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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思宏

一九八三年,我在彰化員林的電影院,第一次遇見梅莉.史翠普。

漆黑的空間裡,一個巨大銀幕閃閃發亮,我專注凝視畫面裡那個金髮女人,超過兩小時的電影,我完全沒睡著。畫面上出現了床戲,我四姊用手遮住我的眼睛,限制級的,小孩不准看。我當時七歲,第一次進電影院,根本看不懂納粹、贖罪,但我情緒起伏,身體發熱。我清晰記得,片名叫做《蘇菲的選擇》,還有金髮的女主角有一場無聲吶喊的戲,讓我哭了。

上了國中,可怕的體罰束縛身體,我亟需出口。牆上堆滿 VHS 的錄影帶出租店,就成了我觀看世界的窗口。我找到了《蘇菲的選擇》,再看了一次,當時史觀仍稀薄,依然不懂納粹背景,但還是哭。女主角的名字,我牢牢記住了:梅莉.史翠普。

我開始在出租店裡尋找她的電影,看了《克拉瑪對克拉瑪》、《越戰鹿獵人》、《遠離非洲》,每部電影的角色差異都很大,她都有不同的說話方式與肢體,我找不到「真正」的梅莉.史翠普。

那些升學的灰暗日子,我靠著看 VHS,確定這世界不是只在小鎮,外面很大,我想奔跑。我記得高中某個暑假,期末考成績單寄到家裡,我不用等家人打開信封,就知道裡頭裝著烏雲暴雨。我那天看了《來自邊緣的明信片》,發現梅莉.史翠普竟然會唱歌,我獨自跟著音樂舞動,暴雨轉晴,她讓我充滿了勇氣。我懂了,成績單,哪能定義我的存在呢?

到台北讀大學,《麥迪遜之橋》上映,我和朋友約在西門町看這部電影。一如預期,我把眼睛哭腫。那陣子我胡亂暗戀,看梅莉.史翠普選擇該不該開車門、奔向愛人的那場戲,痛快大哭一場,心情就好了。暗戀被我留在黑漆漆的電影院,外面,陽光大好。

於是我確定,梅莉.史翠普有療癒效用。

我開始研究她,近乎迷戀。透過她,我得知了方法演技,她潛入角色裡,梅莉.史翠普消失。不是演,而是活,難怪我找不到梅莉.史翠普。那千變萬化的精準口音與肢體動作,來自深厚的人文累積。那些動人的角色,都在爭自由。

我開始往外跑,再遠的地方都去。我帶著《遠離非洲》的原聲帶,到了肯亞。我造訪凱倫.白烈森(Karen Blixen)的故居,梅莉.史翠普以《遠離非洲》,讓這個傳奇丹麥作家在電影裡不朽。故居其實不是電影實際的拍攝地點,因為太狹窄,但梅莉.史翠普把戲中穿的一雙靴子,留給故居展覽用。我在非洲,近距離與大象對望,撫摸馴化的獵豹,看千萬紅鶴飛翔,徹底自由。後來,我又到了丹麥,拜訪哥本哈根近郊凱倫.白烈森的故居,她在這棟門前是海、後院是森林的房子裡出生,從非洲回到這裡之後,她就沒再回去非洲。離開故居,我在蔥綠森林裡的一棵壯實的老樹下,找到凱倫.白烈森的長眠地,我在她墳前坐下,聽風在樹裡嬉鬧,腦子裡都是《遠離非洲》的電影配樂。非洲,丹麥,隨時,我都想著梅莉.史翠普。

紐約的夏天,她在中央公園演布萊希特的《勇氣媽媽與她的孩子》,舞台上還有《蘇菲的選擇》的男主角凱文.克萊,票不用錢,排隊索票就是。我在隊伍裡排了三小時,計票人員出現,剛好算到我前面的先生,竟然就對著我說:「你不用排了。」我與後面幾百個戲迷就在街上跺腳抓狂。

在柏林定居後,終於,我遇見了,真正的梅莉.史翠普。二○一二年,柏林影展頒發終身成就獎給她,她親自帶著《鐵娘子》來到柏林,接受影迷歡呼。我拿著記者證,提早了一個小時去記者會搶位置。她出現時,全場記者起立致意,我跟她不到兩公尺的距離,顫抖著。那天剛好是情人節,有記者準備花束上台索吻,俄羅斯記者以她每部電影的經典造型做成俄羅斯娃娃,她一層一層打開娃娃,像個小女孩笑著。

我發現各國記者都跟我一樣激動,梅莉.史翠普激發了這麼多人,我們今天都忘了記者的身分,我們都只是小粉絲。

真正的梅莉.史翠普,眼神犀利,身段也溫柔也強悍。她政治立場自由開放,痛恨膚淺父權體制,睿智直接。她的英文用詞高雅艱澀,GRE等級的單字都被她輕快運用。身體有強大的能量,謙虛很實在,自然老去的臉龐,優雅動人。

兩公尺的距離,我沒要簽名,沒搶合照。我變成七歲的我,傻傻地看著女演員,捨不得眨眼。

是的,看她電影根本是心靈治療。看《媽媽咪呀》,跟著她哭著唱The Winner Takes it All;看《美味關係》,跟著煮勃根地紅酒燉牛肉;看《穿著 Prada 的惡魔》,跟著華服迴旋飛躍;看《遠離非洲》,整個身體飛越非洲大陸。這些電影讓我們哭著笑著唱著,心浸在梅莉.史翠普的演出裡,軟了,但也同時懂得堅硬的可能。身體,決定自由。

謝謝妳, 療癒系女優。

※ 本文摘自《柏林繼續叛逆》,原篇名為〈在柏林遇見梅莉.史翠普〉,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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