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台灣的社經狀況,其實和南宋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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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台灣的社經狀況,其實和南宋很像?

文/薛翰駿

現今討論南宋歷史時,總會有許多人與臺灣相提比較,然而大多數的論述聚焦在政治與國際關係之上,對於經濟與社會層面的見解則較少。因此看到梁庚堯老師的《南宋的農村經濟》主要探討南宋的社會、經濟史時,引起筆者極大地興趣,決意從南宋的農村經濟與現今的經濟、社會做比較。

談及傳統中國農村經濟發展、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關係時,人們的腦海中多會浮現可憐的農人未擁有土地,僅能以佃戶身份生活、辛勤地耕作仍會破產為奴、邪惡的地主極盡所能地欺壓農民等畫面。然而事實真為如此嗎?若細看中國社會史的發展,地主與佃農相互對立的概念是五四運動以降所出現的錯誤想像,中國真正的農村並不如新文化運動下左派小說家筆下那麼地悽慘、地主也並非十惡不赦地罪人。在此概念以下,筆者欲從書中的各式角度首先釐清南宋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再與現今的情形做對照。

南宋農村的經濟與社會問題

討論南宋的經濟與社會的課題前,首先要釐清當代的主要問題。南宋最大的問題是承襲北宋末年以來大量的人口基數,國土面積又比前期減少許多。在此情形之下,人口密度極高、個體所能分配的可耕地不足,導致大量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之下。梁氏在書中進一步指出人口分佈的不平均,東部地區如兩浙路、江東路、福建路等農業精華地區聚集大量人口;京西路、揚州等土地貧瘠區或交戰區則呈現地廣人稀的情形。人口密度已然十分高漲,又大量集中在精華地帶,雖然宋代以降有許多商業性農村市鎮出現,仍難以完全消化農村提供的龐大人口。儘管如此,仍不能忽略大量勞動力所帶來得農產量提升,內捲化的問題固然嚴重,然而未有龐大的人口基數,南宋也不可能締造中國經濟的高峰與專業化生產的出現。權衡利弊下,大量的人口仍是經濟成長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土地所有權集中的現象於南宋時捲土重來,而又有新興問題的出現──土地使用權分散。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數的地主手中,許多農民僅持有少量的自耕地,為求養家活口不得不向大地主租佃土地耕作,其產出有半數甚至更多成為向地主繳納的租金,佃戶實際的剩餘價值僅能維持溫飽,不得不從事其他的副業方可開源;土地使用權被劃分得零散碎小,難以產生規模經濟的效果。理想層面,農人應當要承租到住家周圍的土地從事耕作,然而就現實層面而論,農人難以完全承租到自家周圍的土地耕作,租佃的土地散落在各地,農家若要提升產量,需花費大量的時間往來在數個農地之間,無形中降低生產效率而增加生產成本。

南宋農村的最後一項問題是農民苦於市場經濟的影響過大。自兩稅法實施以來,中國的市場經濟逐漸發展成熟,農民將生產地作物拿到市場上進行交換,進而發展出專業分工。對於生產糧食作物的農民而言,秋收時價格驟跌,為了繳交地租、賦稅與債務,不得不賤價出售;青黃不接之時,富家又將囤積的產品高價出售,為了生存,農人不得不接受不合理的稻米價格,而在災荒時期此問題更是嚴重。被商人、富家把持的經濟體制之下,農人只能被動接受市場價格。由此可見,農民的生活未因市場經濟而獲得改善,反而因富家所把持而造成貧富不均的擴大。

公部門的救濟手段

綜合上述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南宋農村有著人地關係極度緊張、生產工具集中進而引發貧富不均和市場經濟受有形之手所把持的問題,農村的問題以至於許多農民生活僅能生存而不能生活。儘管農村的生活如此辛苦,卻鮮少在歷史上看到南宋有出現大規模農民暴動的現象出現,茲有賴於政府與仕紳所做得努力。

許多北宋以來體制上的問題於南宋時期獲得國家的重視,政府官員們想盡辦法解決歷史遺留。從史料中可以看到南宋政府雖然巧立名目徵收許多稅賦,然而這些稅收並非完全用於奉養官員與政府的龐大開支,而有許多經費用於改善農業的生產條件。政府以經界與推排進行土地造冊,欲使貧富按經濟條件課稅,此舉對各地稅賦不均的問題有所改善;義役由地方父母官與仕紳共同主持以避免貧窮的農民在日常的務農之外還須進行繇役的負擔,使窮人們可以專注在生計之上。

在個體戶的經濟利益保障上,南宋政府亦有所作為。宋代的耕作技術的提升雖然是建立在更多勞動力投入生產之上,然而水利設施的興修使農民得以在少量的土地上或得更多的作物產出;政府對於佃權的保障與貸款利息的限制使得農人在背負債務之餘不至於被其壓垮。從政府的作為而言,國家已在有限的力量中盡可能地保障農村的經濟循環與個體戶的資產保障,以毫無作為來評斷南宋政府對於農民的保障可謂是過於武斷。

有志之士的社會關懷

礙於傳統政府國家權力的限制,對於鄉里的施政仍須倚靠地方勢力的配合,宋代以降在國家力量所不及之處便亦是由仕紳階級扮演著政府的角色,在社會上的調和與經濟上的救濟扮演著重要的關鍵。

前述所說,農民的財富累積受限於土地的租佃與富豪對市場經濟的把控,許多農民在繳納地租、稅賦與債務後僅能維持最低生存條件。然而並非所有的地主扮演著剝削農民的角色,亦有許多抱有儒家思想的地主以人為本,時常協助農民度過難關。富有良心的地主時常免除農民的債務,甚至在災荒時期連租賃的本金亦免除,如此一來,受災荒所苦的農民至少可以維持最低限度的生計,仕紳的作為亦可增加對農民對其景仰與依賴,達到雙贏的境界;義田與社倉制度為北宋范仲淹首先開創,於南宋時期普遍出現在社會中。在一個宗族之中,富有的家庭購買土地以供養較為貧窮的親族,族內相互扶持之下,人們得以在困苦之時獲得即時的援助而無需等待效率較慢的官府進行救濟。抱有著崇高理想的仕人們對於農民們的寬待,很大限度地抑制了以利益為本的地主對於窮人們的侵害,使南宋的農村仍可抱持著正向的發展。這些有志之士所做的努力功不可沒。

今日臺灣之處境

就筆者的觀點而言,南宋的經濟與社會型態,與現今的臺灣有著十分相似的情形。現代社會中,許多人苦於高房價、高通膨與高物資的影響,在低薪的環境之中,許多人僅能生存而無法過上更好的生活;資本家們唯利是圖,對於窮苦的百姓未有更多的關懷;大量人口集中於都市中而造成的城鄉差距與貧富不均亦是社會的一大問題,是現今不可不面對的困境。儘管有著個體經濟上的貧富差距、總體經濟上的問題與人口壓力等問題,社會上仍有著許多善心之人致力於解決當前的困境。政府與法人提供的社會福利與救濟在許多時候讓身處高風險的人們獲得即時地幫助,儘管這些資源可謂是治標而不治本,卻不可否認這些力量仍是幫助底層人民脫離危險的關鍵因素之一。

結語

學習歷史的目的在於透過以往的故事瞭解當時的問題與主政者的解決之道,儘管南宋的農村經濟與現代化工商業社會的生產模式與經濟循環已有很大地不同,然而在社會問題上仍有著高度的相似性。期許現今的有志之士仍有仿效南宋政府與仕紳,為百姓與社會謀求更高地社會福祉,創造更好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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