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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自由的國際貿易下,充滿不公平的壓榨與剝削

文/張夏準,譯/羅亞琪

理查.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約翰.布萊特(John Bright)兩位國會議員在一八三八年成立了著名的反穀物法聯盟,在以開放自由聞名的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眼中,他們兩人都是政治英雄。當時,非農業族群的人數和勢力因為工業革命而出現增長,在他們的支持下,這個聯盟發起效果顯著的運動,成功在一八四六年廢除該法。

二十世紀最知名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跟妻子蘿絲.傅利曼曾經合著一本影響力極大的作品《選擇的自由》,他們在書中寫到,《穀物法》的廢除是在「為了終結政府對工業和貿易的限制所發起的戰爭」中「最後的勝利」。根據傅利曼夫婦所說,廢除《穀物法》「帶來七十五年完全的自由貿易時期,直到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完成了幾十年前就已啟動的轉變過程,帶來一個權力相當有限的政府」。

以資本主義歷史普遍的觀點來看,在英國的率領下,這個以自由貿易和資本自由流動為基礎的「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為全球帶來了一段空前的經濟繁榮期――直到兩次世界大戰和經濟大蕭條,才因為經濟和政治的動盪而不幸遭到打斷。

然而,跟所有類似的故事一樣,這個自由貿易的「起源故事」充滿了錯誤和迷思。我們暫且不管傅利曼夫婦認為妨礙生產力的「政府對工業和貿易的限制」,其中很多措施正是在英國實行自由貿易之前,讓英國製造業得以躍上全球舞台的原因(請見〈蝦子〉);我們也先暫時忽略英國在廢除《穀物法》後,其實並沒有完全過渡到自由貿易的這個「小細節」:在一八四八年,仍有超過一千一百項產品要付關稅,其中很多品項的關稅還相當高。儘管如此,英國還是要到一八六○年才稱得上是真正的自由貿易國家:只有不到五十項產品需要繳納關稅。

就算我們忽略這兩個「令人尷尬的事實」,自由貿易的創始神話仍有一個大漏洞――英國根本不是第一個實行自由貿易的國家。這項殊榮其實應該頒給拉丁美洲的國家,因為它們在一八一○到一八三○年代間,比英國早了幾十年實行自由貿易政策。

拉丁美洲國家雖然是自由貿易的先驅,但是它們的「自由」貿易並不是它們「自由」選擇的。在十九世紀初期的幾十年,它們從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國獨立出來後,就被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大國強迫簽署後來所謂的「不平等條約」。除了其他條款,這些條約強迫弱國實行自由貿易,剝奪它們的「關稅自治權」,也就是自行設立關稅的權利。它們只獲准實施非常低的平均關稅率,通常為五%,但也可能低到三%。這樣一來,政府就可以有一點收入,卻不至於影響國際貿易的流通。

從一八三○年代起,其他仍然獨立的弱國也被強迫簽署不平等條約,加入自由貿易國家的行列,包括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暹羅、波斯(現在的土耳其、泰國、伊朗),以及中國。一八五三年,日本被美國海軍的培里准將以「砲艦外交」的手法強制開港通商,同樣也被迫簽署這些條約。這些條約在一九一○年代到期後,日本馬上拋棄自由貿易,將工業製品的關稅提高到平均三十%左右,這樣它就能推動國內的新興產業,抵抗優越外國生產者的競爭(請見〈蝦子〉)。拉丁美洲國家的不平等條約在一八七○和一八八○年代到期時,早已做了同樣的事情。

當強制自由貿易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全球各地盛行時,保護主義在荷蘭、瑞士以外的歐陸和北美卻是常態。美國在這方面特別猖狂,一八三○年代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工業關稅率平均為三十五到五十%,那段時期幾乎多數時間都是世界上保護程度最高的國家。

所以,傅利曼夫婦所說的「七十五年完全自由貿易時期」,其實並不是我們平常所理解的「自由」貿易。在歐洲和北美那些可以自行選擇貿易政策的幾十個國家中,只有英國、荷蘭和瑞士等少數國家實行自由貿易。其他的自由貿易國家全都出於被迫,而非自願,包括簽訂不平等條約的亞洲和拉丁美洲弱國,還有歐洲強權在亞洲和非洲的殖民地(被迫跟殖民母國進行自由貿易)。

