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讀了這本書，都會對日本產生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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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文／查爾斯．金，譯／謝佩妏
潘乃德開宗明義就說：「日本是美國打過的全面戰爭中最陌生的一個敵人。」太平洋戰爭的勝負關鍵不只在於補給線和灘頭堡，還有美國人和敵人之間的認知距離。不同社會之間的互動都是一種翻譯，其中包含接納外國人的觀念，並強迫自己不把這些觀念視為異常。「人類學家從經驗中證明，即使是怪異行為也不妨礙我們對它的理解，」她寫道。「比起其他社會科學家，人類學家在專業上更能把差異當作資產，而非負債。」而接納自己的「困惑」感（潘乃德在書中反覆使用的詞），就是一個起點。失去方向感，就是連接你的理所當然和他人的理所當然之間的重要橋樑。
潘乃德認為，了解日本並沒有單一的鑰匙。日本跟所有社會一樣複雜而矛盾，看似彼此不相容的價值觀和行為同時存在。因為如此，她的書名才取作《菊花與劍》，要表達的就是一個具有精緻美感和創新表達力的社會，同時也崇尚武力、榮譽和服從。但撇開矛盾不論，「人類社會必定要打造出一種使人得以生存的架構，」她說。而文化不過就是我們反覆用來詮釋外在世界的方式，包括詮釋自己的行為、我們的大家庭、多年的鄰居，和我們眼中其他同類的行為舉止；原本隨機任意的信念、習慣、儀式、認知和說話方式，在同一文化下，也因此得以「互相扣合」。
潘乃德的目標是研究「在日本社會裡，符合期待也理所當然的習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們對這場戰爭的看法。日本的政治和軍事領袖認為，人類世界陷入歐美國家難辭其咎的無政府困境，因此有必要重建秩序和新的國際階層，由日本來統治亞洲國家。美國人應該覺得這種想法似曾相識。那正是羅斯福以來的美國外交政策的翻版，即由強大的白人將其意志強加在軟弱的有色人種身上。差別在於，日本本土也奉行這種階層觀念。每個人在社群或家族裡都有層級分明的位置。人生要成功，就必須認清自己在社群中的位置，堅守本分，做好該做的事。「安分守己」是人與人、人與國家、日本與外邦之關係的精髓。
層級關係也包含一整套複雜的責任與義務，以及日本人用「恩」這個字表達的人情義理。對潘乃德來說，「恩」是日本人在幾乎所有社會互動中都要承受的一種負擔，包括你對社會地位較高者的責任，例如債主，也包括夫妻對彼此的忠誠。但潘乃德指出，「恩」永遠帶有些許羞恥感，雙方都感受得到。那是永遠還不清的債，因此雙方一直為回應不夠充分而感到不安。對潘乃德來說，層級、榮譽感、羞恥感、欠人的恩惠這幾個觀念，與其說是「破解」日本文化的祕訣，不如說是道地日本人的特徵，也就是在日本社會能夠如魚得水的關鍵。
強調罪惡感的社會，談論一件事通常從絕對道德觀出發。他們對倫理生活的認知，就是一個人在善惡之間掙扎，於是就有了逾越、不正當、罪惡和懺悔的概念。他們的儀式是為了贖罪，抹去某種違反明確行為規範的行為。相反的，強調羞恥感的社會看事情的方法卻不同。錯誤行為不是逾越明確界線的行為，而是不恰當、不得體，或不符合特定情境的行為。跟罪惡感不同的是，羞恥感很難擺脫。無法靠懺悔減輕或靠贖罪免除。羞恥感永遠從他人如何看待你的行為中產生，這就表示你得永遠戒備，因為不可能完全確定哪些行為令人羞恥，哪些不會。你只有適當和得體的模糊線索，還有日本人所謂的「恩」的概念，亦即你對一群彼此重疊的人的責任義務。但由於責任義務可能相互衝突，例如該留在辦公室加班還是去探望生病的母親，因此正直的行為永遠是潘乃德所說的「兩難」。成為你應該成為的人，就是不斷平衡永遠彼此衝突的承諾。
