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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翟翱;鏡文學授權提供

社會有其形狀,層層疊疊的網,篩掉某些想往上爬的人,同時有人自大小不一的孔洞間墜落——墜到最底粉碎時,人們一邊收拾自己,才一邊發現原來這就是社會具體的樣子。名為安全的網,卻總是有缺口的結構。

唐福睿曾是結構裡的人。法律系畢業的他,曾任律師五年,之後考上公費留學,赴美國加州藝術學院讀電影導演碩士學位。回台後,他拍了第一部長片《童話世界》(2022年上映),之後交出小說《最刑島》(後改名《八尺門的辯護人》),獲第二屆鏡文學百萬影視小說首獎,並將親自改編影集。

從律師轉創作,唐福睿不諱言過程很順利,「一方面我從小就有創作夢,學生時代會拿V8拍東西,一方面是因為有法律訓練。律師訓練其實有助創作,寫訴狀陳述事實很重要,必須在矛盾的資訊中盡力找出合理的說詞,然後將它寫得很真實很具說服力,再來是幫助我找資料與整理。」

「寫劇本甚至小說,都需要有條理,大眾化的故事尤其需要條理。」唐福睿點出一般人對創作抱持天馬行空的迷思。

從披著律師袍的人到持攝影機的人——還當了幾回拿筆的人,出入法律建構的的世界,唐福睿看見了結構,並且要其他人一起看見。唐福睿談創作的動力,「就是看見了有趣的事,心想啊居然是這樣,不能只有我知道。」把不被看見的,拍給你看。

看見了什麼?當過律師,卻總是在文字裡挑戰法律,是因為走過一遭才發現正義只能在虛構中實現嗎?唐福睿「哇」了一聲說:「你這個問題很好。」以虎口托著下巴沉思了一會,接著說:「理想跟現實當然有落差,但我不是鑽牛角尖的人,所以不會絕望。」

儘管如此,從《童話世界》到《八尺門的辯護人》,唐福睿持續塑造被現實絕殺又奮力一搏的律師主角。他曾在《童話世界》獲拍台北銀劇本獎的感言提到,「如果真實發生的事件都無法改變這個社會,那麼電影就該從那邊接手。」

照見現實不見之處

如何接手?唐福睿說:「要寫,就要寫最爭議的。」

首先是《童話世界》。電影劇本於2018年完成,聚焦補習班師生戀,探討法律體系中殘存的父權,「最初我想寫一個跟權勢性侵議題有關的作品,於是開始胡思亂想,想說那就來寫『法律三部曲』。接著,我想到死刑。」

「死刑存廢是法律系都碰到的議題,而且社會歧見很大。」於是我們迎來《八尺門的辯護人》——至今最直球對決死刑的本土創作,質問且撼動每一派人馬對死刑的立場。

小說講述基隆八尺門部落出身的阿美族律師佟寶駒,以公設辯護人身分為一起移工殺人案辯護——印尼漁工Abdul-Adl於八尺門持刀殺害前船長一家三口,包括一名幼兒。不幸的巧合是,被害者正是佟寶駒的族人。

背負鄉親的憤怒與新聞炒作,佟寶駒一度想放棄,接連遇到即將當法官的替代役男連晉平與印尼看護Leena;前者助攻,幫佟寶駒找出法律死角,後者擔任被告的印尼方言通譯。

一個奇妙的組合於焉誕生:年過五十的原住民公設辯護人與法官世家出身的替代役青年,加上篤信伊斯蘭,試圖從信仰中找尋自我的印尼少女。三個陌生人,三個族群,為一個不能發聲的異鄉人請命。

掙扎且迷人的角色

這組合看來突兀,卻有不得不的使命。唐福睿說自己創作最先想到角色,「讓角色在故事中對照,既衝突又相互成長。」佟寶駒跟連晉平的父執輩便是其一,前者背棄、逃離自己的出生地,才獲得相對不錯的社經地位,卻因不認同自己的原住民身分而掙扎;後者連晉平的爸爸是法官,還有一票法官叔伯,回家就坐擁法律男孩俱樂部,並且很輕易的晉身其中。

這樣的階級不對等,透過佟寶駒,便成為鏗鏘有力的陳詞:「一個人要有多幸運,才能像諸位一樣,坐在舒服的位置上,認定這世界十分溫柔,而我們擁有絕對的權力,對罪犯殘忍?」

然而,唐福睿說:「他們很不同,卻有相同要對抗的東西——父執輩加諸他們身上的。」佟寶駒面對的是父親那邊部落的不諒解,為什麼要幫一個殺死自己族人的外人辯護,為什麼不認同自己的出身;連晉平則要對抗「像父親一樣」的期待,要他乖乖順著法律男孩俱樂部指引,成為一樣平庸的優秀大人,「先是幻滅,而後成長。」