看清國際貿易背後的權力不對等

幸好,今天的國際貿易體系不再有這種「不自由的自由貿易」。所有的不平等條約都已經在一九五○年代以前終止。到了一九八○年代,雖然還有約六十個屬地受到殖民統治,仍然相當驚人,但人口夠多的國家大部分都已經去殖民化了。更重要的是,從一九九五年以來,國際貿易就受到世界貿易組織的規範,所有成員國都有同等的投票權,不像其他國際組織那樣,軍事或經濟力量比較強大的國家有比較大的發言權。

然而,這一切仍不表示國際貿易中沒有權力不對等的情形。雖然它們不像以前那麼毫不掩飾和野蠻殘酷,但強國依然會運用自己的力量形塑、管控國際貿易體系,讓自己獲益。

首先,比較強大的國家在世界貿易組織一開始擬定規範時,就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可以設定議程,確保那些規範對它們有利。比方說,世界貿易組織針對農業生產者設下的貿易保護和補助限制比製造業少。原因不難想像:相對來說,富國的農業較弱,而窮國的製造業較弱。

我們也可以想想:各國政府對跨國企業在國內的運作進行規範時,世界貿易組織是如何加以限制的。世界貿易組織禁止各國政府要求「本地自製率」,也就是要求跨國企業有一定比例以上的生產投入必須從當地購買,而非使用進口品(請見〈香蕉〉和〈麵條〉)。這條規定對富國特別好,因為大部分的跨國企業都是來自富國。這些例子顯示,即使所有國家都遵守同樣的規定,權力較大的國家卻比較有可能在這個體系當中獲得好處,因為它們早已確保規定的內容對自己有利。

此外,明文規定是一回事,實際應用又是另一回事。以世界貿易組織的關稅規定為例,這些規定其實對開發中國家很好,允許它們採用較高的關稅。然而,開發中國家實際上從這些規定得到的好處很有限,因為富國會運用權力阻止它們充分使用自己的關稅額度。

這常常是經濟力量所造成的。富國把貿易自由化做為金援開發中國家的一項重要條件,其支持包括它們提供的雙邊「外援」,以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金融組織提撥的貸款(這些組織也是富國掌控的)。其他時候,它們會利用自己的「軟實力」――比較高級的說法就是「觀念實力」(ideational power)—像是學術界、國際媒體和政策智庫等,以來說服開發中國家自由貿易對它們是好的。

結果,今天開發中國家實際用到的工業關稅率平均大約為十%,即使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這些國家視個別情況,其實可以有二十%、三十%甚或更高的關稅率。這顯示,權力不只可以讓某個人違背意願去做某件事,還可以讓某個人因為害怕受到懲罰,或是相信這樣做對自己不好,而不去做其實對他有益的事情。

人類對牛肉看似有永不饜足的欲望,加上萃取、罐裝和冷藏等食品保存技術上也蓬勃發展,讓牛肉在過去一百五十年征服了全世界。牛肉擁有如此的霸權,使整個地球已經變成環境科學家瓦茲拉夫.史密爾(Vaclav Smil)口中的「母牛星球」。牛肉產業在溫室氣體、森林砍伐和水資源等方面為地球環境造成了極大的負擔(請見〈蝦子〉和〈萊姆〉)。牛肉在人類的飲食系統中占據了如此重要的位置,要討論肉類為人類社會和經濟帶來的影響好壞,我們不可能不談到牛肉。

同樣地,資本主義及其附帶的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經濟觀興起後,「自由」已經變成我們思考社會和經濟時,一定會談到的概念。任何含有「自由」這個詞的概念,就被認為是好的:自由貿易、自由市場、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自由鬥士等等;任何可能跟這些東西相左的概念,則被認為是原始、壓迫、落後的。

可是,自由的概念有很多種,並非對所有人都一定是好的(請見〈秋葵〉)。以自由貿易的「自由」為例,這裡「自由」指的僅限那些從事跨國貿易的人的自由,讓他們不必受到各國政府約束,既不用遵守進口禁令之類的規範,也不用繳納關稅之類的稅金,僅僅如此而已。因此,自由貿易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剛開始形成時,才會出現那種病態局面:「自由」貿易幾乎完全只在「不自由」的國家中進行,因為它們被殖民主義和不平等條約剝奪了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

即使在現在的自由貿易,各國擁有形式上的平等,自由貿易依然不代表能讓每個人都平等受益,因為國際貿易的規定是由比較強大的國家擬定和實施,對它們自己有利。

唯有明白國際貿易中權力不對等的真相,不被「自由」這個用詞迷惑,我們才能明白為什麼自由貿易這個理應對每個人都好的東西,竟可以在各國之間產生這麼多的糾紛和衝突。

本文摘自《餐桌上的經濟學》,原篇名為〈讓牛肉自由貿易,誰的「自由」?〉,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