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殯那日綿綿細雨，詹益樺穿越萬人隊伍，點燃身上汽油

文／廖建華

◎收錄於二○二○年二月《狂飆一夢：臺灣民主化與沒有歷史的人》，廖建華影像工作室出版。 廖建華（一九九○～） 臺灣嘉義人，畢業於清大化工所，現為獨立影像工作者。紀錄片作品有《末代叛亂犯》、《狂飆一夢》，同時著有同名出版品。

詹益樺給蔡有全的信[1]

哥：

平安，今日透早日頭打霧光時，跟庄腳仔朝長（按：應為陳照長，以下同）兄駛著農用車，來到菜市口虱目魚粥阿忠攤位，吃早餐，在吃Ａ時陣，遇到順發仔、水源兄、清仔伯、榮仔，大家攏是農樣Ａ打扮，真有禮貌，從這條街喊到那一條街Ａ「ＨＯ早」聲，他們十分的關心我生活情形，看我有得住麼，或是到他們家吃飯、坐坐諸情形，要離開之前，大家為趙搶付錢在那裡幹來罵去，真是十分親切，過一陣子互相拜別，我呷朝長兄駛向釋迦園山頂，路途上朝長兄教我一些釋迦栽培和運銷問題，沿著美景以及車上音樂曲〈要拚才會贏〉，使我精神振奮，來到釋迦園時，才不到六點，沒想到隔壁園福源叔已經做一點多鐘，心內暗暗為這些農民嘆氣，又看到他黝黑彎曲軀體在園中轉來轉去打拚在採收，採收完的釋迦還要每粒每粒小心放置以及拿著小毛刷刷掉釋迦白點蟲，要後裝箱等工作，又想到前幾天福源叔捐付一仟元給我做生活費，心中自責萬分，他抽的是新樂園，我抽的菸是 MABULE（按：應為Marlboro），這一天心中對他的一切實在感慨良多，我頃刻間祈禱上帝，請您賜我更加力量為這群被社會經濟剝削，社會階級剝削弱者做一點代誌，他們不憨、是善良，他們不是笨、是自求不傷害別人的滿足。

我們常「聽到」也常「講到」的公義、愛、尊嚴，但我們是否落實做到？臺灣社會上弱者權益是否落實替他爭取了嗎？

我現拿鋤頭時，挑擔時，常思考這些問題，臺灣社會上弱者在哪裡，他們被變成弱者是什麼原因，是什麼人造成，是什麼事演變，現我不敢有什麼結論，我自訂一個方面，跌倒成為弱者的人，我站立那個地方扶起他。

勇敢臺灣人的無助與挫敗

一九八九年的五月十九號，天空下著綿綿細雨，草根工作者詹益樺身上帶了三個打火機，背著預先準備的汽油，跟著時代雜誌負責人鄭南榕的出殯隊伍[2]，從士林廢河道出發，一路步行至解嚴後仍是警戒禁區的總統府前廣場。眾人穿著弔祭用黑衣，上頭有著「紀念鄭南榕」幾個白字，悲戚與緊張一如人群浩浩蕩蕩，在風雨欲來的街頭。

那是集結了當時信仰臺獨建國、國殤等級的萬人隊伍，不少群眾隱忍著對國民黨政權的悲憤，預期將有一場不可避免的對峙，或許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可能因此往前再跨出一步，即便有所傷亡。[3]

有人看到詹益樺捧起地面的積水，洗了洗臉，有人熱情的向他搭話，卻出乎意料地不大被理睬。當前鋒隊伍抵達總統府前廣場，多數人在後頭見著的景象，是前方冒出一股黑煙，但無人知曉為何多出這一焚燒抗議的行動劇，直到慢慢傳來「阿樺燒死了」的訊息時，眾人還誤以為是運動領導人黃華出事。

在後來的各種報導與影像中，我們知道那是詹益樺穿越眾人，點燃身上汽油的自焚抗議。在攝影師潘小俠的照片中，詹益樺儘管下半身已是熊熊烈火，仍雙手攤開高舉，猶如浴火鳳凰。當下，有人看到詹益樺手持一本聖經，有人聽到他高喊「上帝啊！主啊！請原諒他們，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4]幾個步伐時間，詹益樺便撲倒在總統府前的鐵絲網上，以自焚做為他三十二年生命的最後選擇──殉道。

