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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淑雯

光復後不久,王添灯省議員在議會質詢戰後留在倉庫的物資去向。

「倉庫裡的米、糖、樟腦到哪裡去了?」

大家都知道,這些東西早被偷運到大陸出售,鉅額貨款也早已由貪官汙吏們分贓。

可是物資局長卻毫無羞恥地回答:

「全都被盜了。」

王議員又問:

「專賣局倉庫裡的七十公斤鴉片到哪兒去了?」

專賣局長也面不改色地說:

「被白蟻全吃光了。」

王添灯議員大怒,要求行政長官罷黜這兩位局長。可是兩人不久即獲得升官,而王議員卻在二二八事件中慘遭報復,橫死刑場。

說故事,是蔡德本與特務交手的方式。王添灯的故事是其一。被捕後,他必須「坦白交出」「從光復到現在,所有的交友關係和一切大大小小的社會活動。」於是他在自白書裡寫「光復」、寫「青天白日」、寫「二二八」、寫「戲劇社」、寫「聯誼會」、寫讀過的書……。他被迫寫了無數個日夜,為了什麼也不說,他說了很多廢話,對抓人定罪沒有幫助的廢話。關在沒有光的房間裡,口內乾涸如沙漠,嘴唇裂成一片片的鱗,捻了一小塊饅頭放嘴裡,霎時,舌頭有如著火般灼痛,本能地吐出那一小口食物,疼痛卻沒有消失,舌頭像是布滿了千百個水泡。不知經過了多少無眠無日夜、無水無排泄的日子,總算有了尿意,尿裡卻帶著血。

身體是經驗的容器。恐懼威脅與疲憊疼痛都在這裡。

在刑虐交替的「自白」裡,受刑人在虛實間滑動,藉此偵測特務的虛實。以書寫回應特務的需索,同時,以書寫爭取時間,偵查逃逸的路徑:對方知道什麼?想要什麼?是誰供出我的名字?大概說了多少?什麼訊息是致命的,絕對不能說?——逃逸的路徑,即是生存的路徑,書寫者一邊逃逸、一邊尋找武器,在自白裡不斷填入無害的細節。故事就是他的武器。為了不說,他彷彿知無不言地說了很多。而那些對政權來說無用的細節,對讀者來說,卻是發光的寶石。比如:有個軍人的太太到醫院生產,不幸難產不治,軍人要求鉅額賠償,主審推事吳鴻麒於調查後判醫師無罪。二二八事件後,吳推事和王添灯同樣遭到報復,陳屍於水溝中。

蔡德本以大量的書寫讓線索隱匿,供自己躲藏。施儒珍讓自己人間蒸發。如果天涯海角不可靠,逃得再遠終要被捕,也許,終極的逃逸便是「不動」。

在逃亡三年多、情治單位鬆懈下來以後,施儒珍躲回自家的夾牆中,再也不出門。藏身的地點,位在廚房隔壁的柴房牆壁內,砌出一片大約兩尺、一個肩膀的寬度;高度:半個人;長度:一百五十公分。只能坐臥,不能站,躺下時,無法將腿伸直。裡面的裝置極簡:一個枕頭、一個尿桶、一盞煤油燈、幾本書。

不敢牽電火(電燈),若要讀書看報紙,只能在白天點煤油。天黑了偷偷出來,排泄、伸展四肢,這時,弟弟施儒昌會爬到附近的尤加利樹上,監視周遭山徑的一切動向。睡前掃地,將砂質的地面整平,天一亮就檢查有無外人的鞋印。

這一躲,躲了十八年。

這不是行動藝術,也不是極限運動。這是以死求生。以「非存有」保留「存有」最後的一絲希望。如此自囚十八年,藏身於夾牆中,就地流變成鬼一般的傳說。女兒晚上睡著後,他會偷偷溜出來,去床邊看她,摸她的臉。女兒睡夢中迷迷糊糊又彷彿有一點印象,隔天跟祖母說,昨夜有人摸我。祖母告訴她,那是「床母」。

