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平日對足球的冷漠，與四年一次的熱度，形成極大反差

文／陳子軒

每四年一次，總有些時候穿著足球衣上街終於不再是怪咖，而是一種時尚宣言；書店裡因應世界盃而出版的專書數量比起香港還多得多；新聞中、名嘴部落格裡又一堆各國足球帥哥介紹。各大媒體足球專家如雨後春筍一般竄出，總是能帶給我們許許多多的「新知」。於是乎 FIFA 莫名其妙地成了世界盃足球賽的縮寫，足球祖國也變成了巴西，義大利中場樞紐皮爾洛（Andrea Pirlo）也可以「分身」在英超打過工，卡卡 （Kaka）彷彿未曾離開巴西國家隊，而現年五十五歲的名教頭莫里尼奧（Jose Mourinho）變身成為球星，更有一些球員莫名其妙變臉了，或是把這廂 Mario（Gotze）當成另一廂 Mario（Gomez）。

台灣對於足球的冷漠與四年一次的熱度顯現出極大的反差，平日無人聞問，四年一到卻又不知在瘋啥；大部分記者平日沒有接觸足球訊息，就算真心愛足球的，發了稿卻也見不了版面，只有世界盃前趕鴨子上架生出新聞，缺乏各國聯賽的累積與更新，世界盃新聞當然過時、錯誤百出或流於花邊。

我們該理解的是，世界盃充其量只是每四年一次的媒體景觀，各國聯賽才是日常生活的嘉年華。而且說真的，世界盃的足球根本不是最好看的足球，甚至是保守、乏味的。

與朋友談到這樣的現象時有了妙喻，這四年一度的循環彷彿就像按下重設鍵（白話一點就是鬼打牆了），於是乎什麼叫越位、世界盃冠軍盃不叫雷米金盃、各國足球帥哥盤點都得重新來一次。用最簡化的語言來說，美國人踢但不看足球，印度人和中國人看但不踢足球，台灣則不踢也不看。踢而不看或是看而不踢都還相對好辦些，但台灣不踢也不看就很真的難搞了。到底為何世界瘋足球，台灣卻怎樣都提不起勁？

如果你說台灣的國球是贏球的話，那麼就歷史而言，台灣也曾經在國際賽風光過一陣子。

中華民國代表隊在一九五四、一九五八連續兩屆亞運中都奪下足球金牌，還曾經在一九六○年羅馬奧運中的足球項目露臉過，一九七○年代以前，足球在台灣電視播出的時數甚至要超越棒球和籃球。然而，這些都只是表象，事實上，當時從教練李惠堂到隊員都是以香港人為主，一九七○年以後，中華民國代表隊不再徵召香港人，成績也就直落谷底。

戒嚴時期，軍方維繫住了足球微弱的命脈，其所掌控的華視也從一九八二年西班牙世界盃起，轉播這項地表最盛大的單一賽會，直到軍方色彩淡出華視，一九九八年法國世界盃後畫下句點。也就是說，足球這項運動，從來沒有跟台灣這塊土地和人民真正連結過，擔綱本屆賽事電視轉播的許多球評朋友都是因為香港、馬來西亞的生命經驗，觸發他們進入足球世界。足球，這個舶來品，很不本土，很不「台」。

「足球就像是男孩兒的第一堂地理課。」課堂上的陸生如是對我說。可不是嗎？其實不只足球，運動這堂地理課正反映了一個國家的世界觀。棒球之所以是台灣國球，那是因為棒球透析出以美日為主的世界體系，正符合這兩國作為台灣顯著他人的現實，不但是因為我們棒球打得好，更重要的是美、日也愛棒球，於是乎，棒球觀與世界觀重疊了；於是乎，我們只要每四年才試圖去分清楚烏拉圭、巴拉圭，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

但其實，足球可以讓你的世界更寬廣。它可以是你聽過進而理解象牙海岸這個國家的原因，因為你知道德羅巴（Didier Drogba）這位人品、球品兼具的超級巨星；足球也讓你關注起烏克蘭的風起雲湧，因為你早從歐冠賽事裡聽過頓涅茲克這個工業城市，而且他們的足球隊外號就叫礦工，烏克蘭東部情勢，牽動著礦工隊究竟是打烏克蘭還是俄羅斯的聯賽。

除了二○○二年日韓世界盃之外，每一屆比賽時間往往都非常嚴峻，是否能讓台灣人在半夜擁抱足球熱，總難令人難以樂觀。但如果每一屆的世界盃都多少點燃了些許觸動，何不讓這樣的感動更常在你生活中出現？就讓每四年一次的盛會成為起點，給足球一次機會，你會愛上這美麗的遊戲的。

※ 本文摘自《左．外．野︰賽後看門道，運動社會學家大聲講》，原篇名為〈世界盃足球能讓台灣有國際觀嗎？〉，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