如果說，鄭南榕的自焚為反對運動帶來的震撼，是巨大的悲憤與傷痛，其中仍參雜不少鼓舞與激勵眾人向前跨步的作用，那做為「追隨者」的詹益樺，帶給眾人更多的可能是無助與挫敗。

無助是，一條生命在政治性最高、也最需要衝撞抗爭的總統府前逝去，指揮中心下達的指令卻是要群眾原地坐下，以防更多傷亡。縱然是可理解的決定，但眾人被迫無所作為，事後亦無人能對此解釋，尤其詹益樺不是運動領導或知識分子，他是來自街頭市井的草根黨工，身分位階與群眾更為相似。在遺體被救護車送走後，因為鄭南榕的遺體必須趕赴火化，只能部分人群留下為詹益樺焚燒紙錢。

至於挫折，則是過往反對運動總以「勇敢的臺灣人」做為情感上的號召，面對獨裁不要懼怕、不畏犧牲。但如今，詹益樺的自焚即使讓眾人激憤、惋惜與傷心，國民黨政權不僅沒有因此退後一步，甚至利用媒體，將其殉道栽贓成民進黨自導自演而擦槍走火的鬧劇[5]，社會大眾對臺獨建國的理解與認同，依舊遙遠。生命的獻身是否真能有效喚起人民的覺醒，成了多數人內心的衝突與矛盾，留下不知如何面對的情緒，當時也因此有不少的反思與討論。

從自焚事件所衍生出來的種種反應中，我們所關心的是：這種殉道精神，是否適合做為反對運動的集體倫理？更確切地說，能否有一種政治思想，在價值位階上高於我們個別或集體的生命？或是超乎我們現有的政治經驗，足以做為我們絕對信仰的對象？[6]

擺在眾人眼前的，是「臺獨運動的下一步是什麼」的問題，這是所有鄭南榕「後死者」的責任，並且顯然無法單靠烈士殉難便能克竟其功。[7]

基層組織者詹益樺

詹益樺是嘉義竹崎人，父親在國小時候就被送到火燒島管訓近十年，由阿嬤一手帶大。父母離異後，他跟著母親搬到臺北，從工專肄業後陸續做過報關行、電梯維修等工作，也跑船到紐西蘭過。當時，詹益樺曾意外落海，有同事因此喪生，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死亡與重生。

父親回臺後在迪化街做生意，詹益樺三不五時會過去「搵豆油」[8]，父子間除日常問安並不多話。踏入民主運動後，詹益樺工作不穩定，父親偶爾會塞錢。在父親伴侶眼中，詹益樺有許多情感，但沉默不多話，有義氣也無法被束縛，一如他的父親。當年五二○農運時，詹益樺拆下立法院的匾額，後來知道那是兒子正在做的事情，也是以從電視上看到報導這樣間接的方式，保持一段距離地在意著兒子。

自焚前，詹益樺有向父親通過電話，但也只說了明天會有事情，直到電視報導，才知道兒子自焚。對詹父而言，沒有能不能諒解這件事，每個人的人生路都是自己決定的，要走什麼路，自己會知道。父親尊重那個耿直的兒子，即使知道的當下，快要窒息。

真正讓詹益樺踏入政治運動，是在桃園機場事件時，他被軍警非法拘禁與毆打，全身是傷的一次，他以「人間煉獄」形容這個過程。當時他因為被抓導致工作曠職，雖然沒犯任何過錯，公司卻以此為理由解僱他。此後，詹益樺便開始在黨外雜誌社工作。

詹益樺在運動圈認識的第一個人是蔡海埔[9]，因為蔡海埔的五專同學金仔去金門當兵時，認識了豪爽不拘，或說不修邊幅的詹益樺。「阿撒普露」這個又臺式又日式的綽號，便是軍中同袍所取。退伍後，一群同年紀的朋友相互認識，聚會聊天、喝酒、打麻將、找工作，如同一般年輕人的交往，直到蔡海埔念了研究所，透過朋友介紹進入黨外雜誌工作，參與民主運動。當時的詹益樺還在做一般工作，某次有一空檔，被一起找去包圍臺電大樓的反核運動，那是他第一個參與的運動。