最苦的是弟弟施儒昌,那忠誠的保密者,艱辛的守護者。日復一日,將出入的洞口拆了又砌、砌了又拆。彷彿薛西佛斯,以荒謬抵抗荒謬。日復一日,在夜間爬上樹梢盯哨,讓兄長出來透氣。日復一日,不敢離家,放棄社交,靠喝酒麻痺才睡得著。想死的念頭何止一次,但,「既然你不自首,我們就繼續奮鬥下去!」繼續抹除,繼續消失,繼續流變為不可感知的鬼魅,絕不落入對方手中,絕不接受非法的國家審判。

以「不動」為逃逸,以自由換自由。

施儒珍病中不敢就醫,一九七○年死於黃疸,得年五十五歲。逃亡三年多,自囚十八年,幾乎占去成年後的所有時光。家人在夜裡挖洞,拆下門板抬屍,靜靜將他埋葬。沒有棺材、不做墓碑,就連死亡的訊息也不留下。

賴阿統的消失是另一種:一九五三年某日深夜,他被幾個便衣逮捕,神祕失蹤。七年多以後,被警總的軍車送回家。期間,沒有任何家屬獲准探視,妻子僅能透過「送牢飯的簽收單」,得知他還活著。獲釋後,他對自己被捕的過程、原因、失蹤期間的所見所聞,一字也不敢提——他遭到一位自稱任先生的「臺北菸廠廠長」暗中監視,時間達數年之久。

賴阿統消失那年,小女兒只有三歲,懂事以後,她從來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她回憶,爸爸是由六輛軍車浩浩蕩蕩送回家的。「這是她第一次看到爸爸。高大、豪爽、英俊、好客,她心目中的好爸爸。」而爸爸的朋友也來了,「一個手指受到酷刑,不能拿東西;一個已經發瘋;有一個變成白癡。」

賴阿統是白色恐怖史上,一度並不存在的政治犯。未經審判,沒有起訴書,沒有罪名,沒有刑期。以至於,上個世紀末,當政府清查白色恐怖受害者,據以發放補償、回復名譽的過程中,他的女兒竟找不到任何官方文件得以證明,自己的父親,曾經被國家剝奪人身自由。

謝聰敏在《談景美軍法看守所》一書中,寫下追索真相的過程,這個案子,是他的戰友魏廷朝託付給他的。謝聰敏說,「在五○年代的戒嚴中,臺灣最大的綁架集團就是特務組織。」他遍尋相關單位,找不到文件,於是求助李敖,找上了「保密局偵防組長」谷正文。谷正文承認,人是他抓的,「我逮捕賴阿統的時候就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是上級要辦他。」谷正文透露,龍潭軍區另還羈押了一位蒙古籍的俄國軍官,名叫「圖畢」,他已經被囚禁了四十年,並且,和賴阿統一樣,沒有判決書。

消失的人,不存在的審判,「活生生」寄存在謝聰敏的紀錄中,直到人已經死了,賴阿統死了,魏廷朝死了,謝聰敏死了,這故事依舊在等,等待一個叫作「真相」的東西。而「賴阿統式的消失」,極可能不是特例。谷正文說,「許多人被拘禁沒有登記,所以在牢裡也沒有軍糧,只記我的帳。我退休的時候,這些情治機關向我索取三萬公斤軍糧。這三萬公斤軍糧就是沒有名的囚犯吃掉的。我也沒有還給情治機關。」

這麼說來,賴阿統不過是,借用顏世鴻對自己的描述,「大時代亂局下的一個小小泡沫」,倘若有幸不死,「只是由網中脫出來的一條魚。」顏世鴻有幸不死,於是他以書寫見證難友的消失,尤其消失前夕,面向死亡的尊嚴。

施部生。被捕時小腿挨了三顆子彈。在保密局,他一邊跟特務莊西下棋,一邊讓軍醫開刀。槍決日清晨,他出了押房之門,走到好友楊廷椅的牢房前,用竹拐敲鐵筋,說,「大目的,我先走了,等你。」而後又是一跛一跛地走出去。

十月下旬開始,吳思漢「清晨不到五點起來蹲馬桶,再用乾毛巾擦抹全身,而後穿上新的內衣、潔白的襯衫,靜靜坐在自己的位置……」等看守把鐵門開了,知道今天還沒輪到他,「才脫下了外衣,回復一天牢內的普通生活,日復一日。」這必死的自覺、靜寂的「典禮」,令人心生肅穆。

