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離想像的起點，《馬關條約》中被割讓的臺灣

發表於 2025-02-192025-02-19By Readmoo編輯團隊好書秒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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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叡人；譯／胡宗香（第一、二、五章與補論譯者）

第一節　前言：民族對抗國家

歷史社會學家布魯貝克（Rogers Brubaker）提醒我們，「民族」不是分析的範疇（catego-ries of analysis），而是實踐的範疇（categories of practice）。因此，民族主義研究者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去解釋民族這個政治的虛構（political fiction）如何被實體化（reified）──以布魯貝克本人生動的語言來說，民族如何「在實踐之中短暫但卻強而有力地變成實體」──的社會過程。然而，將民族轉化成實體的實踐範疇，並非僅限於布魯貝克所感興趣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而已。¹有時將民族變成實體的，不是國家由上而下對社會的介入與規範，而是來自社會由下而上對國家的挑戰。「民族」這個實踐的範疇，並非只是存在於一國之內或國與國之間，被動地等著被民族主義者利用的消極的「制度化的形式」（institutionalized form）而已；在某些情況下，它是政治行動者在對抗國家的行動中建構出來的積極形式。此外，民族的積極形式（active form）有時則是國家與社會的共同產物：國家的中央集權和差別化措施創造出或政治化了一個團體範疇，這個團體範疇又被其成員中的政治行動者挪用或再創造成一個民族的範疇，用以對抗這個中央集權的國家。我們相信，這正是布儒理（John Breuilly）主張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一種反對的政治（a form of opposition politics）的真正意義。²現代臺灣民族主義於一九二○年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之誕生，正好就為反抗國家的實踐行動如何建構「民族」這個政治虛構並且將之實體化的過程，提供了一個完美例證：日本國家竭心盡力，想透過差序式吸收將臺灣整合入日本國體，結果反而將臺灣島及其住民置於一種制度性的臨界狀態，並因此政治化了臺灣人這個地方性範疇，其後臺灣的運動者在反對差序式吸收時再把這個被政治化的地方重新解釋為一個民族。

在上一章，我已詳細檢視了差序式吸收，也就是日本在邊陲從事殖民式的民族建構的理念與實踐。在這一章，我會觀察臺灣人在政治上對差序式吸收的反應。更具體而言，本章探討的是，民族主義形式的抵抗──一個政治的臺灣民族主義論述，或者關於臺灣人的民族國家（Taiwanese nation-state）的論述──如何在一九二○年代反殖民鬥爭中出現的過程。我的基本論證是，處於被中國遺棄，孤立無援，必須獨自面對日本帝國統治的現實，臺灣人菁英在一九二○年代對抗殖民政府與宗主國政府的鬥爭過程中，逐步發展出一個政治的臺灣民族主義論述；這個政治的臺灣民族主義論述將臺灣人想像成一個擁有民族自決權以及未來的國家主權的「弱小民族」。

更具體而言，我主張這個政治的臺灣民族主義論述乃是由反殖民鬥爭中一系列的衝突與爭論過程當中逐漸浮現的。從事後（ex post facto）的角度觀察，這些衝突與爭論恰好在時間上區隔了一九二○年代臺灣人反殖民鬥爭的兩個主要階段，也界定了這兩個階段的鬥爭主題。第一個主要階段是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前期階段（一九一九─一九二六）。這是臺灣人反殖民鬥爭的自由主義統一戰線的全盛時期，它所涉及的主要爭論是同化主義與自治主義之爭。第二個主要階段始於一九二六年反殖民統一戰線的分裂，終於一九三一年日本對臺灣人反殖民運動的全面鎮壓。這是臺灣人運動急速激進化與意識形態化的時期，它所涉及的主要爭論是所謂「階級運動」與「民族運動」孰先孰後的左、右之爭。本章的目的，就是要探討在前述這兩個主要階段當中，一個政治的臺灣民族主義論述如何在臺灣人陣營內部，以及臺灣人與日本殖民統治者之間的衝突、辯論過程中逐漸成型、成熟乃至激進化的意識形態過程（ideological process）。

