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元罄

現象學作為一種實踐哲學》主要想探討的是:我們怎麼把艱深難懂的現象學,當作一種「技藝」來實踐它,讓現象學可以展現在我們的生活中。也就是說,在本書長達三十三字的標題(包含主副標)中,沒有出現的這兩個字,「技藝」,反而才是這本書主要的研究對象。

技藝:理論與個別案例的協調

簡單來說,技藝是一種介於「特殊案例」與「普遍原理」之間的東西。最具有代表性的技藝,其中之一就是「醫學」。在醫學治療我們的過程中,醫生必須懂得很多關於人體、生物、化學的理論,而這些理論中的現象,會符合「只要條件符合,理應會有相同的變化」的科學原理。但另一方面,醫生如果要把眼前的病人治好,就不能夠只顧及普遍的科學原理;他還必須要思考每個病人之間的個體差異,因為他不能為了治療一種疾病,反而讓眼前病人的身體,承受不住治療的副作用。所以,要兼顧「普遍原理」和「特殊案例」,才有可能有好的醫療。

除此之外,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的想到:因為醫生要面對的,是在現實世界中的身體;但是,一個身體(人)會和許多外在的事物打交道,並且需要很多外在與內在的條件支撐,才有可能活下去。而且,人體和世界又總是千變萬化、偶然的,充滿著突發事件。所以,醫學在我們的生活中,必定總是結合了「科學」、(施行某個治療方式的)「時機」、「機運」(即使做到了這個時代的醫療技術盡可能的完美,但病人也未必會痊癒)三個方面,才會對現實中的人發揮影響。

而我們也可以說,根據這本書的研究:基本上,我們前面所說的「科學」、「時機」、與「機運」三者的結合,就是亞里斯多德和胡塞爾說的「技藝」。

那麼,我們可以再想想看:在我們的生活中,還有什麼事情,也符合上面所說的「技藝」呢?汪文聖在這本書中,主要探討三種:也就是本書標題中所寫的「倫理」、「政治」、與「宗教」。

人際關係與政治:機運對政治態度的影響

除了政治立場之外,我們會有什麼樣的「政治態度」,像是積極的介入政治,願意與相同立場的人、不同黨派的人溝通;或者消極的不問世事,只守護自己和自己親近的人的權益。像這樣「政治態度」的不同,也常常與個人的特殊性格、不同的人生經歷有關。

在《現象學作為一種實踐哲學》的研究中,胡塞爾和漢娜.鄂蘭,就有很不一樣的政治態度:鄂蘭比較積極介入;胡塞爾則比較消極,把自己關在學術的世界裡,研究「作為嚴格科學的現象學」。現代的學者,大多是比較支持鄂蘭的態度與想法。不過我想:如果考慮到胡塞爾的人生經歷,那麼,他對政治保持相對消極的態度,是值得我們去同情的了解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鋪天蓋地的戰火中,胡塞爾也曾經猶疑過:是不是要跟著身旁的人搖旗吶喊,毫無保留的支持自己的國家?但最終:他的一個兒子戰死沙場,一個兒子頭部中彈,還好倖存下來。並且,在我們後來的人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只不過是一場沒有「理想」、「正義」的戰爭,交戰的雙方並沒有哪一方是比較對的,僅僅是在爭奪領土而已。

在這樣的人生經歷之後,胡塞爾提出了「社群」在「政治」之上的論點,意思是:人,必定總是活在某些人際關係中,親情、友情、愛情、鄰人、商業關係等等;但是,政治卻不總是必要的,政治只是外加在這些關係的「附帶的現象」。

我想,也許我們可以在吸收鄂蘭對「政治」現象的分析的同時,也重新思考胡塞爾這種「單子論」式的、認為個人與人際關係優先於政治的觀點;其實,這種看似消極的、個人主義式的論點,或許還藏有很強大的政治批判的潛力。能夠給我們一個最熟悉的立足點,去評斷政府權力的運用是否適當、或是不適當的侵入了私人領域,與他們的施政結果是好是壞。

機運與人生:學科不足以安排多變的生活

我們的人生,總是面對著各種「機運」:偶然的、很有可能發生的、機率很低的事件等等。但是,我們還是想要掌控自己的生命;即使在我們無法掌控的情況下,那麼,也至少想要更了解,在我們視野中的這個世界。所以人類發明了「科學」或「學科」(science)。可是,科學只告訴我們普遍的原理;要把原理有益處的、減少傷害與風險的應用在生活中,並且應用在各種個別的、不同的特殊案例中,我們還必須去面對偶然性與特殊性,思考原理如何和現有的情況相結合。這,便是我們所謂的「技藝」。也就是,汪文聖教授耗費多年,以《現象學作為一種實踐哲學》全書400多頁,所致力探索、解答的目標。

※內容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立場

生活裡的哲學:

  1. 在鄂蘭看來,即使改變不了,也不表示可以認為那與我們無關
  2. 仰賴日常扎實訓練,成為「法國特色」的高中哲學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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