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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阿部謹也;譯/陳國維

一百三十名哈梅恩孩童失蹤於一二八四年,這個時間幾乎和德人東向移民拓殖行動及農民移居運動的全盛期同一時間,因此可想而知,歷來有很多研究者都著眼在兩者間的關係,並試圖以此解開「孩童失蹤」之謎。

這方面的嘗試首先於一九四三年由德國民俗學家馬汀.威勒(Martin Wähler)展開,一九四八年又有沃夫岡.范恩提出了細緻且充滿魅力的理論;一九五五年以降則有漢斯.杜柏廷透過系譜學戮力探究。這些學說統稱為「德人東向移民拓殖說」。接著就讓我們先從迄今為止涵蓋最全面的范恩理論看起。

吹笛手的身份

范恩理論的核心人物是「吹笛手」。十六世紀以降,隨著傳說的改頭換面,「吹笛手」被描寫成惡魔般的存在;事實上在中世紀,「吹笛手」身為巡遊藝人(spielleute),不被允許進入教堂,簡言之就是被整個社會歧視排斥,只有在慶典的日子才勉強被允許登場。「吹笛手」的服裝也相當襤褸,遠遠望去就能清楚分辨。儘管如此,在呂訥堡手抄本登場、吹著笛子帶走孩童的男子卻穿著極其高貴的服裝,所有人都驚嘆於他的華美。如果「吹笛手」像我們所敘述的,是個不被社會待見的人物,那他理應不可能被稱讚「華美」,更不可能穿著高貴的服裝。另一方面,當時的巡遊藝人都留著短髮,可是時人評價的「華美」,都是以一頭及肩長髮為前提。

再者,當時的社會規定各種身分所能穿著的服裝顏色不同;農民和大部分市民通常只被允許穿灰色的服裝,猶太人則只能穿黃色服裝。就算是貴族,十三世紀時也不會穿著紅、綠、青色的服裝。范恩認為,這位「吹笛手」的服裝必然是多色組成的條紋模樣,不應該是「穿著極為高貴的服裝」。因此,這個人應該和一般印象中的「吹笛手」截然不同,而是扮演著某種其他角色的人物。

不管怎麼說,若要問在一二八四年左右擁有此等地位的「吹笛手」到底是做什麼的,這個問題的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什麼也沒做」。他並沒有任何屬於自己的初始動機,只是幫助某些有力人士推行活動罷了。

那麼,當時的哈梅恩是否有能夠使喚「吹笛手」的有力人士?范恩認為,這些人就是低階貴族與城市富裕的市民階級中誕生出來的產業主──「法律上的經紀人」(de iure lokator)。換句話說,「吹笛手」是實際承攬移民事務的經紀人,他受「法律上的經紀人」的上司、也就是東部領土諸侯貴族的請託,透過個人魅力驅策年輕人,帶他們前往位在遙遠的匈牙利地區,由歐洛慕奇主教布魯諾.馮.尚布爾克(Bruno von Schauenburg, 1205-1281)所開發的貴族拓殖地。因此,吹笛手所扮演的角色,其實是諸侯貴族的使者和宣傳員。

就這樣,領主貴族與吹笛手建立了緊密關係,共同推動移民拓殖事業;在日後傳說形成的過程中,這兩者結合為一,才產生了史料所描寫的「吹笛手」在服裝、髮型乃至於扮演角色上的矛盾與雙重特質。

集體結婚的背景

這兩者所推動的移民拓殖事業,於一二八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六十五對(一百三十名)青年男女在移民至東部前舉行的集體結婚儀式中達到了高潮。在中世紀,常常於教會曆的特定日子舉辦集體結婚;市民的結婚儀式通常會持續三天,在哈梅恩一般則是兩天。也就是說,從六月二十四日聖約翰祭這天開始的結婚儀式將持續至二十五日(星期日),接著在二十六日,也就是是聖約翰與保羅日集體動身,前往東部。

聖約翰祭是印度、日耳曼、亞利安部族點亮夏至燈火的節日,人們會在這一天加入公會、接納新市民、舉辦結婚典禮等等。在瑞典的好幾個峽谷,也把這一天當成是該年度所有新人的結婚紀念日。當哈梅恩的年輕人完成結婚儀式後,就穿過禁止舞樂之路,在「吹笛手」打頭陣下從東門走往山丘,在各各他一帶從父母的視野中消失,踏上前往遙遠外西凡尼亞的移民拓殖之旅。范恩於是認為,這只是當時隨處可見、移居東部的行動中規模稍稍大一點的罷了。

哈梅恩市的範圍橫跨威悉河兩岸,面積大約為三千公頃。可是就算到了現在,當中也還有三分之一是森林,因此耕地必定不甚充裕。如前所述,該市在十三世紀下半葉開始規劃城市建設,並在一二五○年左右擴張成幾近今日的最終型態。然而當地人口自十、十一世紀以來就不斷增加,一二七七年更加入了外來的移居者,一二八○年左右起人口再度急遽流入城市。

養活這些人口的哈梅恩經濟,主要是依附農業、半農半商的形式在運作。城市建設以前,哈梅恩的耕地上約有四百戶家庭,但到了一二五○年耕戶數已增加到七百至八百戶。相對於此,哈梅恩的總耕地(含耕地與菜園)面積為一千八百到一千九百公頃,剩下的是公有地。因此,每戶能分配到的土地只有一點五公頃不到。不只如此,農民與從事農耕的市民,實際上所擁有的土地只有小部分肥沃,大部分都是狹窄貧瘠,根本無法滿足所需。一二六○年,哈梅恩曾認真討論是否能在既有的村社內建立新的村莊,由於可見他們對土地的確切需求;不過這項計畫最後也因為土地不足,而沒有實現。

也如前述,哈梅恩的商人與高利貸業者自成一個階級,他們持有哈梅恩周邊所有森林,以及砍伐低矮樹枝做成薪柴的權利。不只如此,他們還不斷收購哈梅恩周邊的土地,導致眾多喪失土地的農民被迫移入市內。

這些沒有市民權的居民,在市內的生活條件並不寬裕。從手工業及零售商的情況來看,手工業者在一二七七年只有麵包店、肉店、紡織工三個同業公會,要到十四世紀中葉以後才增加至二十個。此外,這時也開始出現市內農民及其子弟經營手工業與零售業,將土地委託奴僕耕作的情況。但在十三世紀末這個時期,哈梅恩並不存在足以抵銷人口膨脹的經濟活動。

在這樣的背景下,哈梅恩陷入了慢性土地不足的困局。不只如此,他們也沒有可供開發的衛星城市(vorstadt)。一三一七年,哈梅恩以遠高於時價的價格(相當於四百頭牛)買下一座威悉河上兩公頃的小島,顯示這個城鎮的開發已經到了相當緊繃的程度。換句話說,哈梅恩下層民眾就算組織了新家庭,也很難獨立營生。在這種狀況下,用巧妙話術勸誘他們到東部組織獨立家庭、還可能獲得廣大土地的男子,就這樣出現在眾人眼前。

不只如此,將東方比喻為「流著奶和蜜的迦南地」,這樣的移居傳聞從很早以前就已在哈梅恩的民眾之間流傳。因此,接近適婚年齡、卻因土地財產不足無法組織家庭的年輕人,會因這些話而動心也不足為奇。

※ 本文摘自《哈梅恩的吹笛手》,原篇名為〈東向移民者的期望與現實〉,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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