在下文當中，我們將深入分析與這兩個階段所涉及的爭論相關的重要文本。透過對這些文本──宣言、請願文書、政府公文書、演說、報紙雜誌的論述文字、法庭辯論、政黨綱領等──的仔細閱讀，我們希望能夠初步重建這個意識形態過程。然而在正式進入這些文本的討論之前，我們必須先對現代臺灣民族主義之所以興起的歷史背景，也就是中國在一八九五年之割讓臺灣，稍作探討。

第二節　割讓：分離想像的起點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敗戰的清帝國依據《馬關條約》，將其版圖內一個主要由閩、粵漢人移民所定居的邊陲島嶼──臺灣，割讓給日本帝國。從當時北京決策者的觀點而言，割讓這個十年前才升格為行省的屯墾殖民地，純粹是出於以地求和的實際外交考量。當時的總理衙門在四月十七日《馬關條約》簽定時，致電最後一任臺灣巡撫唐景崧，說明割臺背後的理性計算：「割臺係萬不得已之舉，臺灣雖重，比之京師則臺灣為輕，倘敵人乘勝直攻大沽，則京師危在旦夕；又臺灣孤懸海外，終久不能據守。」³但是對臺灣人民而言，這個決策所帶來的卻是立即直接的切膚之痛，因為被犧牲以解「京師根本之危迫」者，⁴不是京師百姓，而是臺灣人民自身。對於這個來自北京的理性決策，臺灣人民只能報之以強烈的情緒反彈：他們包圍撫署，以「臺民何辜，致遭歧視？」的悲痛質問，向唐氏表達被北京出賣的憤怒與怨憎。⁵在無數陳情請願失敗之後，臺灣人民終於認識到割臺已是「孤臣無力可回天」的外交成議。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臺北地區仕紳領袖擁立唐景崧，成立臺灣民主國（Republic of Formosa），準備以自身力量抗拒日本的接收。臺灣民主國本質上主要是臺灣仕紳領袖向列強尋求「三國干涉還遼」模式的外交干預的設計，而且設在臺北的正式的民主國政府壽命只延續了十三天。然而這個幻影般的海島共和國卻成為五月底日軍登陸臺灣後，臺灣中、南部激烈的武裝抵抗運動號召民眾最重要的象徵。⁶德國在一八七一年，幾乎是兵不血刃地接收阿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⁷然而一八九五年日本接收臺灣，卻面對了臺灣人民以「臺灣民主國」為號召的激烈武裝反抗運動。日本軍隊必須血戰六個月，殺害一萬四千名以上的臺灣民眾，並且付出二百七十八條日本軍人──包括主帥之一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生命，才瓦解了「臺灣民主國」的武裝抵抗運動，初步控制臺灣全島。⁸

關於這段臺灣與中國現代史上「意味深遠的插曲」（significant episode），⁹在此需要提出幾點觀察。首先，臺灣在現代的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之前，就脫離了中國而被併入日本。當代多位學者早已指出，甲午戰爭是中國現代史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西方式的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要在甲午戰後才逐漸興起，並取代傳統的族類思想或文化主義，成為支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發展最重要的意識形態。¹⁰「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中國現代民族主義初期最重要的旗手梁啟超這句著名的警語，一針見血地點出了「中華民族的近代覺醒是從甲午戰爭時期才正式開始」的事實。¹¹這個事實說明了在中國開始將自身從一個「帝國」或「天下」重新想像或改造為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之前，臺灣就脫離中國而被併入日本了。而這意味著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以後的最初五十年間，臺灣經歷了一段在中國之外，並且與中國分離的歷史軌跡。第二，「一群被祖國拋棄而又堅決不願落入外國勢力之手的人民」¹²不得不建立臺灣民主國作為絕望中最後的自救手段，這個悲劇預示了在未來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人將要面對的嚴峻的政治現實：臺灣人必須獨自應付日本人。在未來的半個世紀中，拋棄臺灣人的祖國自身也將陷入漫長而深刻的動亂與危機之中，因此臺灣人如果渴望從殖民統治下獲得解放，他們將別無選擇，只能「自求解放」。

