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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卡爾.紐波特;譯/蕭美惠

我在出版二○一六年的《Deep Work 深度工作力》一書之後發現,大家喜歡聽超級創作型的人躲到不受干擾的隱密處去創作傑出作品的故事。最受喜愛的故事之一是瑪雅.安傑盧(Maya Angelou)的寫作習慣。她在一九八三年一項訪談中揭露,當她寫作時,清晨五點半便起床,然後馬上躲到旅館房間,不受打擾地工作。「〔那是〕一個樸素的小房間,只有一張床,有時有一個臉盆,如果我找得到的話,」她說明。「我在房間裡備著一本字典,一本聖經,一疊卡片和一瓶雪莉酒。」在這隔離環境中安頓好了以後,她一直寫作到下午兩點,如果寫得很流暢,她就會持續寫到精疲力竭。寫好之後,她讀自己寫的東西,讓腦袋清醒,沖個澡,然後和她丈夫在晚餐前喝一杯。

當人們聽到瑪雅.安傑盧這樣的故事,很快便能接受不被打擾的專心有益於艱難的創作。可是我們一把這類型的努力轉換到辦公室場景,即使是最投入的生產力狂人也不會贊同帶著一瓶雪莉酒躲到髒兮兮的旅館,而專注與價值創造之間的連結,其重要性也逐漸消失。

舉例來說,不久之前,一名替矽谷某間新創公司撰寫技術白皮書的工程師跟我聯絡。這些報告寫起來很複雜,可是對於公司的行銷極為重要。那名工程師向我解釋,他很難執行自己的工作,因為這家新創公司全心接納過動蜂巢思維工作流。「如果你沒有馬上回應 Slack 的訊息,」他說,「你會被視為懶散,這很諷刺。」

受到我對這些議題所撰寫的文章啟發,這位工程師找公司執行長開了一次會。他簡潔說明注意力切換使認知表現降低的研究,並提出他擔憂持續的干擾妨害了他的工作。他明白,像安傑盧那樣完全隔離會造成問題,因為團隊裡的其他人時而需要跟他互動。他請教執行長他要如何盡可能為公司創造最多價值。「我一提出這個問題,」他告訴我,「事情已不言而喻,只為了比較好辦事而建議我把所有時間投入〔在回覆狀態〕,將會很荒謬。」

他們達成協議,他每天有四小時──工作時數的一半──可以處在不受干擾的狀態,另外一半則投入過動蜂巢思維工作流。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們設定每天早上兩小時、每天下午兩個小時,其他人聯絡不上這位工程師。執行長向該工程師的團隊說明這項新措施。「他們花了大約一星期去適應,之後就不成問題了。」他跟我說。結果,這名工程師的生產力大幅提升──負面影響則很少。真正令人意外的是,在這位工程師提出異議之前,沒有人曾經懷疑他們的工作方式是否真行得通。

本書前言提到的尼許.阿查亞的故事,是另一個公認專注思考對其職位很重要的例子,可是職場上的工作流讓他們幾乎不可能專心。直到阿查亞的電郵伺服器暫時掛掉,他才獲得可以用來構思團隊策略的「空格」。

新聞記者也有類似的錯配問題。不久前,我和一位剛成立媒體公司的大牌記者聊天。他感嘆說,他「被迫」不斷檢查推特(Twitter)才能確保自己沒有遺漏突發新聞──這項行為妨礙了他寫作優質新聞報導的效率及能力。我指出,他的辦公室多得是年輕、嫻熟科技的實習生,盼望跨入新聞專業的門檻。「找個人監看推特,如果有重大事情發生了便通知你,是不是比較合理的做法?」我問說。他從來沒想過這點──他一直認為某種程度的分心是經營事業的代價。

※ 本文摘自《沒有 Email 的世界》,原篇名為〈電子郵件不是工作〉,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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