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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戴伯芬

系所評鑑準備工作包含評鑑報告書寫、評鑑訪視演練以及評鑑訪視三部分。雖然評鑑機構鼓勵各系所發展特色,評鑑報告內容仍依循制式的標準,學校提供動輒數百頁(含佐證資料)的報告來滿足評鑑的要求。資源較多的學校為了應付瑣碎的評鑑行政,索性外包公關公司來執行。現開設公關公司的 W20 回憶當時接到某系所評鑑外包案的經驗,她形容當時的教授像「一群牛」,拖都拖不動,不可能要求他們配合系所評鑑作業,是學校不得不外包公關公司的原因之一。她的策略是想盡辦法提供評鑑委員賓至如歸的服務,她說:

比方說我今天是教育部的評審委員,我要抵達 T 城市的時候,到 T 火車站,外面就有人來接你,送你去五星級飯店,帶你晚上去吃飯這樣⋯⋯就是會把整個過程照顧得很好,讓你覺得這個學校真的很不錯⋯⋯委員進學校的時候,竟然紅地毯鋪到大樓去,真的走火入魔了⋯⋯在健康學院,所以委員去的時候,就請學生做養生餐,為了展示學生的教學成果,學生會去幫評審委員抓龍(按摩),哈哈哈⋯⋯又有按摩,又有護膚美容養生,再做一下消除疲勞之類的,幾乎變成一場商業的體驗秀,所以評審委員當然覺得很爽。

這個評鑑外包的案件意外引發當時學界的好評,被視為應付評鑑制度的典範,吸引許多周邊學校跑來觀摩,製造出因應評鑑制度的學術服務業。在績效主義引導下,評鑑制度非預期地引發大學的各種亂象。大學是封閉的自治官僚組織,日本社會學家吉見俊哉(2016:141)曾形容其為「封建莊園」,難以回應外在社會環境的變化。解嚴之後大專校院過度擴張,再加上少子女化的生源緊縮危機,原本教育部希望透過高等教育評鑑制度做為退場機制,回應教學品質的要求,反而成為獨尊 SSCI 的研究機構(反思會議工作小組2005;周祝瑛、胡祝惠 2011),在大學行政體系引入商業公關手法之後,甚至淪為迎合評鑑官僚喜好的展演,引發各種批判聲浪(戴伯芬、林宗弘 2015)。

資淺的新進教師經常成為系所評鑑工作的主力,剛回國任教的 W30 回憶當時一進入學校,不明就裡即開始應付系所評鑑的狀況:

評鑑,我覺得那很神經病,就是神經,那些都是假的,都是我們幫忙簽名,因為學生都沒來嘛!我們就是要簽一堆,做些假資料,然後給委員看,然後為了搞評鑑,好像那一個禮拜都很恐怖喔!都加班到一、兩點,兩、三點,有人就睡在那邊的,就是不能走。

W15 回國找到教職後,突然碰到第一週期評鑑,對臺灣教育界感到高度失望,她說:

真的每天在問自己說我在幹麼?你已經看到學校變得很奇怪,沒有人在談教育⋯⋯系所評鑑就是教育部官員會來,會有舞龍舞獅招待的那種,哈哈! ⋯⋯會有公關天使,穿得很像國際典禮十二金釵。

留學回國的助理教授 W03 也提到第一次評鑑讓她感到失去專業的尊嚴,她說:

醫學院不是都一大堆的評鑑,就是有評鑑委員去那個,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們還要在門口等,還一群人幫他撐傘,跟著評鑑委員。我就一個疑問是我到底是誰,我到底在幹麼?就是你學校的小咖,有些時候,至少自己有些專業。

