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英夏;譯/陳思瑋

我父親生於貧困農村,以自學的方式讀到高中夜間部畢業,以士兵身分入伍,以幹部預備生身分成為軍官。不當預備生後,我寄居在社團辦公室,我父親想見到兒子大學畢業、擔任軍官,所以他到辦公室來說服我,說:「這是爸爸最後的願望,只要當上軍官就好,以後我別無所求。」無法遂父親所願雖然很抱歉,但我很明確地表達了我的想法,說:「我辦不到。」因為長輩的願望總是如此──只要上大學就好、只要畢業就好、只要結婚就好、只要生孩子就好,以後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但,無條件地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那一天」,終究不會到來。

結果我歷經一番波折退出學軍團後,雖然為了不馬上入伍而進了研究所,但無心學業,此時我把心思放在文學上,開始練習寫作。研究所畢業後,我才入伍,退伍後直接步入文壇成為作家。如果我無視內在的聲音,參加了夏季訓練、成為了軍官會怎樣呢?雖然還是會有些作為,但大概無法成為作家吧。

樂觀主義高漲的年代

然而我能下這樣的決定,肯定是受當時社會氛圍影響,因為那是個經濟成長率超過 10% 的年代,大家都對未來相當樂觀。雖然父親被列為預備役,但是他也以預備軍大隊長的身分,在穩定的銀行職場中成功再就業;我們在新市鎮的新建大樓買下了新房,家人都引頸期盼著搬家的那天。

原本父母希望我能找執業會計師這類的安穩工作,他們不是很滿意我成為作家,但好像也不覺得我會一直餓肚子。這方面我的想法也一樣,我抱著「難道還會餓死嗎?」的念頭跟父母打哈哈,撐過了好幾年。雖然我連一份履歷都沒寄出,心思全放在寫作練習上,但也曾想過,如果成為平凡上班族生活會如何。因為心意不斷動搖,某天我去新村穿了耳洞、戴了耳環。

「嗯,這下求職的事沒戲唱了,誰會選一個戴耳環的傢伙?現在就專心寫作吧。」

樂觀主義高漲的年代裡,如此衝動的行為還說得通,那樣的年代如今已成過去。現在就算讀過大學,我也做不出二十年前那樣的事。如果有要還的學貸,父母無穩定工作,而且每個月還要繳房屋抵押後的貸款,我肯定也會放棄寫作練習,趕快投入就業市場。

幸好經過一段時間,我成了小有名氣的作家,在路上偶有讀者認出我、跟我打招呼,新書上市時,也會在像大型表演場的地方舉辦讀者見面會。我的讀者大多是年輕人,活動結束後他們會來問問題,他們也想寫作、想當作家,問我可以給他們什麼忠告。這問題真的很難回答,因為我立志成為作家的年代,實在跟現在很不一樣。

把文學當作人生的保險

我去部隊演講過,士兵真的很愛聽演講,因為可以好好睡一覺。講文學相關內容時,大家都睡得很熟,秩序井然地歪向同一個角度睡著,相當有軍人風範。這讓我很有成就感,我心想,還好有來演講,他們才能得到如此充分的休息。演講一結束,就跟平常一樣有例行的問答時間,因為是部隊,所以不會是自由發問,肯定是預先準備好的問題。即將退伍的兵長[1]問我,他家裡經濟情況不好,所謂的求職競爭條件很普通,也沒有厲害的學閥[2]撐腰,像他這樣的年輕人怎樣才能在社會上成功。

我告訴他:「不會成功的。」

我這樣一回答,原本在睡覺的士兵一個個抬起了頭,應該是察覺到情況有點不對勁,該醒醒了。我對醒來的士兵說,現在這個年代要成功已經很難了,很抱歉必須這樣講,但大家所面臨的未來是黑暗的。而且我是作家,更不可能教大家成功的方法。

作家是失敗的專家,而小說本身就是關於失敗的故事,想想看那些世界名作,幾乎沒出現過成功人士。《老人與海》的老人盡全力成功抓到大魚,大魚卻被鯊魚啃食,而他只能拖著魚骨回來。《安娜卡列尼娜》的安娜和《包法利夫人》的包法利夫人,最後都自殺了。《大亨小傳》的蓋茲比不僅沒贏得舊愛,還被無關的人槍殺,結束生命。文學無法告訴我們成功法則,卻提醒了我們,失敗並非完全那麼恐怖,它教我們有時要有威嚴,還教我們能有尊嚴。所以,把文學當作人生的保險,讀讀小說吧。

看我小說的年輕讀者跟那位士兵一樣,常問同樣的問題,因為大家都對未來感到不安,不太相信自己。讀者是天使般的存在,他們用自己的錢買書,撥時間參加像朗讀會這類的活動,在活動中,用非常溫暖的表情望著作家。有時覺得很神奇,我只不過是寫了本小說而已,上輩子到底燒了什麼好香,能接受讀者如此溫暖的對待?我很感激,同時也很難過,他們這麼善良,為何將面對如此令人憂鬱的現實呢?

某次有位讀者寫信給我,他是便利商店的工讀生,他買了一本我的書送給了店長。雖然在理想的世界裡,應該是店長贈書給工讀生,但現實世界裡卻是連最低薪資都領不太到的工讀生,省著那沒多少的薪資買禮物送店長。我曾經寫過以在便利商店打工的年輕人為主角的小說,所以我大概知道在便利商店工作是怎樣的情形,因此我的心情既感激又難受。

每次在書店辦簽書會,我都會一一詢問讀者是做什麼的,因為我很好奇我的讀者做著怎樣的工作度過一天、有怎樣的夢想。年輕的讀者大多是學生、工讀生,或非正職人員,不然就是待業的人,每次我出新書就會發現,擁有像樣職業的人真的越來越少了,每次見完讀者回家後就會想起他們的人生。我應該沒什麼資格能給他們忠告,無法建議他們做出我二十歲做過的果斷決定,無法推薦他們投身於藝術,賭上自己的一生。那麼對那些問我「該怎麼生活」的讀者,我能告訴他們什麼呢?

