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很包容國際語言的，但普通話現在變成一種威脅──《失語》作者劉綺華線上發表會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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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客
文／犁客
「香港一所中學裡，有兩個女老師，名字分別簡稱為『伶』和『慧』。伶是台灣人刻板印象裡的香港人，伶俐世故、品味自信，了解名牌、美容，了解這些除了滿足自己，也有社交功能，因為和她打成一片都人都是她挑選過的、對她有助力的同事或上司。」線上講座開始，主持人路那簡介劉綺華小說《失語》中的兩個主要角色，「慧則是刻苦人出頭天，憨直、執著，認定要做一件事就會不到南牆不回頭。」
「伶」和「慧」的名字簡稱，就是她們個性的象徵或反喻。《失語》當中，慧想成為以普通話教學的中文老師，需要通過測驗，她把整個人浸在那個情境裡，日常都使用這種語言，但因為不擅社交，這種刻意更讓人覺得與她格格不入、在團體中越來越邊緣。伶和慧都是契約教師，所以對於約聘資格來說是有競爭關係的；慧的努力開始讓伶感到有威脅，所以採取了某些手段，可是伶沒發現自己真正的敵人，可能是自己討好的那些人，或自己的技能。
「不是懸疑小說，但情節張力很高。」路那說，「我們一開始就知道慧過世了，但過程要等綺華慢慢道來；而透過伶的眼光看慧從一個憨直的人變成一個有點可怕的人，情緒很飽滿的。我很喜歡故事中間那個螞蟻的比喻，具體而微地表現了伶和慧、甚至整個香港、整個地球的狀態。」
為什麼面對普通話，我們要覺得自卑？
「寫這本書是對自己的審視，因為對自己的語言沒有自信，」劉綺華說，「就像現在，用普通話對大家說話，會沒信心、會緊張。」
劉綺華有次去法國旅行，在火車上遺失電腦，用英語與職員溝通時覺得職員回應的態度不佳，發現法國人對自己的語言很驕傲；「反觀香港，如果只懂講廣東話，不會講英語，會被看不起。」
中學時劉綺華自認對英語沒自信，「在香港唸傳統名校的人，父母大多比較有錢，感覺都可以像外國人那樣講話，像我這類人才會唸地區學校，其實英文不會很差，但要開口就是沒自信。」大學時劉綺華唸的是中文系，課堂上使用的是粵語，她明白中文系畢業之後有很大的機率是成為一個中文老師，但香港有越來越多學校開始要求老師要通過普通話水平測試，才能當中文老師，「我的普通話很爛，朋友會笑說像外星語言，但我不明白的是，一直以來我們都用粵語學中文，為什麼現在大環境要求我不能用粵語教中文？為什麼面對普通話，我們要覺得自卑？我想探討這件事。」
「語言使用的部分，台灣是很有共鳴的，」路那指出，「一個外國人在台灣的超商，不會講中文、只用英文的時候，大家會結結巴巴地與之對話，好像他們在台灣但不講中文天經地義，反倒是外國Youtuber如果會講台語，大家反而很訝異。」
劉綺華小學六年級時，學校就安排了普通話課程，她不知道為什麼得學，只覺得不想被強迫學習；大學時選讀中文系，原因是喜歡閱讀和寫作，結果發現那麼多學校校長要求中文系畢業生的普通話要好時，心知不妙。「我喜歡文字工作勝過教學，所以有一陣子先去出版社當編輯；」劉綺華現在身兼家教老師和作家二職，自承當得知作品有機會在台灣出版時也擔心了起來，「我找普通話的家教、翻字典、要求自己要有準確的讀音，就像小說裡的慧──但後來我想，我只是要溝通、要你明白我說什麼，為什麼我要這麼緊張、沒自信呢？」
創作《失語》、準備與台灣讀者交流的線上發表會，對劉綺華而言都是自我的突破，也是自我的治療。