多年後,我們會在檔案中看見他的臉,看見他臨刑一刻,臉上竟然浮現,令人費解的微笑。吳思漢對著鏡頭微笑,施部生也是——另有人,比如蔡鐵城、宋盛淼、傅如芝,是燦笑著離開的——當生命迎向終極的暴力(所謂「極刑」),那笑容送出一道深邃的謎,將生命解放至暴力的決斷之外,解放至生死之外。於是我們記住了,記住了施部生的跛行,記住了反覆的白襯衫,記住那幾乎不可能的尊貴。記住了層層微笑底下,可能的精神世界。如是,死者抵達。抵達未來。

「據說(吳思漢)他們十四位被槍決當天,唱國際歌、喊口號,致駕駛出了一點小車禍,所以當天不准收殮,示眾一天。」那是一九五○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清晨四五點。

這大概也是四十年後,一九八九年,理解詹益樺的一種方法吧。在攝影師潘小俠捕捉的畫面中,儘管下半身已是熊熊烈火,詹益樺依舊「雙手攤開高舉,猶如浴火鳳凰」。雖說他所從事的「左獨」運動,無法靠烈士來克竟其功,然而,這個窮到連牙痛都沒錢治療的、來自街頭市井的草根黨工,以殉道逼使眾人記住他的道途。詹益樺以自焚完成了自己。

青年導演廖建華為我們重建了詹益樺的「死亡準備」:謊騙裁縫師身體痠痛,要將熬煮的漢藥穿戴上身,將救生衣改裝成行動汽油桶。刮淨鬍子,換上體面乾淨的衣著,皮夾裡放了一張五百元的紙鈔。錢是借來的,注定用不到,似乎,他不想身無分文地離開。在自焚的暴烈表象底下,收屍的戴振耀看見:卸除了焦黑的外衣之後,詹益樺的貼身衣物寫著「神愛世人」,皮夾裡除了那張紙鈔,還有兩張相片,是政治路上他最愛的兩個朋友。這一刻,戴振耀哭了,也懂了:詹益樺跟他要了相片,他沒有給。

在後人追封的「烈士」符號之外,更真實因而更珍貴的,是詹益樺身為普通人的一生。普通人的追尋與挫敗,普通人的渺小與脆弱。也因為指認了那脆弱,我們才有資格自問:面對試煉的時候,該如何保護自己的靈魂。或者相反:得知有誰自新、自首、求饒了,不輕易將自己豁免至那可以嘲笑別人的位置。

史與為戴著腳鐐高聲喊冤,目擊者說,臨刑前,他高喊「蔣總統萬歲」。他本是調查局專員,在內鬥的格局下遭到肅清,從「辦匪諜的人」變成「匪諜」。蔣海溶,調查局第三處處長,專門負責偵訊匪諜。他在自己設計的牢房裡,被獄卒辱罵,在自己訓練的調查員手下,遭到刑訊。以前,他自信「單憑嗅覺就能找出匪諜」,被捕後,他屢屢要求證據,「不能只憑口供認定事實」,因為,口供都是刑求來的。而那些刑虐,在他親身經受之前,只不過是——訊問者借用他的說法——「施用適當壓力幫忙被約談人自白」。

當權力需要的時候,特務也可以流變成匪。蔣海溶經手的死刑超過兩百件,假如他是「匪諜」,那麼,被匪諜「陷害」的人還是匪諜嗎?蔣海溶被判無期徒刑,在自己的地盤裡喪命——白恐別人的人被白恐了,加害人與受害者疊合為一——他的案子株連許多同僚與同鄉,包括慘死獄中的知名女記者沈嫄璋,以及調查局副處長李世傑。解嚴後,李世傑寫下特務的懺情與揭密,指陳了「刑」所從出的體制結構,並且從受害者的角度,透視極權的「卑鄙」。那卑鄙並不限於刑訊、羅織、搶功、與索賄的過程,更鑲嵌在牢獄(極權之微型樣本)的「日常性」裡。這是一個無情的故事:一個愛國特務,為極權服務到失去價值以後,成為極權鎮壓的對象,淪為蟲、淪為鼠,死的死、傷的傷,直到另一個愛情故事逆轉了這無情。

