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終有一死，如何不留遺憾？

文／土門拳，譯／嚴可婷

人都會死。無論如何到了最後，總有一天遲早會死。

雖說是遲早，其實並沒有很遙遠。即使最樂觀估計也不會超過一百年。如果減去我們存活至今的歲月，餘生恐怕不到五十年。

不過，對於自己終將會死的事實，人們通常完全遺忘，只是繼續過日子。深信只要今天還活著，就表示明天將會繼續活著；如果今年還活著，就表示明年也將繼續活著，對此並無疑慮。

當然對大部分的人來說，只要今天活著，明天應該也還活著，只要今年活著，明年也應該繼續活著。然而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沒有任何保證。如果遭到質疑「你真的確定嗎？」

一般人都會驀然心驚吧。如果要求客觀的保證，只有像天年、壽命這類統計學數字的可能性。過去日本人有「人生五十年」之說，現在平均壽命據說延長到六十幾歲，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享盡天年。

根據警視廳前的告示塔，昭和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東京都內的交通事故導致四人死亡，四十三人受傷。光是十月二十七日這天，在廣大的東京都某處就有四人悲慘地斷送生命。在受傷的四十三人中，或許有一到兩人送至醫院後搶救不治而喪命。未能壽終正寢的死法，不限於交通事故。

同樣在十月二十七日的黎明，板橋某間乾洗店發生火災，在二樓約八張榻榻米大的房間裡睡著六名員工，其中有三人分別是十六、十八、二十一歲，他們來不及逃出被燒死了。根據新聞報導，其餘三人全身都有嚴重灼傷，一名正值二十五歲的員工性命垂危。也就是說，光是在十月二十七日這一天，至少有七人在東京意外死去。這七個人的死並不是出於自願，而是當事人在出乎意料的情況下，面臨死亡降臨。

當然人類當中也有相反的特例，彷彿怎麼樣也不會死，我自己也曾經有過一、兩次體驗，不禁訝異於生命的頑強。但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有強韌的生命力，而是在於生命的脆弱、死亡的不確定性。身而為人，不知何時將以何種方式意外死去。

我平常會睡到十點、十一點才起床，當孩子要出門遠足的日子，卻總是會自動早點起來，目送著小孩出門，等到傍晚回來才能夠真正安心。

看到孩子平安回來終於如釋重負，所有父母應該都體驗過這種忐忑不安的心情。如果只在遠足時感到不安，沒什麼意義。孩子每天早上去學校，也同樣令人擔心。遠足或畢業旅行雖令人不安，但每天上學時的人身安全又有什麼保障？

某個夏天的午後，我去雜誌社洽談攝影工作。前後跑了兩間，黃昏回到家，出門時在玄關目送我的小孩，這時正躺在屋後三張榻榻米大的房間裡，臉上覆蓋著白布。他枕邊有線香的煙繚繞，白布下的臉彷彿陷入沉睡。

但是不管怎麼叫喚，那雙眼睛都不會再張開了。還有他每次看到我的臉就會笑，以後卻再也看不到他的微笑了。絕對的死，籠罩著那孩子的全身。作夢也想不到的嚴肅事實就在眼前。「買吉普車給我……」幾個小時前，他才撒嬌要我買玩具車，這個聲音明明還殘留在耳邊。

這樣的事實，孩子的母親也同樣難以接受，因為他說要跟朋友去捉蜻蜓，所以幫他換上了剛洗好的白色鋪棉長衣。就在十五分鐘後，那件白色鋪棉長衣跟綠藻糾結在一起，沉入消防蓄水池。

就在那孩子悄悄地墜入蓄水池的剎那，他的母親在家中正準備切西瓜給他吃，他的父親為了微不足道的工作，正朝與回家路線相反的路途疾行—恰巧就在三年前，他的祖母沒料到可愛的孫子竟然會溺死在這裡，還跟著附近鄰里居民一起辛勤地運土，協助消防蓄水池的完成。

如果有人說：人不會那麼容易死去，我一點都不相信。無涉於人的善意與愛，死亡會突然毫不留情地來襲。我們每天走在街上，不知有多少次因為身旁呼嘯而過的卡車、計程車飽受驚嚇。

站在月台上，每當電車疾馳入站颳起強勁的氣流，不知有多少次為此感到頭暈目眩。也就是說，死亡在日常生活中離我們近在咫尺，不斷從身旁劃過。死與生相鄰，近到幾乎彼此觸碰。是生或死，兩者之間只有一個嚴肅的答案，取決於我們活著的每一瞬間。

生與死都是絕對的，因為那是事實。脫離命運這種形而上的思考，它不僅是事實而且具有絕對性，決定人存在與否；不僅依附於生死決定性的瞬間，也成立於由日常生活一切構成的連鎖。所謂真相，也不過是從歷史、社會的角度所見的一連串事實。

我之所以對攝影堅守紀實主義的立場，也是對決定人類存在的事實及其絕對性表示歸依。而且就相機本身來說，它不僅可作為事實敏銳的記錄儀，反過來也是絕不寬貸的測謊機。攝影為自己與他人的存在，提供確切證據。

如果真正的志向在於形而上的思考，我們應該拋棄相機，提筆書寫或是拿起畫筆才對。而我本身所追尋的事物無法以文字或繪畫表達，因此選擇相機，達成紀實主義攝影，並試圖向世界告白。

本文摘自《生與死》，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