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懷民以《家族合唱》打開歷史的黑盒子,把尊嚴還給二二八的逝者
文/林懷民
五歲那年,我問母親,我在哪裡出生。「嘉義病院。」嘉義病院我知道,從家裡十分鐘就可以走到。我又問,我出生時乖不乖?「很乖,每次抱你躲到地下室,都不哭。」為什麼到地下室?「外面亂了,」她說。
六歲那年,我從五斗櫃翻出照相簿,赫然發現母親穿著和服的半身照,還有父親披著黑斗篷站在大學門口的大照片,像日本片裡的俳優。母親只說那是在東京拍的。她笑著把照相簿收起來,叫我以後不要亂翻。再看到母親的相簿,是我三十歲以後的事。
隔壁洪先生是遠房堂叔,留學中國,嬸嬸穿著陰丹士林布的旗袍。他們家的相簿另有一番風景。嬸嬸指點照片,告訴我一些奇怪的地名:北海,天橋,頤和園……嬸嬸天天下麵條,也常包餃子。母親愛煎菜脯蛋,有時用黃蘿蔔和肉鬆捲壽司給我們吃。小孩看電影不用票,大家族裡大人多,我常跟著上電影院。父母親帶我看《丹下左膳》、《翠堤春曉》。嬸嬸帶我去看了一部國語片,有個大眼睛姑娘動不動就甩辮子,一直在喊:「爺爺!爺爺!」多年之後,我才發現那是沈從文《邊城》改編的《翠翠》,林黛的成名作。
「外面亂了,」母親說。多年之後,我才發現我出生不久後的那個動亂,便是二二八。
二二八,我模模糊糊知道一點。族裡那位三十歲就哭壞身體,哭白了頭髮的三嬸仔的先生,我的堂叔,就在二二八後無故失蹤。直到去世之前,她始終相信,門開處,他就要回來。夜深後,在我昏睡後又驚醒的迷濛裡,大人壓低聲音,夾著嘆息,談起嘉義驛前的槍決。
對白色恐怖,對二二八,對台灣的認識,我用了很多年,特別是在美國讀書那三年,一點一點慢慢拼組起來。解嚴後,文獻大量問世,我抓到什麼,就讀什麼。
與台灣史料重見天日平行發展的是老照片的出土。
尋常國家,老照片是現今生活的一部分,從明信片到書籍到海報到公共場所的裝飾,無所不在,個人從照片的河流裡找到自己的定位,族群在照片裡歸納出美的典型。
光復後,剛剛打完八年對日戰爭的國民政府,不遺餘力地消除日治時代留在台灣的遺跡,二二八以及隨後的白色恐怖,更使民眾不敢輕舉妄動。光復前的圖像長期由媒體,由社會失蹤。我終於明白,童年時母親要求我不要亂翻照相簿的隱情。
一九九四年,故鄉新港文教基金會發動鄉親搜尋老照片,舉辦「親近新港」攝影展。百張照片見證了十九世紀末到今天的百年庶民史。鄉民扶老攜幼,旅外新港人兼程返鄉,把會場擠得水洩不通。地方耆老容光煥發地指點照片,為小輩陳述家族與新港的歷史,彷彿照片公諸於世,他們的青春,他們悲喜交集的生命才有了具體的證據。這次展覽看得我驚心動魄,每份圖像都與我血肉相連。活到四十幾歲,初睹故鄉百年圖像,全然新鮮的經驗,不是懷舊,是「新發現」,生命突然有了完整的「記憶」,有了一份強烈而複雜的歸屬感。
我渴望能把這樣的感動和更多人分享,希望能將老照片用大幅幻燈在舞台上「頂天立地」地呈現。我開始蒐集老照片,同時決定把舞蹈題名《家族合唱》。
蒐集到兩千多張老照片,包容了各個族群在不同時代的留影。長袍馬褂留著辮子的仕紳,在簷前與家人團圓合照。日軍在操場上升起了太陽旗。大陳撤退,憂心的父親抱住幼兒走下軍艦。二二八在大稻埕留下一輛殘破的轎車。遊行的學生撐起漫漫似海的蔣中正肖像。水災過後,一個婦人坐在泥濘裡號啕大哭。一家六口合騎一輛摩托車。榮民撩開衣裳亮出愛國口號的刺青。遊行的隊伍中一幅毛筆大字的「獨」……
每個時代都有天真的嬰兒,有嬌柔的青春,有人結婚,有人去世。所有的臉龐都有一份素樸耿直的神情──直到八○年代。
朋友給我一部完整的家族相簿,年代最早的一張是在酒泉的結婚照。在台灣他們為孩子的週歲點起一根蠟燭,他們送孩子上幼稚園,送孩子到車站坐火車入伍當兵……他們逐漸衰老──他們的相簿流到二手書攤。
眾多照片裡,最讓我著迷低迴的是一些年輕的容顏,眉宇之際閃著英氣,嘴角有一絲堅持。林茂生,陳炘,陳澄波,潘木枝,阮朝日,郭琇琮……青春圖像竟是最後的遺照。午夜端詳這些肖像,我渴望和他們交談。而那渴望,就像一通沒人接聽的電話,無止境地響在深夜的大海上。
「因為外面亂了。」經過將近四十年的歲月,像剝去層層筍皮,終於,我面對了一項事實:代表嘉義市民到水上機場和國軍協商而被逮捕的畫家陳澄波等前輩,也許就在我被抱到病院地下室的時候,在嘉義火車站前慘遭槍決。每思及此,我悚然驚動,甚至無由地歉疚起來。
我重新閱讀台灣近代史料,在台北,在雲門海外巡演的劇院,旅館和飛機上尋思《家族合唱》何去何從,面對代表百年歷史的照片,我到底要說什麼?