高麗娟負責監控八○年代的黨外,但事情不太對勁。她愛上自己監控的對象,並且在日復一日潛伏於黨外的工作中,認清了愛國主義的愚行。她一邊怠工,寫不痛不癢的報告,一邊思考逃逸路徑——如何能退出組織而不被報復?最可行的方法是移民,最方便的移民是嫁人。婚姻是女人的終身大事,調查局的長官不會擋她的。二十四歲那年,高麗娟隨夫婿遷居土耳其,在世俗婚姻的劇本中,在賢妻良母的角色裡,在傳統價值的縫隙間,找到脫身逃逸的路途。她叛逃了,以「乖女孩」的方式,矇騙了特務機關,但是,她的良心與感情從來不曾得到平靜,她欠自己一份告白。

然而告白,對高菊花來說,是多麼奢侈的事。身為高一生的長女,身為「匪諜的女兒」兼「尚未自新的匪嫌」,高菊花「被迫成為國民政府的特殊使節,和來訪的外國將領交往」。高菊花說,「上面有什麼要招待外國人的,就叫我去做很不好的事。我那時還年輕,才二十來歲。」

那些「很不好的事」,是高菊花年輕時「不能拒絕」的事,是解嚴前的她「不敢說」的事,也是晚年的她「還不想說」的事。難以啟齒的細節,朦朧的關鍵語:「招降波蘭將領」、「想殺了蔣孝文」。那是銘刻在身體最私密處,無法集體目擊、集體控訴、「無法被公共的記憶」,像政治犯女性「流血的身體」。

高草被捕的時候剛好來月經,特務卻不讓她處理經血,一路嫌棄她的血汙造成眾人困擾。在藍博洲與黃素貞(見卷一)筆下,她是一個可敬的烈士:怕自己的自白會連累黃素貞,好幾次寫了又撕,撕了又寫,二十六歲「從容就義」,是一位「把日人的教育餘毒全改過來」,思想清純、前進的革命少女。

這樣的一位高草可能是真確的。但是,在這樣的高草之外,另一個高草也是真確的。她在獄中精神崩潰,絕食、自殘、喃喃自語,咬破食指寫下給「蔣主席」的血書,「對不起,高草在這裡做錯好多事情,請原諒我,中華民國萬歲!」

學者林傳凱在檔案中發現,高草在訊問期間,反覆求生,也反覆求死。在呈送了某一封血書的隔天,以毛筆再寫了一封信,「昨天所寫血書不是惡意,請為原諒」,「自殺行為是一時心裡不安,找不到出路,恐怖心所做的……」然而,那些凌亂起伏的陳情書,完全沒有送上去,一封都沒有。保安人員把她的「失常」當作工具,在詞語裡追蹤可用的「案情線索」,以致,高草的陳情自始自終,只能是自言自語,又在得不到回覆的情況下,一次次揣摩著修正自己。

「請法官:趕快讓我自首,最短時間讓我死,打、殺、通電、槍斃、燒,我現在不管,請趕快開始,讓我死,我心裡難過死了。」高草在同一段文字中,混亂地,既要自首求生,又渴望即刻赴死,並且在對各種死法的殘酷想像中,折磨著自己。那是一分一秒再也過不下去的、精神的至疼至痛。只求離開,離開當下,離開此時此地。在這求死不能的殘酷地帶,語言已經離亂脫軌,高草已不是高草,我已不再是我。

面向死亡,等待極刑,如同面向「世界的出口」。高草精神上的裂變,或許,是她逃逸的唯一方式。在精神分裂的恍惚中,不知道她會不會重回自己的故鄉,回到斗六的莿桐鄉,重返那個神奇的夜晚:那一天,她與自己敬愛的大姊姊黃素貞談話到深夜,忽然,頭頂的石瓦片砰砰作響,出門一看,天啊,是天在下冰雹呢。那時,大逮捕還沒開始,高草年輕得要命,心裡戀著一個男人,堅毅地承擔各種地下工作,擁有的除了未來,還是未來。

本文介紹:
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卷四》。本書作者/蔡德本、施儒昌、顏世鴻、林傳凱、吳易叡、謝聰敏、廖建華、李世傑、高麗娟;出版社/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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