報復看不起母語的人
劉綺華用粵語唸了《失語》中的部分對話，示範香港創作者如何在故事裡混雜使用書面語及廣東話──劉綺華講普通話其實相當清楚，不過聽她講廣東話，會發現書中對白如此聽來更有神韻。「我參加過一個活動，用英語自我介紹時，誠實地說我反對用普通話教中文。那時有個男人問：妳可以用普通話教中文嗎？我答說我的普通話不好，但重點是用普通話教中文並不會比較好，那個男人用一種『妳就是普通話不好才反對』的眼神看我。」劉綺華說，「從前大家都用粵語學的，現在就覺得用粵語教會被普通話比下去？我寫這故事，也想報復這種看不起母語的人。」
雖然憤怒，但劉綺華把想法化在情節裡，也分配到角色身上，並不簡單粗暴、「講廣東話都是好人」這樣的設計，而是有多層次的權力變化關係，因為劉綺華的憤怒，來自權力造成的語言位階，台灣也經歷過類似的年代，例如「台灣國語」曾被嘲笑低俗──聽路那說起過往的台灣，劉綺華有點訝異，「我在台灣坐公車時有不同語言廣播，所以覺得你們很重視自己的語言，沒想過從前。現在香港有很多內地學生，政府開始規定所有科目都要用普通話教，我覺得我們就像第二個廣東省，未來就會出現像路那所說『很多台灣人不懂台語』的狀況了。」
劉綺華認為香港是個城市，對所有的語言都很包容，「香港從前還有節目教大家怎麼和講普通話的人相處，我們認為他們和我們一樣生活在香港，只是用不同語言；」但現在講普通話的人帶來了威脅感，「例如特地到香港來生孩子、來搶奶粉，把母語擠出我們的教育體系。學生在家講廣東話，在校硬性規定要講普通話，會嚴重影響思考。」劉綺華說，「有人說用普通話學中文才能寫出通順的書面語，但從我的小說可以明顯發現並非如此，香港人原來就會在書寫的時候切換系統，用普通話授課沒有這類他們宣稱的好處。」
做好自己做得到的事
從劉綺華的分享當中，台灣讀者很容易發現台灣在語言使用上也有時而類似時而相反的軌跡；事實上，《失語》除了語言權力的表層衝突之外，也有各種世代、階級及政治位置的隱性衝突。例如伶和媽媽之間有世代衝突──伶的母親具備一些街頭智慧，而伶是知識分子，兩人的價值觀有明顯的差異。
「伶的媽媽很有我父母的樣子，他們經歷過文革，到了香港，會告訴我要服從、向上爬，不要如何如何；」劉綺華解釋，「我覺得很奇怪，經歷過文革、受過苦，為什麼爸爸還那麼愛國，不恨政黨、不反抗？都已經到了香港這個自由的地方，為什麼還強調要聽話？」劉綺華也試著理解上一代矛盾，「他們來香港很多年了，但並不認為自己擁有這個地方，只是這裡機會多、可以把握機會往上爬，但沒想過該保護這個地方。很多人說香港是個借來的時間裡借來的地方，不過現在時代不同了，上一輩這樣的價值觀該改變了。」
寫《失語》時反送中運動還沒發生，《失語》在香港出版後，劉綺華才發現，和她一樣重視自己「香港人」身分的香港人很多。「其實97回歸前，八零年代，學者們雖會討論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但一般民眾很少想這件事，」劉綺華說，「現在遇到很大的危險，大家才意識到我們該守住這個地方。」
「如果你在我的小說裡讀到某種答案，那我這小說就寫得不好。」劉綺華認為，文學寫作的目的不是給答案，讀者必須和角色一起經歷事件，去思考自己會怎麼做。而面對現今局勢，身為寫作者，該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是作者就寫出自己的聲音，是父母就教孩子講廣東話，不要覺得自己什麼都做不到，總有一些你做得到的事，可以讓你面對局勢的不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