台灣是個女人。從荷蘭殖民到明鄭,滿清,日治,到國民政府遷台,台灣人民從未有發言權,只像是被送作堆的舊時代弱女子,悲情而無奈。
台灣近代史裡,充滿了堅持的女性。丈夫滿腔熱血或無妄地消失後,女人嚥下苦楚,勉力持家養大孩子,同時活下來,在新的時代裡,宣述了教科書與媒體不曾記載的台灣歷史。
女性的獨舞成為《家族合唱》的重要特色。然後我在一大堆動作材料裡摸索,無法決定所有動作的溫度與調性。《薪傳》十九年之後的台灣,使我無法再以沸騰的熱力來擁抱歷史。白曉燕事件給了我重大的刺激。白冰冰住家前面,擠滿販賣香腸的攤販和販賣新聞的媒體。是的,我們急躁,不安,而且冷漠面對悲劇;面對歷史,我們冷漠,因此健忘。是的,我也是那賣香腸,或那邊吃香腸冷心冷眼看熱鬧的「路人」。我嚥下對世界和自己的厭惡,讓雲門舞者不苟言笑地起舞。
編作斷斷續續在八里和歐洲的城市進行,在我完全瞭然之前,排練場安安靜靜躺下一個又一個人體,我請舞者用粉筆在地下勾出那倒下的輪廓,彷彿宣告那裡曾有一個生命存在。然而幾段舞後,舞者的腳步拭去了那些白線的輪廓。我為此驚悚。這些逝者就這樣被時代的腳步抹去,從台灣社會的集體記憶裡消失。
在毫無預設,完全出乎自己想像的狀況下,《家族合唱》自己發展開來,成為一闋傷逝悼亡的輓歌。
雲門也邀約專人進行田野調查,訪問了原住民、閩南、客家、大陸各省,諸多不同性別、不同族群、不同世代的人士。這些口述錄音涉及生活、歷史,更重要的,話匣子打開後,受訪人一再提起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悲情歲月。解嚴了,過去不能說,不敢說的心事,通通攤到陽光下。這些不同口音的見證,成為《家族合唱》主要的「聽覺風景」。
《家族合唱》打開歷史的黑盒子,以「洗滌」做為舞作進行的主軸。洗臉、刷牙、洗頭、洗澡等日常生活動作,變幻成令人目不暇接的舞蹈語彙。舞到終極,真水上場,舞者就著臉盆洗臉,淨身。舞獅、乩童、神轎、拜廟、燒王船,這些色彩豔麗的傳統祭儀穿插出現。舞至終結,數十盞水燈,靜靜地流過舞台……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日,《家族合唱》在台北首演,雲門舞者在歷史影像與聲音裡起舞。我們以近於舞台鏡框大小的面積,呈現數百張老照片。我希望這些影像的組合,能夠給觀眾帶來我曾從老照片感受到的震撼與滿足。照片裡的人物絕大部分辭世已久,有飽受改朝換代之苦的在地人,也有避秦南來,埋骨台灣的第一代移民;是這些族群的組合,才完整構成這塊土地上的「台灣人」。逝者的容貌重新在眾人面前出現時,應該也是一份莊嚴的存在吧。
把尊嚴還給逝者,我們才能擁有尊嚴,而不再自暴自棄。真誠面對了傷痛,我們才能比較健康地期許未來吧。
原載一九九七年九月九日《聯合報》
※ 本文摘自 《激流與倒影》,原篇名為〈一通沒人接聽的電話:《家族合唱》創作始末〉,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