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伊恩.布魯瑪;譯/鄭明宜、周如怡

從足球比賽往往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狀態,在歐洲國家尤其如此。二○○六年世界盃足球賽在德國開打。法國足球名將席丹在冠軍戰的一記頭槌讓人印象深刻,但更讓人難忘的是德國人在這場比賽中忘情展露的愛國情操。在這之前,德國人總是小心翼翼,不隨意對世界上其他國家面前揮舞任何象徵自己國家的東西。原因我們大家都知道。但這一回,整體氣氛非常友善,沒有人覺得他們不懷好意。雖然德國隊在二○○六年沒有奪得冠軍,但這一回德國人似乎是以身為德國人為榮。

這次世界盃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大家似乎不介意德國人獲勝。從前,假如你是荷蘭人、法國人、捷克人或波蘭人,輸給德國人就像是整個國家再一次被侵略一樣;偶爾要是踢贏了德國,便舉國歡慶,像是報復成功一樣。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超過半個世紀之際,這種心結也終於消逝了。德國隊最好的兩名球員甚至是在波蘭出生的。

雖然歷史所造成的傷口有些仍然尚未痊癒,但眾人態度的轉變,大概是因為歷史淡出了記憶。但我認為這回事情不只是如此。我在一九九四年寫作這本《罪惡感的代價》時,大家對德國仍然十分恐懼、不信任。身為歐洲經濟火車頭的德國才剛統一,在德勒斯登、萊比錫、柏林的大街上,大家歡欣鼓舞,高喊著:「我們是一家人。」對那些記憶猶新的人來說,這實在是個好兆頭,對德國人來說,更是如此。德國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鈞特.葛拉斯(Günter Grass)在一九八九年的名言,說對奧許維茲集中營的記憶已經讓德國永遠分裂,這種自我鞭笞在二○○六年聽來更是荒謬的。戰後德國一直是歐洲好公民,數十年來安分地參與歐洲各大組織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從不惹麻煩。要是德國的鄰居們仍然無法信任這一輩戰後才出生的德國人,就顯得心胸狹窄了。但是這些鄰近國家之所以比較信任德國,主要是因為德國人也在掙扎中,慢慢學會多信任自己一些。

在西德,小說家、歷史學家、記者、教師、政治人物、電影人早就檢討過德國近代史中的種種獸行,有時或許極端,但他們大多數都非常坦誠公開。大部分的德國小學生都很清楚自己國家醜惡的過去,說真的,他們接收的資訊之多,讓有些小孩抱怨學校一直強迫灌輸太多資訊。雖然在二十一世紀的德國,偶爾還是會有公眾人物對戰爭發表不恰當的評論,但很快就有人出面指正。

對德國人來說,世界大戰不是可以隨便拿來開玩笑的,戰爭本來就不是兒戲。不過瑞士猶太裔導演的喜劇電影《我的元首:關於阿道夫希特勒的真相》在二○○八年造成轟動,這或許也是正面的轉變──自嘲總比自我懲罰好多了。大體來說,德國人算是能夠勇於面對這段人類最黑暗的歷史了。

不大敢說日本人也能勇於面對過去,為什麼?二○○二年日本也和韓國一起主辦了世界盃足球賽。日本隊的球員個個年輕時髦,年輕一輩的日本人也和四年後的德國人一樣,大肆慶祝本國球隊意外獲勝。但是韓國以及其他日本鄰國仍然對日本充滿不信任。雖然這些揮舞著國旗的日本年輕人看起來不像是好戰分子(他們腦中甚至根本沒有歷史,這正是問題之一),但他們在政府及大眾傳媒任職的某些長輩,至今仍針對日本戰爭做出令人「不安」的發言,這還只是客氣的說法。保守派的日本總理每年仍然會前往參拜正式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我們還是會聽到辯護、否認戰爭罪行的言論。有太多位居要職的日本人顯然沒有真正面對世界大戰。

亞洲戰場的狀況血腥慘烈:南京大屠殺、馬尼拉屠城、泰緬公路上工作至死的囚犯、從新加坡到蘇門答臘的恐怖戰犯營,以及幾百萬戰死的中國人,這些都在亞洲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傷口。但日本和德國不一樣,他們並沒有出於意識形態,就認為某些民族沒有生存的權利,而有計畫的摧毀這些民族的男女老幼。對日本來說,承認戰爭過去應該是比德國容易才對。