一個有趣而值得令人深思的巧合是，提醒臺灣人必須認清這個殘酷現實的，正好也就是中國民族主義者梁啟超。一九○七年，當日後成為日治時期臺灣民族運動最重要的領袖之一的林獻堂至神戶訪問梁氏，並且向他請教臺灣人解放之道時，梁啟超向林獻堂直言「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救援你們」，建議臺灣人模仿愛爾蘭獨立運動放棄武裝鬥爭，改採「勾結英國朝野」的議會路線而終於獲得完全自治的做法，以爭取臺灣人之參政權。¹³由此可知，臺灣人領袖在殖民統治初期就已經相當清楚，當祖國分崩離析，自顧不暇之時，在東亞新興強權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若有心從事政治活動，其政治活動的方向與可能性，將受到多麼嚴苛的結構性限制。於是，一種混合著認命、現實主義以及怨憎感的複雜意識──一種身為棄民不得不自尋出路的意識──成為日本殖民統治下大多數臺灣人菁英思考自身以及臺灣未來的出發點。

第三，這個短命的臺灣民主國其實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的那麼無足輕重。儘管臺灣民主國的構想是源起於一種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所謂「無路可出」（huis clos）的絕望感，而非一個預先存在的，真正的臺灣民族意識，但它畢竟是臺灣人第一次基於國際法上的公民投票和住民自決原則，將這個原屬中國的邊陲省分想像成一個現代主權國家的嘗試。為了抗拒異族的統治，這群在受困中勉為其難的建國者不得不以人民的「總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之名建立一個「民族」尚未誕生的，早產的「民族國家」。這個「被迫建國」的實踐，無意間將中國邊陲一省的省民，想像成一個稱作「臺民」的「國民」。¹⁴然而，這個馬基維利式的，甚至是前民族的（pre-national）想像，很快就成為日本殖民統治初期接二連三發生的臺灣人武裝反抗行動強而有力的象徵──幻影般的臺灣民主國，開始變成這些武裝抵抗所宣稱要「光復」的國家。¹⁵時日一久，這個看似空洞的歷史象徵將會被更晚期的臺灣人反殖民運動進一步「挪用」（appropriated），乃至實體化（reified），而變成這些民族運動者想像當中，現代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起點。¹⁶

上述三點共同指出了一個簡單明白的重要事實：現代臺灣民族主義乃是產生於一個和孕育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政治歷史情境完全不同的情境。換句話說，現代臺灣民族主義與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是從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場」（political fields）之中發生的兩個平行而各自獨立存在的民族主義。¹⁷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是一個衰敗中的古老帝國在面臨豆剖瓜分的危機中被誘發出來的；臺灣民族主義則是一群被強制兼併的棄民在殖民統治下發展出來的。中國民族主義所面對的，是由為數眾多、侵略形式不同且勢力分布在領土各地的列強構成的一個籠統的「帝國主義」；相較之下，殖民地臺灣所直接面對的是明確、單一的日本帝國。中國始終擁有形式上的主權與中國人所組成的政府，而臺灣則是全境被正式納入日本國家主權之下，由「外來政權」所統治。¹⁸這兩個不同的「政治場」以其不同的特質，分別誘發了兩個發展軌跡和政治議程都不同的民族主義。現代中國民族主義在長期戰亂之中追尋的主要目標，是一個足以恢復古老榮耀的強大的統一國家，¹⁹而臺灣民族主義最念茲在茲的問題，卻是如何逃離一個強大而中央集權的國家的穩定控制，並且獲得臺灣人作為「弱小民族」應該享有的集體自決權。

