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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希望作出改變,同時以「我就是這樣」擋下所有建議

文/薩曼莎.博德曼;王瑞徽

人多半都會想在生活中作出改變。正因如此他們才會走進我的辦公室,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隨著治療的推進,患者往往在面對必須實際作出改變的艱難過程中遇上瓶頸。他們往往更關心他人的變化,而不是為自己本身帶來任何變化。

「我就是我。」他們執拗地堅持。

這話我已聽過無數次了,加上一句俗語,「老狗學不會新把戲。」這些說法證明了一種固執心態和錯誤的信念,也就是我們的才智、技能和性格是一成不變的。社會給我們貼標籤,我們也給自己貼標籤。一個孩子被告知他是個好聽眾或壞聽眾。一個高中生認為自己的數學很好或很糟。等到我們長大成人,這些標籤已深植在我們的自我意識中,成為我們自我認同或自我概念的一部分。

然而,相信一件事不代表它是真的。我的狗 Schnitzel 最近發現了她跳呼拉圈的才藝,所以老狗可以學會新把戲。我曾經試圖說服一個自稱工作狂的人在年底前利用她的假期。「我不是那種人,」她回答。由單親媽媽撫養長大讓她有一種堅定的工作觀。她母親常告訴她,如果她想成功,就必須比別人更努力。這給了她一種很棒的敬業態度——連同一種過於僵化的自我意識。

就像這位工作狂患者,許多人對自己不是什麼有一種強烈的執著:
 
我真的不是一個想走入戀愛關係的人。
我不是一個喜歡交際的人。
我不是擅長運動的人。
我不是早起的人。
我不是那種會道歉的人。
 
這都是我從病人那裡聽來的台詞,後面常跟著一句,「這就是我。」還一邊聳聳肩膀來強調這種堅定看法。這樣的表態意在展現自覺,但事實上,它們只是被緊抓不放的信念;累積了一輩子的習慣、選擇以及讓它們更為強化的各種經歷的產物。

病人並不是唯一抗拒改變這種想法的人。一九六○年代初以前,多數科學家認為成人的大腦是完全成形、固定不變的。神經可塑性——大腦形成新連結的能力,和神經新生——大腦神經元再生的能力,被斥為空想。如今我們知道,大腦在人的一生當中會不斷重組,並對不斷變化的需求和情況作出反應。

明顯增大的海馬迴

倫敦計程車司機大腦的變化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不同於其他城市的同行,倫敦計程車司機必須記住數千條街道的名稱和路線,才能通過一項被稱為「知識大全」(The Knowledge)的難度極高的執照檢定。二○一一年,倫敦大學學院研究人員決定調查這種訓練對大腦的影響。他們在「知識大全」檢定應試者開始漫長的訓練過程之前掃描他們的大腦,然後在他們取得執照資格後的三到四年內再次掃描。造影研究顯示,熟記倫敦地圖之後,司機的海馬迴——大腦中和記憶有關的部分,明顯增大了。在那些沒取得資格,或者沒有準備應考「知識大全」者的大腦中,則沒有觀察到類似的增長。學習新事物會在大腦中生成新連結。這些路徑的形成是為了幫助我們適應、回應各種挑戰以及任何必須面臨陌生狀况和環境的狀況。

大腦有巨大自我重組能力的這個事實突顯了一種可能性,也就是我們在一生中都必須作出改變、重新思考並創造自我。一項跨越六十三年的研究揭示了這種變化會有多麼巨大。研究人員發現一群曾在一九四七年接受教師評估的蘇格蘭老人。當時他們的老師必須對當時還是十四歲學生的他們進行六項性格特徵的評分:自信、毅力、情緒穩定、責任心、獨創性和上進心。六十多年後,研究人員讓這些七十七歲老人加上一位親友針對他們的這幾項特徵進行評分,結果重疊極小:十四歲時的他們和七十七歲時的他們幾乎無關。

捨棄「人本來就這樣」的觀念有助於減少抑鬱和焦慮。那些接受過神經可塑性主題的課程,學到人格特質並非固定不變的高中生,比那些沒有的學生具備更好的面對壓力的能力,更有自信,成績也更好。那些對成長持開放態度的人,也是最有可能成長的人。他們相信興趣和熱情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培養的。

生活經歷顯然塑造了我們的性格。當心理學者討論人格特質,他們經常提到「五大因素」:對經驗的開放性、責任心、外向性、合群性和神經質。這五種特質的獨特組合被認為是形成個人性格的核心特徵。

穩固的人際關係會增進責任心、合群性和外向性,減少神經質。較高的工作滿意度會降低神經質,增加外向性。我們也可以透過經常從事那些能反映我們想要的特質的行為,來積極改變自己。例如,在一項研究中,那些說他們想變得更外向的人採取了蓄意的做法,表現出較外向的行為,像是對陌生人微笑,問收銀員一天過得如何,打電話給一個很久沒聯絡的朋友。在三個月時間裡,他們變得更外向了。同樣地,那些說他們想變得更討人喜歡,並採取具體步驟,以親切可人的方式行事的人,例如替別人開門,請人幫忙時說「請」和「謝謝」,給予朋友或家人真誠的讚美;久而久之,他們也變得更為討人喜歡。沙發馬鈴薯的情況正好相反。

※ 本文摘自《強韌心態》,原篇名為〈人會改變〉,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