但或許正是因為如此,讓日本人更難面對自己的過去。第三帝國瓦解之後,除了極少數的偏激分子,沒有幾個德國人能夠接受猶太大屠殺是合理的,更別說為此感到驕傲了。一九五零年代普遍的說法是「我們當時並不知情」,到了一九六零年代,在年輕一輩的德國人眼中,這種說法是恬不知恥。有計畫的種族滅絕行動是天大的罪過,沒有什麼好推託的。

日本人從來沒有達成像這樣的共識。右派民族主義者的立場是,日本沒有進行種族滅絕,所以根本不需要為戰爭感到愧疚。在他們看來,這場戰爭和其他戰爭並沒有什麼不一樣。沒錯,這場仗是打得血腥,但史上哪個偉大的國家沒有進行過血腥的戰役呢?更何況,太平洋戰爭對抗的是西方帝國主義者,這是一場合情合理、甚至神聖的亞洲解放戰。

然而在戰後的一九四零年代末期及一九五零年代,很少有日本人抱持這種想法。在大多數的德國人還在努力試著把戰爭拋在腦後時,日本小說家和電影人在戰後初期就開始談論軍國主義的恐怖。他們的作品在今天看來非常的誠實,但這樣的坦誠在二○○九年就不復見了。在年輕族群閱讀的通俗漫畫中,日本軍人及神風特攻隊的英勇事蹟被大加讚揚,而中國人和他們的西方盟友則被描繪成危險的好戰分子。二○○八年,日本航空自衛隊幕僚長說,日本當年是因為被中國和美國設計才參戰的。

為什麼會這樣?許多人認為這應該是和文化有關。東方人對於羞恥的事情,不是絕口不提、就是否認到底,最後不了了之。我當初在寫作本書時反駁了這種說法,今天我的立場還是沒有改變。和日本人相比,德國人的道德感並沒有特別崇高,罪惡感和羞恥心也沒有特別強烈。從前在德國,丟臉的事也是大家避之唯恐不及,不願意談的。

關鍵在於,日本人時至今日仍然糾結於早在數十年前就該被解決的歷史因素。而這些問題之所以沒有解決,是因為政治因素,與日本文化無關。這都得回溯到當年美國麥克阿瑟將軍在戰後為了方便改造日本,實施了由美國司法官在一九四六年所寫的和平憲法,對日本皇室的戰爭責任不予追究。

德國第三帝國的瓦解結束了一個歷史時代。相反的,在戰後的日本,即便是由盟軍接管,實施了更為民主的新憲法,天皇甚至也不再具有神聖的地位,但日本仍然是由幾乎和戰時一樣的官僚和政治菁英統治。由於日本沒有類似於德國的納粹黨,也沒有類似希特勒的統帥,因此日本的軍國主義被歸咎於封建文化以及武士道精神。正如同我們不該給戒了酒的人沾一滴酒,美國對日本的改造也從憲法體制上根本著手,禁止日本使用武力、擁有軍隊。從此之後,日本的安全就由美國負責。

雖然大部分的日本人都樂於免除軍事責任,原本的憲法也被刻意模糊,讓日本可以擁有自衛隊,但一些保守派人士仍然覺得被羞辱了,畢竟他們的國家主權的確是被侵犯了。因此對他們來說,大至盟軍的東京審判,小至左派教師和知識分子對日本戰爭作為的批評,都讓他們聯想到主權被侵犯。「進步的」日本人越是用過去戰爭的殘酷來警告世人不要悖離和平主義,右派政治家和支持者就越是要站出來捍衛日本所發動的戰爭。

換言之,從一開始大家對歷史的看法就已經政治化、兩極化了。為了緩和和平憲法主義者和改革者之間的衝突,引發了一九五零年代日本的政治風暴,而保守派的主流分子刻意把民眾的焦點從戰爭和政治轉移到經濟發展上。

