我們這邊嗎〉的一篇回應所述──「現在不在權力的人,到their time has come然後掌權時,會不會仍然在『我們這邊』?很多人都曾經『進步』過,但當年的激進學生、異議分子掌握了權力後,不見得決策會更民主、更尊重不同意見、或更關顧弱勢社群……上一代不斷透過建制力量模塑一些符合他們價值標準的社會菁英,這些菁英下一代掌握權力後並不一定帶來社會的進步改革。」

十年前參與那場有關皇后碼頭論壇的「本土行動」朱凱廸,以及三年前參與官民對話的「學聯」羅冠聰,今天的確當上了立法會議員。然而你能說這代表什麼嗎?

「我們當年既沒有想到中國經濟會發展得那麼快,也沒有想到中國政治會進步得這麼慢。」查建英的一位老朋友,如此嘆道,那是一九九五年。時間也許從來不是站在我們這邊,問題只是我們是否願意站在良知的一邊。


※ 本文摘自 《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原篇名為〈2017.07.01 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而權力永遠站在時間一邊〉,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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