Ｃ當時也是蔡海埔一群人的其中一員。有一段時間，金仔在士林租了個辦公室，Ｃ還在念插班，住在樓上，詹益樺三不五時會跑去聊一些五四三。當時Ｃ最大的感受是，詹益樺講話不大敢直視對方，比較害羞。詹益樺自焚後，Ｃ從《阿樺》書裡看到對詹益樺的第三者敘述，有一段讓他深深震撼。

那是在鄭南榕雜誌社開會的一次，詹益樺因對程序問題有所質疑，不斷發言表示意見，但這和Ｃ所認識的詹益樺判若兩人。踏入運動圈前，詹益樺的個性並不衝動，有點沒自信，也不善於表達，意見不同時並不會急於說服另一方。Ｃ認為機場事件是很重要的轉折，詹益樺無緣無故遭受毆打，因此失去工作，沒了穩定收入和穩定住處；做為一個男性，心境上勢必有很大的轉變，自此積極參與運動的力量，也許來自憤怒。

詹益樺參與民主運動的四年中，有三年都待在高雄跟著戴振耀做農民運動。當時他厭倦了在臺北許多人只高談闊論的環境，便在蔡有全的介紹下，到高雄農權會跟著戴振耀一起做農運、地方組織。此後，舉凡大樹、旗山、美濃、六龜、甲仙、阿蓮、路竹、梓官、彌陀、橋頭、岡山等地的運動人脈與環境，戴振耀都介紹給詹益樺認識。在他眼中，詹益樺有無比的熱情，也許出身底層的緣故，對勞工、農民有很深的同情。

當時，曾有農民問到底詹益樺拿了多少錢，才會如此地付出、幫忙，但其實農權會給不了詹益樺什麼錢。在高雄的日子，有夥伴的地方吃飯不成問題，不管是戴振耀家或誰家，都能多一副碗筷，但要有多餘的薪資極其困難，彼時農權會運作的部分經費，甚至是來自鄭南榕的贊助。當時戴振耀家裡的經濟狀況也不很好，夏天時住處炎熱，詹益樺便弄了一臺冷氣回去並安裝好，向戴振耀說那是撿大寮區有人不要的，但其實是他自己掏錢買的二手貨。當時的臺灣尚無健保，詹益樺的經濟狀況，是連牙痛都沒錢治療的程度。

農運工作並不全然順利，大多數時候，詹益樺其實使不上太大的力，反而常常面臨兩邊不是人的困境。某種程度來說，詹益樺比較像是志工，志願幫農民處理事務，協助戴振耀一起訓練農民。但在高雄的日子快樂也踏實，他曾向農夫蘇水印說過：「在臺北，一天到晚跟豬在一起。還是這裡比較好。」[10]也許是踏實的感覺，也許是農村與農村的人們，讓彼時的詹益樺有家的歸屬感，生前甚至交代希望骨灰能安放在甲仙他很喜愛的一處美麗地方。遺留蘇水印家中的書上，詹益樺筆記著：「人的生存分成兩條路去應付這世界。一條是現實上。另一條是心靈上。」[11]此階段的詹益樺，似乎已開始不斷地思考些什麼，面對國民黨他已不謾罵，甚至是轉而提出事實根據與人討論。

一九八九年鄭南榕自焚，詹益樺聽到這個消息後便衝回臺北，但不管是臺北或高雄的友人，同時都感受到他神情與想法極度不同，這期間甚至不斷地觀看韓國學生自焚後跳樓的錄影帶。[12]事實上，這不是他第一次接觸韓國激烈的社會運動。一九八七年，戴振耀被ＵＲＭ派往韓國和當地農民生活、交流，遇上的議題是韓國農民抗爭美牛的進口開放，不僅目睹南韓運動者和警察街頭的激烈對峙，也目睹了有人跳樓抗議，這些都是戴振耀回國後，曾一起和詹益樺討論交流的韓國經驗。

自焚者詹益樺

一九八七年，獨派的白色恐怖受難者組成「臺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在成立大會上，因蔡有全和許曹德把臺灣獨立列入章程，致使兩人被捕，此後「許蔡救援會」成立，巡迴全國向人民遊行、演講，但政治受難者在臺灣社會一向邊緣，缺人手，缺經費。後來鄭南榕贊助經費，詹益樺等幾人也被推薦加入，成為全職志工。當時社會對臺獨相關的一切仍風聲鶴唳，詹益樺等人被分配到以黃坤能為首的先遣小組，負責先到全臺各地場勘路線，評估安全風險、計算時間。全臺巡迴結束後，詹益樺便到高雄做農運，偶爾才與黃坤能等人相找。