這個做法大致上很成功。日本越來越富裕,在保守的自民黨長期一黨執政下,雖然壓抑卻也穩定。但歷史的陰影卻仍然揮之不去。自民黨內部右派的民族主義者仍然對日本在戰後受到的處置感到不滿。那些穿著卡其軍服坐在插滿國旗的卡車上、大聲放送戰時軍歌的的暴力青年們,他們大聲叫囂,所要表達的正是這樣的情緒,這和二○○二年世界盃足球賽球迷的心情大不相同。

過去幾十年來,沙文主義保守派的反動觀點,從中學教育到天皇的地位,一直受到和他們的教條化程度不相上下的日本左派所牽制。馬克思主義在教師聯盟和學術界中廣為接受。一九九零年代早期蘇聯崩解之後,馬克思主義在世界各地的影響力式微,日本也不能倖免;而此時毛主席以及柬埔寨共產黨主席波布(Pol Pot)種族屠殺的暴行也廣為人知。

共產主義的瓦解在美國帶來了新保守主義的興起(時間或許不長),但日本的左派就沒有這麼幸運了。日本的左派原本在一黨專制的體制下就是弱勢,本身更因為教條化而缺乏公信力。蘇聯瓦解後,日本左派不僅是勢力消退,而且完全崩潰。這讓為戰爭辯護的右派民族主義分子大為得勢,連向來以進步思想著稱的東京大學都被攻城掠地。許多委員會起而「改革」歷史課綱,將歷史課本中所有抵觸愛國情操的歷史事實全數刪除。

日本年輕人並沒有反對這些對國家的阿諛奉承。這或許是因為他們已經厭倦了生活中只有金錢與物質目標,或許是不想要再背負罪惡感,或許是出於無知,但更有可能是以上三者皆是。中國的崛起令日本不安,中國領導人長久以來更是一直利用日本的戰爭罪行進行政治敲詐,這都激起了日本人的愛國情操,讓他們寧願不去正視過去的歷史事實。

《罪惡感的代價》出版之後,我一度以為事情有了正面的進展。自民黨的一黨專制被社會主義首相村山富市領軍的自由偏左政黨聯盟所取代,這是一九五五年後頭一遭。這位紳士上任不久,就在太平洋戰爭五十週年紀念日,為日本的戰爭罪行向世人道歉。

許多日本人都很支持村山的做法。他明確地駁斥日本的戰爭行為,這必定可以讓日本更容易與各國討論日本的安全問題,同時用理性的方式修改憲法。但要讓日本揮別戰後秩序還是太早了。村山無法在政治情勢上做出任何改變。到了一九九六年自民黨又重新上台,憲法問題沒有解決,對歷史的辯論仍然充斥各種政治意識形態。事實上,根本沒有所謂的辯論可言,不過都是各種右傾的政治宣傳。

在細數了德日兩國的種種差異之後,讀者大概會以為我的書在德國會比較受歡迎。事實恰好相反。本書不但在日本銷量較佳,也受到比較多推崇。我只能猜測箇中原因。日本人喜歡別人把他們和德國人類比:有效率、乾淨、勤奮、有紀律等等。但戰後的德國致力於成為自由進步的西方社會中的模範生,並不喜歡和日本相提並論。畢竟日本早在戰前就因為武士道精神,而被推崇為所謂「東方的德國」,真是不提也罷。

不過,假如我的猜測是對的,這就表示這兩個國家處理歷史記憶的差異,更多是出於政治原因而非文化因素,德國人不願與日本相提並論的情愫更是其次。但若要說文化因素無足輕重卻也太過天真,畢竟人類並非都是從同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歷史也證明了這種看法十分危險。不過假如因此就認定文化差異是絕對的,也就是理論學者所謂的「本質化」,也同樣錯誤而且危險。

我寫作這本書,部分是因為想要驗證這些立場,想要明白類似的創傷是如何影響了兩個非常不一樣的民族。在開始動筆前,我的直覺,也可以說是偏見,是不同文化對類似情境的反應會十分相似。整體來說,日本人和德國人採取了很不一樣的做法。但無論是在戰爭期間或是戰後,兩德與日本的情境本來就非常不同。時至今日,兩國之間的歧異仍然存在。

※ 本文摘自《罪惡感的代價》為二○○九年版所寫的序言,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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