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救亡圖存，我們必須勤工儉學！

文／陳三井

面對西方帝國主義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接二連三的挑戰，國人深切感覺拯救國家的努力，已刻不容緩，乃有派遣留學生出國留學的實際反應，藉此「履西域，接西士，肄西文」，希冀「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終而達成富國強兵之目的。

同時，有識之士亦以為，中國之弱，在於國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故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果欲開通民智，恢宏器識，進而改良社會，更非注重一般平民與勞動大眾，先從教育上著手不可。勤工儉學運動的發起，可以說便是這兩種觀念的結合。

勤工儉學運動雖倡議於民國初年，盛行於歐戰結束之後，然其由來實有自。中國自清末以來，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實業不振，經濟發展落後，一般國民所得不高，故有志留學之士，多半出自中產之家，安得一筆巨款度數載生活於費用較高之歐美等先進國家，是故除官費生或家境富裕者外，其不省吃儉用，遇機會則兼工貼補，豈可得乎？時至今日，情形雖稍有不同，然性質並無兩樣。

由此吾人可以斷言，中國一有留學生，不管是在歐美，或在日本，恐怕即有「儉學」的情形存在（即使官費生亦然）。儉學之不足，因現實生活所迫，只有繼之以兼工或勤工，這是極自然之事。工餘能學，或勤工而後力學，這都是難能可貴之事。若為工而不學，或勤工之後無心向學，則有違出國初衷，實不值深論也。

就歐洲的情形而言，早在光緒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即有名的《蘇報》案發生之後，年已三十九歲的吳敬恆（稚暉）由滬赴英，與同學一、二人實行苦學之生活。光緒三十三年（一九零七）吳稚暉抵巴黎，從事印刷事業，與李煜瀛（石曾）、褚民誼兩人同處住宿，試驗節儉之生活。同年，蔡元培與自費同學數人留學於德國柏林，亦實行儉學。

宣統元年（一九零九），李石曾、齊竺山等人組織豆腐公司(Usine Caseo-Sojaine)於巴黎近郊哥倫貝(Colombes)地方，製造各種大豆食品，並由國內招去工人，除同宿同食，以減輕生活費用外，工作之餘亦從事習課，於中、法文及普通學科皆所講習，設為「以工兼學」之意。以上所述，可以說就是儉學會提倡之所由來。

勤工儉學固由實際生活中體驗得來，然提倡諸君，如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等，仍各有其理論學說。蔡元培所主張者為「勞動神聖」說，強調「做工為人類之天職，人人各作其工，人人始能各得其所需」；其次，蔡元培指出，「工之中自有學在也，習於工者，往往能自出新意，符合學理」。由此種思想出發，彼之贊助「工學互助團」，支持「留法儉學會」，乃為理所當然之事。

吳稚暉本人就是個苦行僧，他強調「學」與「工」彼此聯屬不分，「學止為工之預備，工止為學之實施，學者當工，工者亦宜學」。據此以觀，吳氏所主張者為「學工一體」，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李石曾早年研究農學（大豆），由農學而研究生物學，由生物而研究拉馬克(J.-B. Lamarck, 1744-1829)的動物哲學，又由動物哲學而引到克魯泡特金(P. A. Kropotkine, 1842-1921)的互助論，他之倡議勤工儉學，贊成華工出洋，亦是以互助論為根據的。

李石曾首先認為，「人類進化，由愚昧而趨於文明，由痛苦而趨於幸樂，其中因果之繁複，歧正之交雜，固不可勝道。然有可得而約言者，則學是也」。接著，他又指出，「夫學之一事，乃人生之必要，無異於飢者之需食。不幸而學與食二者，皆不能無代價以得之，然人多不惜勞力以求食，而鮮勞力以求學者。⋯⋯果人皆力學，則社會無智愚之異等，人生無苦樂之不均矣！」。由上引可知，李氏比較著重「學」，認為「力學」或「勤學」可以解決社會智愚之不平等與人生苦樂之問題。

綜上所述，大體而言，蔡、吳、李三人於人生兩大問題──「工」與「學」的看法雖略有不同，然一言以蔽之，彼等之發起勤工儉學，實包含有兩層動機：一為高姿勢者，與清末民初一般知識分子所揭櫫的留學動機一樣，旨在尋求強國的技能，建國的知識和救國的本領；一為低姿態者，具有改良社會的用意，認為「讓年輕的中國人，去看看西方世界是怎樣有秩序，怎樣清潔美麗，將來回到家鄉，能夠做到改良一個廁所，一個廚房，不隨地吐痰，不隨地便溺，也就收獲夠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