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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圍牆倒塌後,被問為何上街,東德人給出同一個答案

文/戴蒙.森托拉;譯/林俊宏

一九八九年秋天,蘇聯正在崩潰邊緣。這是二次大戰以來最重要的地緣政治關鍵時刻,而且人人心知肚明。東德人每天都聚集在那道把他們與自由西方隔開的高大圍牆邊,面對蘇聯警察實彈上膛的機關槍,相互對峙。

透過現場新聞實況報導,人人得以目睹一項重大歷史事件的展開,但我們要怎樣才能用科學方法加以研究?

柏林圍牆倒塌後不到幾週,著名德國社會學者卡爾—迪特.奧普(Karl-Dieter Opp)展開了當時最先進的科學調查,想瞭解這個世代最重大的社會動盪。他的研究流程很明確、也很容易遵循。他從漢堡出發,開車開了將近三九○公里,跨過前東德邊境到達萊比錫,這裡正是抗議活動的最初起點。奧普一抵達萊比錫,下車深呼吸了一口,就開始四處走訪周遭民眾。這方法絕對算不上什麼高科技,但已經是當時社會學研究最尖端的技巧。

他問民眾:「你為什麼想參加抗議?」

「你不擔心被殺或被逮捕嗎?」

他訪問了超過一千位萊比錫市民,請他們回答訪談問題,並匆匆在自己的科學日誌記下筆記。

奧普幾乎是立刻就開始發表他的發現,而這些成果很快就成了關於柏林圍牆倒塌的重要科學記錄。直到一九九四年,奧普已經發表超過六篇相關科學論文,解釋這些社會抗議如何發生、又為何能夠成功。奧普指出,民眾加入這場革命不只是出於不滿,不只是出於對社會不義的憤怒,也不只是出於對貧窮的沮喪、對財富的夢想,甚或是對自由的承諾。

真正的關鍵因素,在於他們的社群網路。

那些德國公民之所以到柏林圍牆邊抗議,是因為有朋友家人去了,所以他們也要一起。當時發生的是一種集體的社會協調(social coordination)過程。大家發現像自己一樣的公民走上了街頭、表達了立場,於是相信這一切真的能帶來改變,也希望自己能成為其中的一分子、在其中盡一分力。

民權運動

柏林圍牆倒塌前幾年,史丹佛大學社會學者道格.麥亞當(Doug McAdam)曾在一九八八年使用類似奧普的方法,讓美國民權運動有了第一項符合嚴謹科學標準的研究。無論從歷史或文化的角度,美國民權運動都與東德抗議活動大不相同。但麥亞當所發現的行為模式,卻和奧普發現的不謀而合:美國公民之所以會在一九六○年代參與某些最危險、也最重要的社會抗議活動,關鍵因素就是其所屬的社群網路中有其他人也參與了。

在聯合抵制蒙哥馬利(Montgomery)公車運動期間,像是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這樣的人成了民權運動的焦點。她公開反對政府壓迫,也激勵其他人追隨她的腳步。然而,羅莎.帕克斯之所以能發揮影響力,重點在於她並非孤身一人:她屬於一個龐大的社群網路,是整個網路的人齊心協力,共同抗議美國南方的隔離制度。

一九五五年,羅莎.帕克斯拒絕依公車司機要求讓出在公車前段的白人座位(當時法規將不同區段的座位指定給不同種族),於是遭到逮捕,成為一項著名事件;但在事件之前的幾個月間,在蒙哥馬利之前,還有至少六位女性同樣因拒絕服從這類種族隔離的座位要求而遭到逮捕。你很可能從來沒聽過克勞黛特.科爾文(Claudette Colvin)或其他抗議人士的名字,但這些人無論在勇氣或對於追求種族平等的關鍵程度,都不下於羅莎.帕克斯。造成影響力高下有別的原因,在於其他這些抗議人士缺乏具協調性的龐大社群網路在身邊給予支持。這些人並未身處在社群網路中對的位置,自然難以燃起革命的火花。

在爭取自由的奮鬥過程中,總有無數靈魂英勇起身對抗壓迫。其中多半會迅速遭到當局政權壓制噤聲,但如果他們並非單獨行動,情況就會有所不同。社群網路就像是能彼此協調行動的肌腱,讓一大群來自各行各業的普通人能集體行動。只要一群人形成協調的整體,任何一個人(像是羅莎.帕克斯)的行動,就能帶動身旁一大群沒沒無名的人。革命的火花,就是這樣燃起。

到了一九九四年,社會學家已經確認社群網路是社會改變不可或缺的因素。但一直要等到新的千禧年後,我們才終於具備相關技術,能夠觀察社群網路究竟如何運行。這些觀察讓社會學出現新的發展,並與長達將近一整個世紀的社會科學理論互相衝突。

這項技術就是「社群媒體」。

※ 本文摘自《引領瘋潮》,原篇名為〈柏林研究〉,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