幾位留學歸國的年輕學者除了要應付評鑑行政之外,也對於臺灣高等教育評鑑制度的目的與操作方式充滿疑惑。新進年輕學者在評鑑制度下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尚未瞭解系所運作方式即被迫準備評鑑行政。而個案 W03、W15 則反映了女性學者對於陽剛的評鑑官僚體制感到疑惑,這套制度不但違反性別平等教育的專業理念,甚至損及知識分子的尊嚴。
另外,實作學門的教師也為應付評鑑的紙上作業要求感到不滿,教學已二十餘年的理工科講師 M07 直白地說:

那是詐騙集團,真的⋯⋯對教育一點幫助都沒有,無聊透頂,他來了要我們弄一堆資料,每次考試前三分之一、後面三分之一要交兩張考卷,然後還要佐證資料。我說我沒考試,都是動手做實驗,當場做完了就打分數。委員跟我講,那你可以照相啊!佐證資料!天啊!每次做實驗我還要照相,煩死了,無聊透頂。

工程系所評鑑由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執行。在專科學校教學已二十二年的理工科講師 M07 完全不理會評鑑,但由於他不斷發表教學創新,所以學校尊重他的專業能力,也未勉強他一定要改變教學方式。他認為技職體系教育以實作取向,目的在培養動手做的學生,但是在一套標準化考試的評量制度下被要求拍照佐證,檢視教學內容是否達到專業要求,已嚴重干預教師專業自主。學校雖然知道評鑑是一套造假,但是在教育部以評鑑做為退場的壓力下,也不得不接受,即使是具辦學理念的學校也只能配合演出。理工背景的助理教授 M21 認為:

學校有經營上的想法,一定要配合教育部怎樣⋯⋯事實上,不一定是這個樣子,學校經營得好不好,業界的認同跟教育部其實沒有關係,教育部說你的評鑑 100 分,你不一定招得到學生。

他認為學校因應評鑑制度的錯誤在於學校自身定位不清楚,未能讓家長與學生瞭解學生學習的目的,他說:

其實他不需要叫每個老師都在那邊做研究,發表 paper 這件事情對學校,我認為是沒有幫助的,但是你可以讓學校的定位清楚,讓家長知道是你的小孩送到這個學校來,他可能在品德教育上面、安全上,學校會幫你把小朋友顧好,你的小朋友不會學壞,小朋友有很好的環境,他不一定是最會念書的人,但是我們可以塑造成一個能夠思考,能夠知道他未來要幹什麼,能夠發揮他自己潛力那樣的學生。

面對第一週期評鑑時,在做為系所退場機制考核壓力下,各系所無不卯足全力因應。系所評鑑創造出評鑑委員對系所單向的權力關係,強化了學術官僚體系的威權管理模式,甚至出現回應評鑑的商業文化。應付評鑑的造假行為也成了教師道德危機的根源,除了年輕教師可能承受評鑑行政的壓力之外,人文教師還面對專業倫理的衝突,技職類教師則看到評鑑紙上作業弱化教師專業自主性,無法達到授業目的。

另一方面,在臺灣狹隘的學術環境下,評鑑制度往往受到人情壓力而無法呈現真正的事實。如W04提到在系所評鑑訪談時,評鑑委員與她的私下對話:

來校訪評的委員正好熟識,私下說我們系真的很爛。我問:「為什麼你認為我們系這麼爛還要放我們過關?如果沒過還有改善的可能。」評鑑委員回答:「因為⋯⋯他們手上握有一些權力!」

評鑑制度無法反映系所概況,即使評鑑委員看出系所真正的問題,考量到人情壓力與學術專業內的權力關係,也不見得願意如實反映,如 W04 所言:「這個虛假的評鑑制度根本無力對抗有權者的勢力。」

在學界巨大的反彈壓力下,教育部被迫改採取認證制,改變以系所評鑑做為大學退場機制,也不再公布系所評鑑的結果。由於系所評鑑不再做為退場指標,也不再對學校構成壓力,至此,評鑑制度流於形式化,失去監督系所改善教學品質的作用。

※ 本文摘自《學術這條路》,原篇名為〈系所評鑑的展演〉,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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