在潘乃德看來，日本的政治制度核心就展現了這些概念，也就是天皇本身。昭和天皇在八月十五日宣布戰爭終止（兩個多禮拜後，日本在美軍密蘇里號戰艦上簽署無條件投降書）具有前所未有的歷史意義。那是關鍵性的一刻，但不是因為天皇是日本認同的活生生象徵。日本百姓也沒有把天皇當作神，潘乃德認為那是西方神學的概念，而非日本精神的產物。真正的原因是，天皇位在社會階層的頂端，代表了平衡和美德的精髓，涵蓋層面從家族親屬關係，一路延伸到日本人自身對日本傳統的詮釋。
就這個觀點來說，潘乃德並未開創新局。戰情局的所有日本通都知道天皇的崇高地位。她在幾年前的研究備忘錄中也提過一樣的論點，包括一篇專門討論天皇在日本社會中的地位的文章。當時，由陸軍上將麥克阿瑟帶領的美國佔領軍已經邁出重要的一步，允許天皇留任，而非強迫他下台。這個決定可能來自麥克阿瑟本身的傾向，尤其他認為一個即將以美國民主制度為典範重新改造的國家，天皇並不特別重要。但潘乃德提出的論點解釋了為什麼這麼做有其意義。也就是說，為什麼美國這樣一個受到外國勢力猛烈攻擊的國家，戰勝後應該採取節制、尊重本土習俗和克制野心的政策。從這個層面來看，《菊花與劍》不是一本日本指南，而是特別寫給美國讀者的入門書。那就像某種抗毒血清，用來中和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盛行於美國文化、後來因為戰爭及美國政府依據「種族」（根據鮑亞士的用法）將日裔美國人拘禁而更加強化的觀念：日本人天生就介於難以理解和令人害怕之間。
潘乃德在第一頁就坦承，這本書是因為美國背叛了日裔人民才能寫成。「在日本出生或受教育，戰爭期間卻身在美國的日本男女，陷入了無比艱困的處境，」她含蓄地寫道。「很多美國人都不信任他們。」她說能寫一本書，認真看待他們對自己的看法，對她來說別有意義。
在大約三百頁的篇幅中，她展現了把「他者」變「差異」的鮑亞士式技巧。戰後不過一年，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種啟發。「任何人讀了這本書，都會對日本產生新的看法，」每月一書俱樂部向會員推薦。對那些在鐵絲網後面喪失部分人生的人，這本書也為他們伸張了一些正義。有個日裔美國女性寫信給潘乃德：「彷彿撥雲見日。」
之後幾年，若說《菊花與劍》是最多人讀過的一本人類學著作也不為過。五年內就再版八次。日文譯本在一九四八年問世，暢銷數百萬冊。日本學者不認同潘乃德的部分論點，認為她有些描述和歸納太鬆散，而她對日本文化的評價有時像是對日本中產階級或軍人菁英的美化，這正是橋間和其他情報提供者最熟悉的階層。但正當日本社會對自己的歷史和價值觀展開深刻的自省時，這本書就像一份禮物，帶來了救贖：一份來自遙遠的美國為了理解死對頭而寫成的紀錄。
潘乃德的作品有如時代的紀念碑，見證了兩個社會隔著玻璃陰鬱地直視對方時的可能和限制。謝詞背後藏著一個天大的諷刺。鼓勵美國人善待敵國的一本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被美國人當作敵人監禁起來的一群人。當然了，潘乃德若是能親自走訪日本，在當地檢驗她的發現會更好。她確實試過。戰後她就想加入麥克阿瑟將軍的佔領軍，跟當地人和外國人一同協助日本政府和社會轉型，但上級拒絕了她的要求。原因很直截了當：她的美國上司不贊成調動五十四歲以上的女性。
「我年輕時為什麼不女扮男裝？」她向米德吐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