一九八九年四月鄭南榕自焚後，詹益樺再度拜訪黃坤能等幾人，希望協助他進行自焚計畫──出殯當天，他將跟著鄭南榕的出殯隊伍，看何時被國民黨的鎮暴部隊阻擋，便在那時點火向前撲去，也將丟擲手上的聖經，向時任統治者的李登輝表示抗議，因為他身為基督徒卻行不公義。當時鄭南榕治喪委員會規劃的出殯路線，原先沒有經過總統府前，但這讓基層黨工十分不滿，認為這樣無法展示出鄭南榕殉道如此悲壯的臺灣人精神，經過反彈與協調後，才確定隊伍會繞過總統府前。最後，詹益樺也在總統府前殉道了。

在第一次找黃坤能等人時，詹益樺早已做好將汽油穿戴身上的救生衣，那是他謊騙裁縫師身體痠痛，要將熬煮的中藥穿戴身上製成的。從訴說計畫到真正自焚之間的日子並不短暫，身為朋友，黃坤能等人第一個反應動作當然是多次勸退，但詹益樺的回覆卻是你們身為我的好朋友、好兄弟，不必相勸，幫我完成就好。事後許多人得知自焚計畫是有人協助，都極不能諒解，為何不能互拉一把，要讓夥伴如此失去生命，但對黃坤能等人而言，這件事情關乎生死，一旦消息走漏，等於逼著詹益樺必須自焚，甚至與詹益樺碰面時，也沒人問得出到底有沒有要自焚這樣的問題。

有一個歷史的插曲是，黃坤能當時請了一些弟兄，預先準備著汽油彈，內心想著萬一詹益樺真的自焚，便能提升抗爭強度，不至於讓鄭南榕和詹益樺兩人就這樣失去生命。但黃坤能當時並沒有對這些弟兄說出詹益樺的自焚計畫，只是汽油彈的消息最後走漏風聲，被迫放棄。

詹益樺回到高雄後，本來不修邊幅的他，一反常態地刮淨鬍子，穿上體面衣著，陸續向高雄的友人們不表明用意地告別，甚至向戴振耀的父親說了「阿伯我以後不能再來給你看了」的反常話語。等到眾人發覺有異，彼此詢問，才知道詹益樺早已向大家一一告別，搭上回臺北的夜車。詹益樺說，不想拖累大家，因此決定了要離開農權會。

自焚前一夜，詹益樺回到現今新北投捷運站附近的日式舊宿舍，那裡是蔡有全夫妻彼時的住處，隔壁住著蔡海埔。因為地板是傳統日式榻榻米，打地鋪即可休憩，詹益樺回臺北時多在此借宿。彼時，眾人密集討論出殯細節，直到深夜才散去。在比原訂出發時間更早的凌晨，有人敲了蔡海埔的門，但蔡海埔沒有及時應門，只想說應該沒什麼能再討論的了，等到開門時，只見詹益樺剛好轉出那條平日只有郵差送信會來的巷子。後來的出殯隊伍中，蔡海埔與友人怕詹益樺會像五二○農運時有較衝的舉動，所以一路保持著四、五公尺距離跟著，直到總統府前的臺北賓館區域，因早被軍警圍了起來，無法前進，兩人心想應該不會再有事情，才坐下歇息。不久後，總統府前冒出了陣陣濃煙。

在詹益樺走出巷子後，因為怕汽油味過於濃厚而被發現，事先安排了友人鄭遷生騎著機車，帶他前往士林廢河道的出殯集合點。到現場後，照著原先要求，詹益樺被安插到隊伍最前方的政治受難者組別，幾個年輕弟兄以鄭遷生為首，在詹益樺周圍保護著他，以免汽油衣被軍警或民進黨人員發現。那天綿綿細雨，從接到任務到看著詹益樺被火著燒的皮膚不斷掀開，事先知情的弟兄，也只能不斷傷心與流淚。

