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行為很複雜──從《行為失控》想到《六個說謊的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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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行為很複雜──從《行為失控》想到《六個說謊的大學生》

文/臥斧
※原刊於【Medium】,經作者同意轉載

讀《行為失控》(The Behavioral Code)時,突然想起《六個說謊的大學生》(六人の嘘つきな大学生),一時覺得莫名其妙,因為這兩本書的內容毫無關聯,不過再想一想,發現自己亂竄的思緒其實有些脈絡。

行為失控》是社科書籍,由法學專家和心理社會行為學家合著,中譯本的副書名是「為什麼人們會忍不住做壞事?法律管不住的人性密碼」,英文原書名直譯是《行為密碼》,也有個副書名,直譯是「法律讓我們更好⋯⋯或更糟的隱性規則」。簡而言之,這本書討論的是:人為什麼會犯法?

理論上一個社會制定法律,為的是規範生活在該社會裡的個人行為,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大多數法條訂的是罰則,如果做了就會受到處罰,不過有時也有獎勵。例如台灣現在大家已經很習慣購物會有統一發票,發票的用意之一是記錄營業場所的收入已利計算稅額,也防止店家逃漏稅,當年推行購物索取統一發票時配合的獎勵就是發票可以抽獎,這套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在其他國家購物拿收據就沒有這項福利)。

不過既然犯法得受罰,為什麼還會有人犯法?書中針對這問題提出了許多實例,顯示不同原因:違法所得的利益太有誘惑力,或者犯罪者自認可以逃避處罰;違法的人不知道那條規定(例如是條剛通過的法令),或者犯罪者有某種身心狀況(例如偷竊癖);大家對法律和執法機關不信任(例如有問題的法律條文、不公正的判決,或城市裡的警察濫權),或者犯罪者身處某個群體當中,而犯法是該群體的日常行徑,甚或是某種社交模式(例如在成長過程裡自然而然加入的地方幫派,或某些國家的違法鬥雞)……等等,可能的原因很多。針對這些原因制定更多、更細、更嚴格的法令,是否能降低犯罪率?有可能,但不一定──事實上,多數研究證明這麼做沒什麼效果。

輕罪重罰可能使監獄人數增加。把罪犯關進監牢有兩個意義,一是處罰他們的違法行為,二是將罪犯阻隔於社會之外,讓他們沒法子再犯法,保護其他守法的人。可是與社會隔絕越久就越可能難以重新溶入社會,而監獄也可能反過來成為罪犯的培養場所(《毒家企業》一書提及某些販毒集團直接在獄中召募成員)。

換個角度看,法律以罰則規範個人行為,為的是讓人不要犯罪;那麼既然罰則不完全有效,想要減低犯罪率,理應再加上別的方法。書中舉出許多世界各地的實驗──不一定與「法律」相關,主要是觀察在某些控制變因之下,人類反應出來的行為──並分析這些實驗的優劣,例如有的可能有效,但成本太高,或者第一次有效,但再來就沒有作用。

重點是,《行為失控》指出一個事實:現代社會的法律很繁瑣,大多數人其實難以理解全貌,對法律的認知都接近「直覺」。倘若法律的核心是不要讓人犯罪,而人類行為很複雜,不能單以「棍子和胡蘿蔔」來驅動(書中以《快思慢想》及《象與騎象人》提及的人類思考模式說明),那麼應該研究心理及社會的行為學家加入協助,以達成這個真正目的。

約莫就是「人類行為複雜」這事讓俺想起《六個說謊的大學生》。

六個說謊的大學生》是推理小說,主要角色是六個進入當紅高科技公司面試最後一關的求職大學生,本來是齊心協力完成一個任務讓六人一起入選,結果因故變成六個人在面試室裡的勾心鬥角──看簡介會知道這故事大概是這麼回事,重點是在那個面試室裡找出「犯人」,但事實上面試室中的情節大約在故事的一半左右就結束了,情節後續還有顛覆。

這本書常有「燒腦」或「翻轉」之類評價,不過書裡並未出現驚人的懸案或離奇的死法,之所以會有「燒腦」或「翻轉」的閱讀樂趣,其實來自作者淺倉秋成(浅倉秋成)利用文字埋入的敘述性詭計。有些敘述性詭計作品讀起來會有「作者傾全力在欺騙讀者」的不適感,《六個說謊的大學生》沒有這個問題,因為淺倉的大多數伏筆都緊扣著全書主題,亦即求職活動的虛偽,以及這個虛偽的更深一層解釋──我們很難真的認清一個人。

或者換個方式講:大多數創作者會利用角色在讀者面前的行動言談,讓讀者認識這個角色,得知角色個性、特徵、習慣或生活狀態等等;而淺倉的做法在最後則讓讀者發現:光看這些,是不會完全認清這個角色的。淺倉這麼做當然是為了埋設伏筆的敘述性詭計技法,但這也是生活在現實世界的我們,每天面對的真實情況。

事實上,故事裡的「犯人」是誰一開始幾乎就能看出某個角色機率極高,俺那時邊讀邊想:如果不是這個角色,那可能就會出現情節「為了翻轉而翻轉」的不良狀況,只是俺不大確定「犯人」的動機。而淺倉後續提出的動機,也扣回了上述主題,這是很好的處理方式。雖說《六個說謊的大學生》裡的犯案動機和種種衝突,或許都算不得什麼大事,但在某個時節某個場景當中,它們對當事人而言可能都會顯得分外重要,而那個重要驅策了他們的某些行動,這部分呼應了《行為失控》當中關於「人類行為複雜」的描述。

回到《行為失控》。犯法的因由很多,法律很難完全顧及所有面向,除了逐步將法律修訂的更完善之外,加入關於人類行為的實驗、與犯罪學研究合作,是讓法律更接近真正目的的方法──這不光是討論我們要怎麼處罰犯罪者,而是希望我們的稅金可以用來更有效地減少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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