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遇見梅莉．史翠普

文／陳思宏

一九八三年，我在彰化員林的電影院，第一次遇見梅莉．史翠普。

漆黑的空間裡，一個巨大銀幕閃閃發亮，我專注凝視畫面裡那個金髮女人，超過兩小時的電影，我完全沒睡著。畫面上出現了床戲，我四姊用手遮住我的眼睛，限制級的，小孩不准看。我當時七歲，第一次進電影院，根本看不懂納粹、贖罪，但我情緒起伏，身體發熱。我清晰記得，片名叫做《蘇菲的選擇》，還有金髮的女主角有一場無聲吶喊的戲，讓我哭了。

上了國中，可怕的體罰束縛身體，我亟需出口。牆上堆滿 VHS 的錄影帶出租店，就成了我觀看世界的窗口。我找到了《蘇菲的選擇》，再看了一次，當時史觀仍稀薄，依然不懂納粹背景，但還是哭。女主角的名字，我牢牢記住了：梅莉．史翠普。

我開始在出租店裡尋找她的電影，看了《克拉瑪對克拉瑪》、《越戰鹿獵人》、《遠離非洲》，每部電影的角色差異都很大，她都有不同的說話方式與肢體，我找不到「真正」的梅莉．史翠普。

那些升學的灰暗日子，我靠著看 VHS，確定這世界不是只在小鎮，外面很大，我想奔跑。我記得高中某個暑假，期末考成績單寄到家裡，我不用等家人打開信封，就知道裡頭裝著烏雲暴雨。我那天看了《來自邊緣的明信片》，發現梅莉．史翠普竟然會唱歌，我獨自跟著音樂舞動，暴雨轉晴，她讓我充滿了勇氣。我懂了，成績單，哪能定義我的存在呢？

到台北讀大學，《麥迪遜之橋》上映，我和朋友約在西門町看這部電影。一如預期，我把眼睛哭腫。那陣子我胡亂暗戀，看梅莉．史翠普選擇該不該開車門、奔向愛人的那場戲，痛快大哭一場，心情就好了。暗戀被我留在黑漆漆的電影院，外面，陽光大好。

於是我確定，梅莉．史翠普有療癒效用。

我開始研究她，近乎迷戀。透過她，我得知了方法演技，她潛入角色裡，梅莉．史翠普消失。不是演，而是活，難怪我找不到梅莉．史翠普。那千變萬化的精準口音與肢體動作，來自深厚的人文累積。那些動人的角色，都在爭自由。

我開始往外跑，再遠的地方都去。我帶著《遠離非洲》的原聲帶，到了肯亞。我造訪凱倫．白烈森（Karen Blixen）的故居，梅莉．史翠普以《遠離非洲》，讓這個傳奇丹麥作家在電影裡不朽。故居其實不是電影實際的拍攝地點，因為太狹窄，但梅莉．史翠普把戲中穿的一雙靴子，留給故居展覽用。我在非洲，近距離與大象對望，撫摸馴化的獵豹，看千萬紅鶴飛翔，徹底自由。後來，我又到了丹麥，拜訪哥本哈根近郊凱倫．白烈森的故居，她在這棟門前是海、後院是森林的房子裡出生，從非洲回到這裡之後，她就沒再回去非洲。離開故居，我在蔥綠森林裡的一棵壯實的老樹下，找到凱倫．白烈森的長眠地，我在她墳前坐下，聽風在樹裡嬉鬧，腦子裡都是《遠離非洲》的電影配樂。非洲，丹麥，隨時，我都想著梅莉．史翠普。

紐約的夏天，她在中央公園演布萊希特的《勇氣媽媽與她的孩子》，舞台上還有《蘇菲的選擇》的男主角凱文．克萊，票不用錢，排隊索票就是。我在隊伍裡排了三小時，計票人員出現，剛好算到我前面的先生，竟然就對著我說：「你不用排了。」我與後面幾百個戲迷就在街上跺腳抓狂。

在柏林定居後，終於，我遇見了，真正的梅莉．史翠普。二○一二年，柏林影展頒發終身成就獎給她，她親自帶著《鐵娘子》來到柏林，接受影迷歡呼。我拿著記者證，提早了一個小時去記者會搶位置。她出現時，全場記者起立致意，我跟她不到兩公尺的距離，顫抖著。那天剛好是情人節，有記者準備花束上台索吻，俄羅斯記者以她每部電影的經典造型做成俄羅斯娃娃，她一層一層打開娃娃，像個小女孩笑著。

我發現各國記者都跟我一樣激動，梅莉．史翠普激發了這麼多人，我們今天都忘了記者的身分，我們都只是小粉絲。

真正的梅莉．史翠普，眼神犀利，身段也溫柔也強悍。她政治立場自由開放，痛恨膚淺父權體制，睿智直接。她的英文用詞高雅艱澀，GRE等級的單字都被她輕快運用。身體有強大的能量，謙虛很實在，自然老去的臉龐，優雅動人。

兩公尺的距離，我沒要簽名，沒搶合照。我變成七歲的我，傻傻地看著女演員，捨不得眨眼。

是的，看她電影根本是心靈治療。看《媽媽咪呀》，跟著她哭著唱The Winner Takes it All；看《美味關係》，跟著煮勃根地紅酒燉牛肉；看《穿著 Prada 的惡魔》，跟著華服迴旋飛躍；看《遠離非洲》，整個身體飛越非洲大陸。這些電影讓我們哭著笑著唱著，心浸在梅莉．史翠普的演出裡，軟了，但也同時懂得堅硬的可能。身體，決定自由。

謝謝妳， 療癒系女優。

※ 本文摘自《柏林繼續叛逆》，原篇名為〈在柏林遇見梅莉．史翠普〉，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