同樣來自印尼的Leena與Abdul-Adl也是一組對照,同樣漂流異鄉,卻面臨截然不同的命運。Leena或許是小說中最振奮人的角色,因為她是一個被喚醒的靈魂;從怯懦到堅毅,從對信仰動搖到藉由反省教義,獲得更強大的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一別總是被人拯救的女性角色,小說裡的Leena能夠自救——不用被男人,也不用被台灣人拯救,反倒看見了佟寶駒與連晉平都未能察覺的自我優越,「我想要有一個非台灣人角色在看著台灣人,帶出第三方的想法,從自我懷疑到長出自己的力量。」

小說還有許多組對照,其中最終極的,或許是書裡的角色與讀者。面對無力申辯的罪人,你會如何選擇?是轉頭檢視法律——思考他為何這樣?還是闔上書本關掉電視,讓他或她的遭遇留在小說或新聞裡。不過是又一個倒霉鬼,反正不是我,你告訴自己。

當小說不止於虛構

真是如此嗎?這關乎小說的創作起源。「構想階段我還在美國讀書,有次遇到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官員,他跟我提到台灣有所謂的黑戶寶寶——失聯移工所生子女。因為她曾處理領務,所以有這方面的經驗。這些黑戶寶寶總有一天會長大,也就是說會有更多不被看見的族群。」

據移民署統計,截至109年6月止,有超過5萬名失聯移工,其中生理女性有3萬多人。若其中三分之一女性懷孕,就有將近1萬名黑戶寶寶誕生。最近,失聯移工議題也因疫苗政策浮上檯面。

唐福睿表示,寫《八尺門的辯護人》時想到以前家裡的外籍看護,「我自認不是一個冷漠的人,回想起來卻完全不認識她。我們同在一個空間那麼久,卻完全不了解彼此。這讓我想,這會不會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如果是,會造成怎樣的後果?這便是《八尺門的辯護人》的終極叩問:一個無法幫自己辯護的人,一再落進台灣法律的未盡之處,除了被這個有缺漏的司法系統判死刑,還能如何?其中的諷刺是,那個不曾接住他的網,最終卻不放過他。

「最可怕的是,小說裡的案例真的有可能發生。」唐福睿說。不諳台灣法律系統與語言的移工,如果有犯罪嫌疑,將沒有資源也缺乏為自己發聲的能力,而這關係到台灣司法有所缺漏的通譯制度。

細心的讀者,很快就會發覺《八尺門的辯護人》的案例並不新鮮,其實有所本——1986年的湯英伸案。鄒族少年湯英伸被誘騙到台北工作,遭雇主扣留身分證,還被迫超時工作,酒後與雇主起衝突,殺死其一家三口,最終被判死刑。

這是唐福睿有意為之。他也讓小說提到本案與湯英伸案的相似,「三十多年,什麼都改變了,也什麼都沒變。那種對於殺戮的執著,依舊炙熱而濃烈。」

為什麼我們還需要重述一遍湯英伸的故事?答案便是唐福睿說的「這一切真的有可能發生。」小說之外,歷史也可能重演,打臉我們自詡的文明。因此,《八尺門的辯護人》看似講了一個戲劇化的故事,其實是台灣社會殘酷的回音。

不要只想說服讀者

我好奇,寫死刑,唐福睿是否在寫之前就有個人的價值判斷?「寫之前,我的立場就很清楚,反對死刑,但寫完反而不那麼肯定了。寫小說讓我可以整理想法,寫完更能感受死刑的艱難。而我同時自我要求,小說不能只是在捍衛自己的想法,要有其他見解,不要讓讀者覺得就是在看一部說服他的教科書。」

「我不想指責,而是讓各種聲音出現。」唐福睿說。

或因如此,《八尺門的辯護人》裡有一位堅定反對死刑的法務部長陳青雪,堪稱全書最複雜最迷人的角色。然而她不鄉愿也不濫情,只有她明白台灣該如何面對死刑的艱難。小說最後,她維護了自己相信的價值,並且成為小說最大爆點。

談到陳青雪,唐福睿說,「念法律的大多反對死刑,我想要找出其中的共通點,於是放在陳青雪身上。反對死刑,當然是理想化的東西,而法律是社會進步的下一個階段,引導我們走向更好的世界,直到所有人都可以被保護。只是這個過程,要如何運作?」

「不施霹靂手段,難顯菩薩心腸啊。」唐福睿如此形容這角色。

最後我問唐福睿,希望讀者看完這個故事,更相信法律還是更勇於質疑?「我希望能讓大家輕輕晃動腦袋裡的想法,哪怕只是心底有個很微弱的聲音說『或許我可以重新思考這件事。』這樣就夠了。」

「現實中法律永遠有盲點,但人們努力讓它接近完美,是那個讓它接近完美的衝動,讓我想探究死刑。」唐福睿撿起網破掉的地方,悉心修補,以文字接回現實。以免有人再次掉落,問起公理與正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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