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成功的商人形象成了中國發展世界貿易的論述基礎

文／江仁傑

在對岸，全球化商業競爭的觀念，同樣也越來越流行，但價值觀的轉變表現在歷史解釋上，和臺灣仍略有不同。對鄭成功「海上形象」的重新發掘，是在「中國海洋文明」的脈絡之下，重新加以定位的。

從1988年作家蘇曉康等人編寫了一部紀錄片與書籍《河殤》開始，中國興起一片「藍色文明」、「海洋文明」熱，要走出黃色大陸的限制，面向開闊多元的海洋。在「陸地vs.海洋」、「黃色vs.藍色」、「封閉vs.開放」這一組文化說詞與政治路線的隱喻之中，「藍色」、「海洋」的意象佔了絕對的上風。在國家所標舉的「開放改革」路線的氣氛之下，即使《河殤》本身因政治尺度關係，後來被官方查禁，然而這一套敘事的方式，仍深入人心。

學術界也發生了類似的改變。早期的大陸歷史學界，討論明清時代商業活動時，是以官方的「馬克思主義」術語來進行。從1960年代開始，他們認為明末清初的東南海商，具有「近代資本主義萌芽」的因素。不過到了1980年代之後，學界減少使用「主義」字眼，而以「海洋社會」、「海洋文明」、「海洋意識」等修辭取而代之。

在整體輿論環境大轉變的影響下，對於明末清初稱霸東亞海洋的鄭成功家族，也出現了新的解讀方式。
2004年7月，鄭氏的故鄉福建南安，官方舉辦了「紀念民族英雄鄭成功誕辰三百八十週年」的盛大活動，以大陸媒體的報導，紀念大會是為了「重溫英雄鄭成功驅荷復臺、統一祖國的豐功偉績，為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盡智竭忠、獻計獻策」。

紀念活動在統戰的基調之下，同時也出現一篇廈門大學教授陳支平〈鄭成功海商集團興衰的歷史反思〉的文章，作者認為，我們應當看到「作為海商、海盜傑出代表人物的鄭成功」，具有「比一般農耕社會更為開闊的海洋觀念」，這種「世界海洋意識和開拓進取精神」，是中國傳統的統治者及政治家們所無法想像的。

但是，鄭氏最後仍然失敗，而軍事戰敗只是表面原因，真正因素在於鄭成功依然以明朝忠臣自居，「不能與舊體制做比較徹底的決裂」，反而企圖建立與中國傳統社會政治幾乎完全相同的政權體制，「絲毫未能出現與他們新興海商勢力相對稱的新趨向」，因而「名副其實的陷入到舊體制的孤臣忠節的泥潭之中」。

言下之意，鄭氏政權若不執著於複製小一號的明朝朝廷，而是依照自己海商、海盜的生存模式，就有更大的機會，發展出不亞於西方海洋殖民商業帝國的發展型態。

同為廈門大學學者楊國楨，2003年也發表文章討論鄭成功與海洋社會的關係。在〈鄭成功與海洋社會權力的整合〉中，他認為鄭成功的崛起，最重要的條件之一，是「海洋社會權力的整合」，也就是綜合運用與開發海洋的能力。

鄭成功在南明體制內整合了軍事和商業的運作，將「民間─地方官府─海上政權」合而為一，且能與「海洋世界規則接軌」，「顯示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彈性」；而鄭成功所依憑的閩南文化，是「中原文化與海洋文化」的結合，並且構成了「臺灣移民社會的根基」。

對於中國來說，如何透過面向「海洋」的發展，與世界政治經貿「規則」進行「接軌」，是頭等大事；而這樣的期盼，轉化為對於歷史人物的新解讀，是很合理，也很合乎邏輯的。

十七世紀鄭氏建立海上政權、控制東亞貿易，並限制西方殖民者的事跡，在以往的中國歷史當中，只被視為邊陲的歷史、地區的歷史，因為傳統中國對於海洋發展的重視程度較低，在明清兩代，甚至多次執行海禁的政策。然而鄭成功歷經幾代政權的褒揚與提升，如今又遇上中國統一或臺灣獨立的問題，以及海洋發展與世界貿易的時代潮流，都將使得原本很可能被擠入邊陲的鄭氏歷史，受到更多人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