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也許從來不是站在我們這邊，問題只是我們是否願意站在良知的一邊。

文／鍾耀華

我想談談八九六四的廣場之後。

一九八九年中國風起雲湧，六四之後，許多人一度以為，北京的霧霾，是八九屠城後血色靈魂的化身。然而霧霾終究只是霧霾，靈魂被遺忘以後就歸到不存在的世界，血色終究只是日落的嫣紅，人們還是一樣的生活。沒有政治自由，賺錢的自由就是人們鬱結創傷的補償。九○年代的中國經濟高歌猛進，他既不完全是「毛澤東時代那個迷信盲從的瘋狂國度，（又）不再是鄧小平執政早期那個熊貓一般的可愛國度，搖身變成了一個由極權政府和失控自由市場組合而成的怪胎」。

這是查建英在其一九九五年以英文寫成，最近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李家真翻譯的《中國波普》內的形容。此書描寫「六四」後政治陰影後的中國，怎樣影響到每個文化人的生命，從側面描寫這個半共產中國文化走向商業面向世界的進程，以及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沒有了「政府／市場」明確的二分對立，中國就變得難以理解，他無法被套進絕對極權或者自由市場去思考，然而這卻為他增添了幾分魔幻的魅力。大家都在那條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界線遊走，想像北京的底線到底在哪，從而思考自己的盈利紅線。在查建英的筆下，那些曾經投身廣場的人，在通過幾年的鬱悶之後，紛紛下海──「嗨，現在我是個生意人啦！」，「黨用不著我們去腐蝕，它早就從心子裡爛掉了。我們所裡那些黨的幹部，還不是忙著為自個兒掙錢。我要是執迷不悟的話，那可就真成了傻子。那些雙手沾滿鮮血的流氓，終究會有遭報應的一天。不過，那一天還沒有來的時候，我最好得過且過，給我自個兒攢點兒銀子。我並不喜歡賺錢，我心目中的好日子，無非是下雨天躺在床上，手裡拿本好書。可是，我能有什麼選擇呢？」

雖然政治上堵死了路，但市場開放，總會一步步反過去推動政治改革──這是當時大家心照不宣的想法。這是想法還是自我安慰，我們又怎說得準？在很多年後的今天，很多曾經投身雨傘運動的異議學生、反對分子，紛紛說起要儲存實力，從商的從商，讀書的讀書，要有影響力──「只要當我們一代成長起來，拿下了那些社會重要的位置與資源，就是抗爭之日的重臨。」是這樣嗎？我不知道。他們還會說，要盡可能把道德的失地減少，以便日後得以收復。是這樣嗎？屠城之後的學生，有人不食周粟，但更多人步步高升，成為商賈巨富、政要中人。時間會站在我們這邊嗎？當我們隨時有人脫隊，誰是我們？道德的墮落是否能走回頭路收復失地？我真的不知道。

二○○七年，政府清拆皇后碼頭，一眾示威人士佔領碼頭，阻撓工程進行，後來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出席位於碼頭的公眾論壇，一而再重複她熟練的官腔。做為現場聽眾的梁文道，後來寫了一篇名為〈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他說──「十年後你該退休了，歷史會記住你是第一個『走入群眾』的高官，還是最後一個對保育置若罔聞的高官呢（假如歷史會記住你的話）？」；「再見了，你和你所代表的官僚態度。再見了，殖民地時代的行政手法與諮詢遊戲。再見了，三十多人也及不上一位局長的古物古蹟委員會。再見了，那老舊世代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時間，始終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十年後的二○一七，林鄭月娥並沒有退休，兩年前她參與過和佔領學生對話的官民對話，現在甚至將正式成為香港的官方特首。時間站在我們這邊嗎？我不樂觀。正如後來馬嶽〈時間站在我們這邊嗎〉的一篇回應所述──「現在不在權力的人，到their time has come然後掌權時，會不會仍然在『我們這邊』？很多人都曾經『進步』過，但當年的激進學生、異議分子掌握了權力後，不見得決策會更民主、更尊重不同意見、或更關顧弱勢社群……上一代不斷透過建制力量模塑一些符合他們價值標準的社會菁英，這些菁英下一代掌握權力後並不一定帶來社會的進步改革。」

十年前參與那場有關皇后碼頭論壇的「本土行動」朱凱廸，以及三年前參與官民對話的「學聯」羅冠聰，今天的確當上了立法會議員。然而你能說這代表什麼嗎？

「我們當年既沒有想到中國經濟會發展得那麼快，也沒有想到中國政治會進步得這麼慢。」查建英的一位老朋友，如此嘆道，那是一九九五年。時間也許從來不是站在我們這邊，問題只是我們是否願意站在良知的一邊。

※ 本文摘自 《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原篇名為〈2017.07.01 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而權力永遠站在時間一邊〉，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