NOTE

Rogers Brubaker,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al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5-16.
John Breuilly,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 11: Paul R. Bras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pp. 247-299.
吳密察，〈一八九五年「臺灣民主國」的成立經過〉，《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稻香出版，1990），頁11。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93。
吳密察，前引書，頁34-37。
由劉永福所領導的臺南抗日政府，即直接承襲臺灣民主國之名義。從6月底成立到10月下旬臺南陷落這段時間，這個設有議會、軍隊，發行銀票、郵票，並試圖徵稅的臺灣民主國「軍政府」，成為中、南部武裝抗日實質的領導中心與政治象徵。參見黃秀政前引書，第五章。
阿爾薩斯─洛林地區人民對德國接收的態度是相當複雜的：雖然有證據顯示多數居民在政治效忠上傾向法國，但因為法國政府──不論是第二帝國或是新生的第三共和──積弱不振，無力處理阿爾薩斯—洛林內部種種嚴重的社會衝突，致使不少當地人民在割讓之時對德國政府有所期待。德法在1871年3月簽訂《法蘭克福條約》確認割地時，阿爾薩斯─洛林人士的反抗行為，也僅止於請願，或者散發宣傳品等溫和行動而已，大多數民眾仍持觀望之態度，而這與臺灣民眾對割臺之反應有天壤之別。Dan P. Silverman, Reluctant Union: Alsace-Lorraine and Imperial Germany, 1872-1918 (University Park and Lond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2), chapter 2; Vicki Caron, Between France and Germany: The Jews of Alsace-Lorraine, 1871-191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2. 關於阿爾薩斯割讓過程的簡要敘述，Bernard Vogler,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lsace (Strasbourg: La Nuée Bleue, 1995), pp. 171-175.
黄昭堂，《台湾民主国の研究──台湾独立運動史の一断章》（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0），頁236。
Harry J. Lamley, “The 1895 Taiwan Republic: A Significant Episod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VII (No. 4): pp. 739-762, 1968.
李國祈，〈中國近代民族思想〉，頁31；楊肅獻，〈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1896-1907）〉，頁109-129，皆收於周陽山、楊肅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臺北：時報出版，1981）。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在提出他那個有名的「中國現代思想史大致而言就是想從『天下』創出『國家』」，也就是由「文化主義」轉向「民族主義」的論證時，也是以1895年之後，特別是二十世紀初，作為中國現代民族主義興起的時間。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p. 98, p.103.
董從林，〈對《申報》關於甲午戰爭的政論之考察〉，戚其章、王如繪主編，《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甲午戰爭100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794。
「a people abandoned by their mother country and determined not to fall into the hands of an alien power」，史學家藍厚理（Harry J. Lamley）語。Harry J. Lamley, “ The Taiwan Literati and Early Japanese Rule, 1895-1915: A Study of Their Reactions to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Subsequent Responses to Colonial Rule and Modernizatio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1964), p. 158.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見解並非梁啟超獨有。據林獻堂祕書甘得中回憶，戴季陶在1913年，也就是民國成立兩年後，也曾給他類似建議。戴季陶為國民黨主要的民族主義理論家，與保皇派的梁啟超在政治上是對立的。蔡培火、陳逢源、林伯壽、吳三連、葉榮鐘，《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叢書編輯委員會，1971），頁4-5。
最主要的兩份宣示「臺民」自主的文件，是1895年5月15日以邱逢甲為首的臺灣紳民所發表之「臺民布告」，以及5月23日的「臺灣民主國自主宣言」。全文收於黃秀政，前引書，頁123-124、130。
黃秀政，前引書，頁287-288。
可參考本章第四節第二項。
「政治場」（political fields）是借用布魯貝克的布迪厄式概念。他認為，民族主義並不是由民族所產生的，而是被特定的政治場所創造，或誘發出來的。特定政治場的特質，將決定其所誘發出來的民族主義的動態過程與發展方向。Rogers Brubaker,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al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p. 17.必須要注意的是，布魯貝克還把這個邏輯延伸到經濟與文化場。前臺灣共產黨黨員的蕭友山也觀察到，臺灣人的民族解放運動興起於一個與中國截然不同的經濟基礎。因此我們或許可以更加有力地宣稱，孕育了臺灣民族主義的政治與經濟場，都與中國民族主義誕生的情況不同。蕭友山，《臺灣民族解放の回顧》（臺北：三民書局，1946），頁2-3。
這兩點是費茲傑羅（John Fitzgerald）對半殖民地的中國與殖民地印度做比較時提出的。殖民地印度與殖民地臺灣在受到單一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外來統治這點上完全一致，故本文借用這個比較。John Fitzgerald, “The Nationless State: The Search for a Nation i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3 (January, 1995), pp. 81-82.
Michael H. Hunt,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Strong State: The Late Qing-Republican Crisis,”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6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