讓我們得以存活的「悲觀現實主義」

現在就算很努力,要成功也很難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樂觀,而是悲觀。怎樣的悲觀呢?就是悲觀的現實主義,以悲觀的角度看世界與未來,但是必須現實。要改變世界很難,要改變家庭出身也很難,我們能改變的只有自己,勵志書籍中所談的內容正是這點,改變你自己,我認為連這點都很難做到。改變自己依然不容易,如果很簡單的話,那種書就不會賣得這麼好了。我們馬上能改變的是看世界與看自己的觀點,要先拋棄無可救藥的樂觀態度,丟掉以為自己能輕易改變的急躁心情,冷靜且悲觀的正視我們眼前的現實。

二次世界大戰時戰俘集中營的相關研究顯示,其中活最久的人既不是樂觀主義者,也不是悲觀主義者,而是悲觀現實主義者。所謂的悲觀現實主義者是怎樣的人呢?他們並不會一味相信:「我馬上就能出去。」也不會相信:「我一定會死在這裡,我離不開這裡了。」而是相信:「想離開這裡並不容易,敵人也許會贏得這場戰爭,我可能永遠在這裡腐爛,或是無消無息地死去。但是直到那一刻來臨前我必須清醒地活著,所以我要先刮鬍子。你問我誰會在集中營裡刮鬍子?不然要怎麼辦?乖乖躺著等死嗎?」

這種人就是能活下來的人。連水都不夠喝的情形下,他們卻能刮鬍子、洗臉,維持個人衛生,一天一天努力地以清醒的神智活下去。沒有陷入虛幻的希望之中,也沒有為不切實際的自尊賭上性命。

悲觀現實主義者的生活很鬱悶無聊嗎?反而樂觀主義者的生活存在更多陷阱。一切順遂時樂觀主義式生活雖然不錯,不過這樣的生活一旦垮掉便無法挽回。有很多研究分析為何美國有這麼多憂鬱症患者,研究人員在過度強調「正面思考」與「樂觀態度」的社會氛圍中找到了原因。當大家都看起來很正面、活潑、樂觀,卻只有自己看起來不如他人,我們就會突然憂鬱起來。春天時憂鬱症患者變多、自殺率變高的情形也與此相關。春天的陽光和煦,新聞上也只看得見外出郊遊的幸福家庭,此時容易覺得只有自己是不幸的,結果會導致極度的憂鬱。

正視現實

悲觀現實主義並不是繃著一張臉憂鬱的過活,而是正視現實,盡量從中追求意義與快樂。在這樣的悲觀現實主義之下,個人主義是必需的,因為團體免不了會偏向某一邊。想想幾年前席捲我們社會的熱潮,像是黃禹錫[3]熱潮與《龍之戰》[4]熱潮都不過是幾年前的事件,卻讓人感覺好像非常遙遠一樣。當時幹細胞好像能治療所有疾病,而《龍之戰》則好像要吃掉整個好萊塢一樣,時間過去之後,這些事件對我們的生活卻完全沒有造成任何改變。

人類是會被他人影響的生物,這是很自然的事,也是進化過程的產物。一切都要靠自己判斷會很艱辛、勞累,如果多數人朝著某處跑,我們會相信事出必有因,先跟著一起跑會比較輕鬆,會覺得不是後面有恐怖的東西,就是前面有重要的事件,所以人們才會奔跑。九一一世貿大樓恐怖攻擊事件時,雖然很多人有充分的時間逃跑,但他們接受了指示,留在自己的辦公室等待消防人員,因為其他的人也乖乖地待著。大邱地鐵火災時,直到煙霧瀰漫整個車廂為止,大多數的市民都坐在位置上,不為所動,因為駕駛員透過廣播說列車即將出發,而大家也守著自己的位置。

若要堅守悲觀現實主義,就需要與眾不同的思考方式。在納粹集中營中刮鬍子的人是多數嗎?不是。大部分的囚犯都被不實的傳聞影響,一下說聯軍已經近在咫尺,我們一週內就能被解放,一下又說,我們明天都會被拖進毒氣室,從樂觀消息到悲觀的謠言,各式各樣的傳聞動搖著內心脆弱的人與喪失控制力的囚犯。最正確的判斷是:「聯軍正在過來的路上,但不會如我們所期待的那麼快。說不定我們會死在這裡,但是不可能一次殺死這麼多人,我還有時間。」這樣思考的人雖然是少數,但他們卻是最有可能生存下來的人。

註釋
[1]兵長為大韓民國的軍銜之一。士兵的軍銜由下而上為二兵、一兵、上兵,還有士兵中最高階的兵長。
[2]學閥:韓國常用說法,指因畢業學校的關係在職場上所產生的人脈。
[3]黃禹錫的幹細胞研究一度為韓國人摘下諾貝爾獎的希望,最後偽造多項研究成果與洗錢之事遭到揭發,韓國舉國譁然。
[4]《龍之戰》:沈炯來撰寫、執導的韓國動作冒險奇幻電影,上映時是有史以來預算最高的韓國電影,票房上大獲成功,卻受到評論家的普遍批評。

※ 本文摘自《言》,原篇名為〈悲觀的現實主義與感性肌力〉,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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