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舉手】誰有資格講誰的故事、怎樣正確才政治正確？《黃色臉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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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于翎
《黃色臉孔》對我而言是部十分特別的作品，它的特別在於帶給我的閱讀感受並不是十分的好，亦非讓我愛不釋手，但是在生活中、在時事中，我總能看到和書中情節契合的地方，這種似曾相識的強烈既視感，讓我時時想起《黃色臉孔》。
《黃色臉孔》主要描寫美國白人女性作家茱恩，在華裔作家朋友雅典娜的家中作客時，雅典娜卻意外猝逝，身為目擊者的茱恩在倉促間將雅典娜留下的新書手稿帶走並佔為己有。茱恩投注心力重新編寫這份手稿，將雅典娜未完成的新作當成自己的作品發表。然而，新書出版後掀起的風波，卻是茱恩始料未及的⋯⋯在剽竊風暴的框架下，我原本期待作者會將書寫重心放在茱恩設法為自己脫罪的層面上，但小說的內容全然推翻我的預想──茱恩一點也不聰明，雖然有點小狡猾，且不斷編織謊言企圖粉飾太平，卻總是漏洞百出、越描越黑，自知理虧的茱恩從一開始就深陷在害怕自己的謊言被拆穿的黑暗恐懼之中。故事的最終結局不難猜測，作者給予的驚奇不在於故事的反轉。那麼《黃色臉孔》究竟有什麼精彩之處，讓它收穫眾多好評與推薦呢？原來魔鬼藏在細節裡。
「作品非得掛上『政治正確』的招牌，才能叫好叫座？『我』非得擁有『妳』的黃色臉孔，才能寫出感動萬千讀者的故事？」如此犀利的提問出自於《黃色臉孔》的文案，這裡提到的「我」是本書的主角白人作家茱恩，「妳」則是手稿的原創者華裔作家雅典娜，而「政治正確」事實上是符合大眾認定的「標準」。以前常有人說「作家是孤獨的職業」，因為寫作是一個人將自己腦海中的世界，以文字的形式在現實世界中具現，除了作家本人，無人可代為實行。因此，寫出什麼樣的故事、設定以什麼文化為故事背景，全是作家的個人自由。但是在《黃色臉孔》中，主角茱恩在新書《最後的前線》出版後最先面對的質疑聲浪，卻是她身為一位美國白人，為何能寫出以二戰時期的中國為背景的作品？這裡的「能」不是讚許茱恩考察二戰歷史的用心，亦非敬佩茱恩的寫作技巧，而是一種揉合諷刺、尖銳以及未宣之於口的歧視的強烈質問。如果《最後的前線》掛上的作者名號是華裔作家雅典娜，雖然可能招來「雅典娜只會在舒適圈裡找題材」的嘲諷，卻不會引發軒然大波。因為雅典娜是移民美國的中國人後代，所以她書寫具有中國文化背景的作品完全是「理所當然」。這樣狹隘的思維碰撞出眾人對茱恩的不滿與不信任，茱恩若是繼續以類似的背景為創作主題，便會淪為他人眼中的「文化挪用」。
本書作者匡靈秀即為美國華裔作家，她在《黃色臉孔》裡冷冽地批判出版業界的現實與市場操弄、閱讀大眾的隨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可笑行徑、落井下石的醜陋人性。最初以為的故事主軸「剽竊」不過是層輕薄的外衣，作者毫不留情的撕裂這層外衣，將未經授權許可的二次創作的正當性全然揉碎，重新界定「剽竊」的定義範圍。褪去表層的剽竊風暴外衣後，顯露出種族歧視和文化歸屬問題的骨血。作者在書中不斷拋出值得省思與探討的議題，每個問題看似都具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但讀到最後便會發現我們所認為的「絕對正確」很有可能是取決於眾人認定的準則，裡面參雜了利益取向、道德倫理、文化觀念等，早已失去最原始純粹的「真實」。如果作家不能基於真實的想法、真實的感受，寫出真實反映自己的內心的作品，同時出版社的操作全視市場的風向而定，那麼文學將不再具有被人欣賞的藝術性，而是變成千篇一律的贗品，任人囫圇吞棗、看過即忘；所謂「閱讀帶來的感動」，也將成為矯揉造作的可笑產物。
對我來說，《黃色臉孔》最可惜之處是沒有將「剽竊」這層外衣編織得精緻漂亮，但也許是作者的有意為之，在粗糙的外衣襯托下，才能將目光完全投向深藏其中的核心。我想只要是喜歡閱讀、喜愛文學的讀者，在閱讀《黃色臉孔》時都能被觸動想守護文學的心意──其實我們真正想守護的不僅僅是文學，而是身為一個人向世界表達真實的自我的自由權，並藉此換取同樣真實且自由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