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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歷史上的黃金十年:「寬容社會」成城市形象轉捩點

文/西蒙.詹金斯;譯/蔡耀緯

一九六○年代構成了倫敦歷史上一個不尋常的黃金時代,據說,大都會在這十年間擺脫了戰後的拘束時代,進入了「搖擺的」現代性。一九六○年,在一樁受到大幅報導的訴訟案中,倫敦一處法院拒絕了政府以猥褻為由,查禁 D.H.勞倫斯(D. H. Lawrence)的小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儘管該書長久以來始終在「暗中流通」。事件本身無足輕重,但它釋放出一波涵蓋了社會與文化行為的自由化,開啟了支持者與反對者一致稱呼的「寬容社會」(permissive society)。倫敦的全球形象轉變了。

一年後,避孕藥引進,一開始「僅供妻子們在處方下服用」。一九六四年,經過十三年保守黨統治之後,工黨政府再次當選,戰後年代最激進的一位內政大臣——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上任。不到一年,死刑執行和「笞刑」體罰就終止了。一九六七年,大不列顛加入了多數為北歐國家的一小群國家行列,將同性戀行為合法化。妊娠二十八週之內的墮胎也獲得准許。一九六九年,分居兩年後離婚也得到允許。由宮務大臣實施的戲劇審查也宣告廢止。

儘管改革在多數情況下並不完整,它卻對一座首都城市開放且流動的社會產生了立即影響。

同志酒吧和藝穗劇場(fringe theatre)蓬勃發展。幾乎每個週末都有某種示威或遊行。音樂劇《毛髮》(Hair)的裸露場面,在一九六七年引發了軒然大波。披頭四(Beatles)從利物浦來到倫敦,他們的第一首暢銷單曲〈愛我吧〉(Love Me Do)在一九六二年發行,披頭四狂熱傳遍全球。身穿羊絨的「摩斯族」(Mods)與身穿皮衣的「搖滾客」展開了造型戰爭,有時演變成街頭實戰。當時由我接待著參觀倫敦的美國人,對女孩裙子之短、以及同性伴侶在街頭牽手的景象都大感驚奇。

一九六六年,法蘭克.克里克洛(Frank Crichlow)開在波多貝羅路(Portobello Road)旁的紅樹林(Mangrove)餐廳,組織了第一次諾丁丘嘉年華,熱鬧地召喚了倫敦的西印度文化,從此成為年度盛事。

倫敦的人口開始變動,城市既有的群落也跟著改變。服裝業避開了龐德街和攝政街,移殖於瑪麗.官(Mary Quant)的國王路和約翰.史蒂芬(John Stephen)的卡納比街(Carnaby Street)。劇場跨出了西區,來到伊斯林頓的國王頭(King’s Head)等酒吧。多半局限於傳統爵士樂的夜總會場景,迸發成迪斯可舞廳,從公園巷的馬鞍房(Saddle Room),到兩千名「扭扭舞者」夜夜擠滿漢默史密斯宮(Hammersmith Palais)。西倫敦人在紅磚巷(Brick Lane)發現孟加拉咖啡館,在萊姆豪斯發現中國餐廳。餐酒館和咖啡吧搶走了傳統酒館的生意,它們顯然分成大眾酒吧、沙龍和私人酒吧三種。

詹金斯改革構成了戰後國家與新世代倫敦人之間的某種協定。自二戰以來似乎在文化上落得敬畏紐約和巴黎的這座城市,如今活過來了。市場對於消除文化與社會障礙、以及創意能量釋放做出了回應。時尚雜誌和彩頁副刊大行其道。倫敦這時受到《春光乍現》(Blow Up)、《風流奇男子》(Alfie)、《親愛的》(Darling)等邪典電影頌揚,它們指涉性、階級或戰爭,再也不像伊林喜劇片那樣假正經。

一群咄咄逼人的小說家和劇作家興起,稱為「憤怒青年」(angry young men),成員包括阿諾.韋斯克(Arnold Wesker)、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大衛.斯多瑞(David Storey)、哈羅德.品特(Harold Pinter)和約翰.奧斯本(John Osborne)等人。女性則以謝拉芙.德蘭妮(Shelagh Delaney)和導演瓊.利特伍德(Joan Littlewood)為代表。觀看利特伍德在斯特拉福東劇院(Stratford East theatre)執導的演出,是令人興奮的異國之旅,特別是在一九七○年觀看《投影儀》(The Projector),該劇重演了十八世紀針對倫敦房地產發展的抨擊。倫敦社交季的概念則呈現出新的特質,自一九五九年起,核裁軍運動(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每年都舉辦遊行,從奧爾德瑪斯頓(Aldermaston)走到特拉法加廣場。

一九六六年,美國《時代》雜誌來到倫敦,自命不凡地宣告倫敦是個「搖擺的城市」。該市青年如今自成一個「階級」,正在擺脫這座首都的「自鳴得意,以及往往隨著特權標籤而去的大部分趾高氣昂」。它反倒正在呈現一種「完全不見於紐約的愜意和社會階層混合」。這樣的讚賞令倫敦興高采烈,彷彿它贏得了城市競賽的奧斯卡獎。

倫敦的地主們展開了一項當時看來極為艱鉅的行動。他們遵守一九五○年代的清淨空氣法令,開始清洗這時仍然鋪天蓋地的黑色建築,恢復它們的色彩。一整個全新的城市以暗紅色、粉杏色、灰色、奶油色和白色等色調現身。這導致了對維多利亞時代和愛德華時代建築品質與細節的新意識,它們長久以來都被看作是無可救藥的幽暗。聖保羅教堂的柱廊從黑白相間,變成了一九六五年的純白色,批評家伊恩.奈恩(Ian Nairn)則痛惜著「明暗變化的喪失」。

同時,戰後房地產投機的迸發在一九六二年達到最高潮,在中倫敦添加了五千萬平方英呎的辦公室,是大轟炸摧毀範圍的五倍。這與政府和倫敦郡議會規劃者的意圖恰好相反,他們的本意是要把辦公室從首都分散出去。一九六四年保守黨敗選,這種更新的多半混亂和醜惡引發大眾反感,起了一部分推波助瀾的作用。新上台的工黨政府立刻對首都的私人辦公室建築實施全面禁制,並勵行辦公室分散政策。

也就在同一時間,新政府犯下了一個眾人公認的重大錯誤。經濟事務大臣喬治.布朗(George Brown)決定倫敦需要更多旅館床位,於是每個房間新增一張床都由國庫補助一千鎊。結果是一團混亂,因為受到衰退期侵襲的辦公室開發商爭相搶食,由他們喜愛的建築師塞弗特帶頭,唯恐這波好運畫上句點。

由於補助是按照每間房計算而不管大小,十來間所謂「兔子籠」(rabbit-hutch)旅館突然在騎士橋、蘭開斯特門、克倫威爾路、埃奇威爾路迸出,多半出自塞弗特之手,甚至有一棟俯視著肯辛頓宮。政府最後一次以這種規模直接資助公共建築,是為了安妮女王教堂和滑鐵盧教堂,而它們是由當時的著名建築師設計。「塞弗特旅館」則從那時到現在都是糟糕透頂的結構體。它們座落在公園或喬治時代廣場附近,不免為日後的侵擾開了先例。

※ 本文摘自日不落.倫敦》,原篇名為〈搖擺的城市 西元一九六○至一九七○年〉,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