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舉手】寫這個人，究竟想揭開什麼？《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

文／于翎

提到「女性殺人犯」，你的直覺印象是什麼？惡女？黑寡婦？抑或是驚世媳婦？這些印象源自於媒體報導的詞彙選用，也許形容貼切，但也可能是刻板形象的套用。由資深記者胡慕情執筆的《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書寫對象為過去震驚臺灣社會的女性死刑犯林于如。關於這位死囚的犯罪歷程，讀者已經從當時大肆報導的新聞媒體上知道的太多，如今作者再以此人為題寫書，目的究竟為何？這個疑問不僅是尚未閱讀本書的群眾的困惑，作者自身也在書中反覆自我詰問──「我想揭開的是什麼？」

書寫社會紀實文學本就存在著「保持客觀」與「完全寫實」的難度，當書寫對象從事件替換成「人」（特別是罪犯），書寫者自身能否把持住心中的那條界線，將決定作品的高度與存在價值。作者選擇的書寫視角特殊，是以第一人稱去旁觀、側寫死刑犯林于如，那麼本書的主角僅有林于如一人嗎？其實不然。除了林于如親筆寫下自白內容之外，作者的身影在書中如影隨形，有時甚至超越林于如於此書的份量。

閱讀《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時，常有一種如履薄冰的感受。並非因為林于如所犯的案情驚世駭俗、使人髮指，也非林于如展露出令人驚愕又可憎的狡詐面貌，而是作者心中雖有一條採訪底線，卻不時會因為與林于如接觸後的印象而讓這條底線模糊擺盪。讀者站在與作者相同的視角，一邊閱讀作者猶疑不決卻又因心中對真相的渴求而勉力向前的筆觸，一邊與作者共同激盪腦力，試圖解析林于如的自白究竟有多少可信度，讀者心中的林于如形象是否會因此翻轉。然而這樣的視角顯然落入了某種狹隘的主觀意識之中，狀似與紀實文學的本質有所牴觸。於是，我選擇再退一步，將作者胡慕情放置於林于如旁邊，視野囊括兩位女性的身影繼續閱讀，這才讓書中所蘊藏的屬於臺灣女性的獨特輪廓明朗化。

本書的書寫層次約可分為三個面向：案情梳理、傳媒效應、體制混沌。

首先是案情梳理的部份。建構林于如案件的重要因素有簽賭、保險金、弒親，作者分別以這三個要件進行資料調閱與田野調查，其中尤以簽賭的敘述篇幅最多。作者自臺灣賭博進展史開始爬梳，並援引許多國內外學者從心理學、社會文化、腦科學等層面的研究論文節錄，探討「賭徒」性格的構成主因，以及染上賭癮後常見的人生變故。這樣的書寫配置不只是因為警方對林于如案定調的犯案動機，更與作者本身的成長歷程息息相關。

第二個層面傳媒效應方面，當刑事案件爆發時，媒體們爭相報導乃理所當然，但這些報導所使用的素材源自何方？是否有經過查證？能否提供閱聽人公正客觀的資訊？透過本書的內容比對後，不難發現我們所認知的「報導原則」顯然未在林于如案完全落實。依照作者的田野調查，本案的新聞報導內容由警方提供的資訊為主，記者採訪案發地的周邊人士為輔，表面上看似符合公正客觀，但實際上在求證這個區塊較為薄弱。特別是書中引用當年臺灣兩大報社《自由時報》與《聯合報》的報導內容，兩相對照之下竟出現了案件基本資訊的差異，著實讓人感到不可思議。而站在案件最外圍的大眾唯一獲得相關資訊的管道僅有此處，對林于如本身以及案情的印象容易受到報導內容左右，並以此刻劃出不易撼動的既定印象。事實與真實存在著難以消弭的距離，也是作者最初起心動念想探究本案真相的原因之一。

第三個層面是體制的混沌。作者在採訪林于如過程中，除了這位死刑犯總是語帶保留，不輕易透露關於案情與自身的生命故事之外，更礙於現行司法體制的種種規範而使得採訪腳步總是停滯不前。作者於書中詳實記錄曲折蜿蜒的採訪過程，並提出許多可能無法獲得清楚解答、關於體制規範的疑問，其中亦包含敏感的廢死議題的粗略探討，引動讀者深思矯正機關的存在意義與價值。

閱讀至此，可以明確看出作者在處理林于如案時，試圖以更為客觀理性的立場書寫，但最終仍以林于如親筆寫出的自白內容讓讀者看到案情的另一面向。就此點而言，初次執筆人物紀實文學的作者或許仍有進步空間。儘管如此，《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出版依然彌足珍貴。若說本書能帶給讀者何種閱讀意義，我想是更進一步瞭解促成此樁悲劇的遠因、看見臺灣司法體制的改善空間，以及臺灣女性在傳統框架下尋求幸福的無奈與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