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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怎樣去理解自由,最終須問良知

文/張燦輝

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袁國勇及龍振邦 2020 年 3 月 18 日發表文章〈大流行緣起武漢 十七年教訓盡忘〉,並於同日傍晚撤回該文,稱不希望捲入政治。外界認為,袁國勇與龍振邦雖以學術專業發表文章,卻觸動中共敏感神經,被迫撤回該文。

對於知識分子備受打壓,我覺得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對於知識分子而言,學術自由極其重要。同為知識分子,我亦一生追求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

看見不公 不應沉默或中立

我這一代人中,總是以為打壓、不自由、勞役、強權等等,已成歷史。我們很幸運,從 1949 年到最近,都生活在一個很自由的地方,從小到大,我看什麼書,寫什麼東西,到我讀完書回來在大學教書,這麼多年來,沒任何人告訴我,什麼東西不容許教、什麼東西可以教、什麼東西一定要教。

我只有一個立場,教書不能隨便亂說,要有學術根據。在人類的歷史中,眾多的學者、科學家的思想不斷匯集,留下成果讓我們分享及繼續探求。當中,學術自由極為重要,是必須要堅守的。

香港經歷反送中運動,其實已有很多人夠膽講出事實。反對特首的不只是一眾「勇武者」,也有很多「和理非」,知識分子也好、普通小市民也好,都面對憤怒和良知的問題。

很多人因為看不下去而出聲,但出聲的時候,通常都會有後果。比如近來 YouTube 有「黃標事件」,或者不給你生意做,或者不給你下廣告。我們每個人在這個問題上都面對不同方向的打壓。但是,要是你不敢或不肯出聲,說自己是很中立的,或者根本沒有意見,一樣有問題:可能你在做幫凶。

不參與是種態度

2018 年夏天在北京有個很重要的國際會議,就是每五年一屆的世界哲學大會。世界哲學大會是很大型的國際交流,在很多地方舉行過,上次是在雅典,每次都有六、七千人參與。當北京在 2013 年拿到哲學大會主辦權時,很多人都很雀躍,「啊,等於我們中國人拿了奧運主辦權一樣,會是一個盛事。」

我當過中大哲學系系主任,2018 年年初我也被邀出席世界哲學大會。當時我以一句回話:「你會不會參加 1936 年的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

為什麼是 1936 年?納粹在 1936 年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是想在那個地方以壯他們的聲威,以及向全世界宣示他們納粹的威力。如果 2018 年我去北京參加會議的話,那不只是幫凶,根本就是 endorse(贊同)中共是所謂哲學的一個領頭、領導的單位。

我和來邀者說,不參與是一種「態度」。在我們中國也好、西方也好,哲學最核心的價值就是自由。一個地方沒有真正學術自由、沒有思想自由、沒有任何言論自由,一個不尊重自由的地方,有什麼資格去舉辦一個世界哲學大會?

白色恐怖滲入大學

我在中文大學度過很多年,做過中文大學哲學系系主任,以及開拓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當通識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十四年了。我半生在中文大學,在那段時間基本上沒受到監視,就算有的話也很間接,或很隱晦。

至少直到我從中大教席退下來的時候,我可以大膽的說,中文大學還是一個真正有學術自由、尊重言論自由的地方;我們的老師,任何他們想的事,任何他們教的教材,都不需要審查、不需要禁止。

但是我知道,從很簡單的升職制度下手,就可以將大學教授或學者的言論或學術自由慢慢地收縮,也很多方法使眾多老師不敢再多講中國大陸的事情,這就是self-censorship(自我審查)。

當然,大陸學界的舉報文化,香港暫時仍沒有。反而我剛剛讀完博士去台灣大學教書,那時蔣經國仍未取消戒嚴令,的確有學生、有人在聽我講什麼,以作舉報。但在取消戒嚴令之後,台灣開始發展民主,已沒這種事了。以香港來說,如果有舉報文化,令教授、學者都懼怕的話,就很淒涼了。

免於恐懼的自由

在公民社會裡,我們應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白色恐怖使我們覺得,這些自由慢慢在收縮,慢慢被人壓著。無所不入的維穩組織裡,花這麼多錢來維穩,我們現在一言一語,他們怎麼可能不知道?不過就視乎那些言論是否夠影響力而已。

我覺得,共產黨可能不需要對付你,由你自己設想這麼說的話有 ABCD 後果,這些可能已發生了。如果你夠膽敢說真話的話,你的學術前途可能會有麻煩。不過,我暫時未聽過中大同事這樣出現問題。

直面良心說「不」 體現真正人格

如何去面對強權?怎麼去抗爭?每個人有自己的困境。如果你不需要養妻活兒,一個人又沒有家庭負擔、不用付房貸,可以做的事當然很多,但也要理解到每個人背後的苦衷,就是有人在強權面前默不作聲,也不需要馬上和那人割席,敢言是不容易的事情。

我們每個人都承受不同方向的打壓,知識分子也好、普通人也好,最終面對的就是良知的問題,這很重要,因為這真真正正的考驗每個人的人格,和每個人怎樣去理解自由,每個人都需直面這種試煉。

2020 年 3 月 24 日

※ 本文摘自《我城存歿》,原篇名為〈最終須問良知〉,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