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革命沒成功，羅貫中才去寫《三國演義》

文／羅盤

小說是文學體式之一種，初在我國文壇並沒有甚麼地位，原因是它僅具故事軀殼，沒有內涵，缺少生命。迨至後來，若干飽學之士在科舉不第、仕進無緣之後，藉小說為媒介以抒胸中積塊，小說才有了內涵和生命。以其已寓有主題也。近世論者有謂小說構成的要素有三：為人物、故事與主題；人物是扮演故事的，故事是表現主題的，主題則是作品的靈魂；人物和故事都不過是表達主題的工具而已。

然而，主題的內涵又是甚麼呢？主題是作者所欲表達的思想、意識與情感。易言之，一位真正的文學作家，從事一部作品的創作，必有其純正的動機和崇高的目的；這其間，可能是要表現他胸中的某種思想、某種意識或某種情感；如果他所表現的思想卓越，意識真摯，情感豐富，其作品價值必然崇高。

思想、意識、情感是主題的三元素，實則它們是一而三、三而一的東西，互為表裡；蓋思想能產生意識，意識能激發情感，而情感又能影響思想之故也。單就意識言，意識原是心理學的一個名詞。意指人類精神醒覺之狀態。一切精神現象如知覺、記憶、想像等均為意識之內容。但本文之所謂意識，則有下列三種：

第一是個人意識，近於上述心理學上的解釋。

第二是時代意識，乃是指某一時代的群眾意識、社會意識、政治意識。譬如當前民主思想發達，自由民主是為當前的時代意識。共匪作亂，置大陸人民於水火，我們必須反對共匪，消滅共匪，以拯救大陸同胞，人人都有反共的意識，此為我們當前的時代意識。

第三者是文學意識，文學意識固然不能超越個人意識及時代意識而孤立，但文學意識卻難以歷史斷代的方式來劃分；在政權統治上的幾個朝代，在文學意識上可能只是一個時代，也可能在政權統治上的一個朝代，在文學意識上卻是兩個時代。

個人意識、時代意識、文學意識三者互為影響，相互激盪。人類是社會動物和政治動物，個人不能離群獨立生活，魯濱遜在孤島數年，雖然憑其智慧和雙手克服許多困難，但一旦發現人類時，還是投回人類社會。因此，個人意識不能脫離時代意識。但人類是有思想有個性的高等動物，個人接受的知識愈多，思想便愈發達，則其思想的獨立性愈強。因而雖同處於一個社會，同屬一個時代，各人思想並非皆同，則意識也就難盡相同了。

至於文學意識與時代意識之異同，這得先從文人的特性說起，約而言之，文人性格為剛強、耿直、純真、孤傲等數端；由於剛強乃不肯屈從時勢，由於耿直而不屑於逢迎權貴，由於純真而不能肆應複雜的社會，由於孤傲而不易合?結黨，這些都是不合時尚的。

所以大凡真正的文人，多半仕途難以得意。但是往昔的讀書人又都以仕進為出路，以致產生種種的矛盾；不善制業（八股）的人，縱有八斗高才，不能名登金榜，被摒於仕途以外，不但才華難展，甚且衣食無著。或則縱已倖登仕途，卻因不肯屈膝折腰，一如陶淵明者棄官而去。綜此種種，便產生文人獨特的意識，進而匯為文學意識。文學意識與時代意識雖非一體，卻互為因果，如果生逢盛世，政治修明，社會和樂，文人的作品便不免多為歌頌之聲，反之，便是憤懟不滿了。

基於以上的分析，回頭我們再來認識一下羅貫中所處的時代，便不難了解他在「三國演義」裡所表現的意識是什麼了。

羅貫中對我國歷史小說是貢獻最多的人。著作很多，除小說外並及雜劇、詩詞。他的劇作「宋太祖龍虎會風雲」頗享盛名，詩詞也得到「樂府隱語極為清新」的好評。在歷史小說方面共有十七部之多，總稱為十七史演義。除本書外，尚有列國志演義、東西漢演義、南北朝演義、隋唐演義、殘唐演義、五代演義、平妖傳、粉粧樓等。在寫作生涯中可謂多彩多姿。

但是他初非矢志於寫作，原對政治很有抱負，被視為「有志圖王」之士，所以曾一度投身於張士誠麾下作幕賓。後來張士誠失敗，朱元璋作了皇帝，在政治上沒有前途，才轉而從事寫作。可能是在張士誠的幕賓時期認識了施耐庵，他本是一個「與人寡合」的人，卻與施氏交誼甚深（一說有師徒關係）。相傳施寫水滸，每成一章就與他斟酌。羅貫中在水滸上可能出力不少，所以有些刻本便也有他的名字，甚至有誤傳水滸是他的著作。

羅貫中名本，太原人，因其客居錢塘，乃有「湖海散人」的別號，所以也有誤傳他是錢塘人的。他生於元明之際，詳細生卒年代尚無可考，大約在元文宗至順元年至明惠帝建文二年（公元一三三?至一四??年）之間。我們對於這樣一位偉大作家所得資料僅止於此，殊甚遺憾，但是僅此資料，也還能有助於我們對本書的研究。

原來自元代起，我國讀書人受到很大的衝擊。蒙古人生性好武，不懂文學，藐視讀書人，將人民分為十等，讀書人列在九等，低於娼妓，僅在乞丐之上，且入主中原後大封功臣，所有重要官職都是世襲。而且元代有數十年不曾舉行科舉；縱有，也是蒙漢分榜錄取，不是公平競爭，漢人很少有作官的機會，堵塞了讀書人的出路。

元亡明興，政權雖又復為漢人所有，但是市井出身的朱元璋也重武輕文，對讀書人施以嚴厲的壓迫，還是沒有出頭的機會。然而，往日中國讀書人的「志業」都在作官，所謂「學優則仕」，讀書人既作官無緣，便不免有懷才不遇，抑志難伸的感覺。

以上是就讀書人的利害關係言。在另一方面，堪為一個作家的讀書人，對現實的觸覺必甚敏感，如果他對整個政治和社會感到不滿，必然不肯緘默。

那麼，我們就來分析一下作者所處的時代之政治社會情形如何？

蒙古人入主中原，前後未逾百年，由於他們是尚武好鬥的游牧民族，不甘於和平寧靜的生活，每每用兵征伐，曾經雄踞歐亞，顯赫一時。可是戰爭不論勝負，代價總是很高，人民負荷必然沈重。再加上蒙古人的貪贓枉法，對漢人的種種壓制，故不數十年間，革命運動頻起。華夏民族本是酷愛和平，最能容忍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其人民的痛苦可想而知。其時也，羅貫中正當青年，胸羅萬卷，豪氣干雲，怎能不憂時憂國？於是他參加了張士誠所領導的革命行列，企圖為國建功，解救同胞於水火。可是革命成功的是朱元璋。張、朱本是勢不兩立的雙雄，張既失敗，羅氏便只好轉而從事寫作了。

羅貫中既是生長於這種時代，有過這樣的經歷，則他在思想上便很自然地產生了「反異族的民族意識，反貴族的平民意識」。而這種意識也正是當時的文學意識。

本文摘自《四說論叢》，原篇名為〈三國演義的主題意識〉，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