詹益樺的自焚也讓歷史往另一個方向走去。其實，當天街頭運動的基層黨工們有許多的單線規畫，行動代號是「風火山林」。在我訪問到的兩線中，其中一線是護送黑名單陳婉真闖關回臺，另一線則是由基層黨工廖耀松運送為數不少的棉被，準備在總統府前讓群眾能跨過鐵絲網與拒馬，如二十多年後的三一八運動。當天在詹益樺著火後，之所以有人拿出棉被試圖滅火，便是由此而來。當時線與線之間並不清楚彼此的任務，也不知道誰被分配任務，那年代必須如此分配任務，以躲過國民黨政府的阻攔查緝。

詹益樺的自焚，是戴振耀這輩子哭得最慘的兩次之一，上一次是他因美麗島事件被捕坐牢，林義雄的母親與女兒被謀殺的時候。抵達臺大醫院太平間，戴振耀協助脫下來詹益樺的外衣，裡頭有神愛世人四個字，皮夾裡頭除了一張五百塊的紙鈔，便是蔡有全和邱義仁的照片。戴振耀恍然大悟，因為不久前阿樺曾支支吾吾，含糊地向他要自己的照片，但自己堅持如果詹益樺不說清楚，就不給他。

三個人三張照片，都是詹益樺進入運動後產生重大影響的人。蔡有全是帶領詹益樺進入基督教信仰，也是被詹益樺視為大哥的思想引領者，邱義仁則是讓他崇拜其組織運動能力並學習的對象，因為詹益樺相信，如果能有效地組織農民，才能更有效幫助農民。至於戴振耀，則是他運動中相處最久的夥伴。

三十二歲的年輕人就這樣犧牲了生命，真的有價值嗎？我曾這樣向戴振耀發問。他說，也許詹益樺的理想在世時無法實現，但自焚表達了他對鄉土的激勵，也因為他的行動、思想是對臺灣的疼惜，也許就有了價值吧？有時候一輩子到老，沒什麼病痛，也不一定就比較有價值。曾經，戴振耀夢過詹益樺，但他卻是憂鬱的臉龐，想表達卻又無法表達出來。如果能再夢到一次詹益樺，戴振耀想跟他說，以後做事前要跟他先商量一下，不要那麼不信任他啊！

對蔡海埔也是。至今，蔡海埔仍無法諒解自己的是，如果詹益樺不認識自己，沒踏入民主運動，是否就不會造成這個遺憾？還有許多詹益樺生前一一告別的好友，事後幾乎都回想著，如果自己能及時攔住詹益樺，是否就不會發生這樣的憾事。

戴振耀希望，別再有人效仿詹益樺走向殉道的路。

注釋（本篇除編注外，皆為原注）
[1] 本文中詹益樺所寫的文字皆來自於《臺灣建國烈士──詹益樺專輯》一書與《時代雜誌》二七七期。
[2] 編注：鄭南榕（一九四七～一九八九），出生於臺北，就讀臺大哲學系時因拒修國父思想放棄畢業證書，一九八一年開始幫黨外雜誌寫稿，一九八四年創辦《自由時代周刊》，一九八七年發起二二八和平促進會，雜誌共出版了三百零二期，五年八個月中創下被查禁與停刊最多次的紀錄。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因雜誌刊登臺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收到涉嫌叛亂的傳票，隔年四月七日，面對軍警重重包圍，堅持百分百言論自由理念的鄭南榕，在自囚七十一天後，在總編輯室自焚身亡。
[3] 陳博廣，〈避免鄭南榕出殯隊伍失控　北區部隊武裝待命〉，《自立晚報》，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
[4] 江松青，《進步時代周刊》二七七期，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頁六八。
[5] 陳金章，〈詹益樺背上著火……高喊：卡緊把火打熄！〉，《聯合報》，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
[6] 張俊宏主編，《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臺北：南方叢書出版社，一九八九）。
[7] 鄭肇基，《進步時代周刊》二七七期，頁五。
[8] 國語的「沾醬油」，短暫停留之意。
[9] 〈永遠的「阿撒普路」〉一文作者，收錄於曾心儀編著《阿樺》一書。
[10] 曾心儀編著，《阿樺》（臺北縣：曾心儀自費出版，一九八九），頁五四。
[11] 曾心儀編著，《阿樺》（臺北縣：曾心儀自費出版，一九八九），頁五四。

※ 本文摘自《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卷四》，原篇名為〈詹益樺：那一天，阿撒普露〉，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