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身體不再完全，我們以完整心靈繼續存活

文／陳榮彬

民國十八年上海水沫書店出版了美國短篇小說集《別的一個妻子》，裡面收錄了海明威被譯為〈兩個殺人者〉的知名短篇故事（The Killers），這在翻譯史研究上常被視為海明威文學作品中譯的起點。或許是因為當時的中國長期處於戰亂中，中國翻譯界對於海明威的許多戰爭小說都很有興趣，反倒是第一本長篇小說The Sun Also Rises因為並未直接論及戰爭而遭到忽略。

以他的短篇小說集In Our Time與第二本長篇小說A Farewell to Arms為例，顯然就較受重視：後者最早於抗戰期間由余犀翻譯成《退伍》，於民國二十八年由上海啟明書局出版；前者則是在上海遭到中共解放前兩個月，於民國三十八年三月，由上海晨光出版社（出資者為中國文學巨擘老舍，實際經營由知名出版家、翻譯家兼編輯趙家璧先生負責）一口氣出版了《在我們的時代裡》（即In Our Time）、《康波勒托》（即A Farewell to Arms，因為康波勒托戰役是小說情節的重點）與《沒有女人的男人》（即Men without Women）等三本海明威的作品，全由馬彥祥翻譯。但是，到此時為止，The Sun Also Rises雖然堪稱海明威寫作生涯代表作之一，也是幫他奠立文壇地位的第一本長篇小說，中譯本卻仍未問世。

民國四十六年，The Sun Also Rises被好萊塢翻拍成電影上映，隔年台灣終於出現小說的第一個中譯本，與英文原本初版已經相隔三十二年；有趣的是，因為電影上映時中文片名譯為《妾似朝陽又照君》，此一譯本也採用同樣的名稱，譯者是原籍廣東的彭思衍先生（先前他曾把For Whom the Bell Tolls翻譯成《戰地鐘聲》，但並非最早的譯本）。

常有人說，好的小說需要新的譯本不斷推陳出新，理由何在？透過閱讀陳夏民的這個譯本，我們可以獲得解答。譯者到底應該當「叛徒」（創造性背叛）或者「信徒」（死守原文），千百年來仍無定論，但在翻譯的過程中，如果不思考策略選擇的問題，翻譯作品的價值肯定會受到影響，因為翻譯策略是譯文的精神，是譯者與作者對話的過程，也是翻譯工作的可貴之處。我與夏民相識多年，先前也細讀過他的前兩本海明威譯作（短篇故事集《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與《我們的時代》），到了看這一版本《太陽依舊升起》時，比以往更能充分瞭解他的折衷策略，也就是一方面忠於海明威文字的極簡風格，另一方面也加入了許多自己的創新，例如對於文字節奏性的要求，還有一些新詞的使用。

例如，他不把「romantic」翻譯成「浪漫」，而是故意音譯為「羅曼蒂克」，雖然多了兩個字，但聽起來有一種「浪漫」這種翻法所缺乏的新鮮感與音感；「worry」並未翻譯成煩惱或擔憂，而是變成台式中文「操煩」，實為神來之筆。在極簡風格方面，仔細閱讀你就會發現他的譯文跟原文一樣「精瘦」（lean），虛字贅詞都被拿掉了，用字簡單而不華麗，同時也盡可能刪去主詞，同時為了貫徹此一精神，有些地方會出現乍看之下不太像中文的直譯，但卻又不妨礙理解，像是「the fiesta exploded」並未翻譯成「節慶活動熱鬧無比」之類的，而是譯成「節慶活動炸了」，創造出一種整個小鎮充滿能量、人山人海，到處被擠得水洩不通的意象。但是，在另一方面，翻譯時的措詞選擇也能反映出他對於人物與故事的理解，像是我看到他把「technically」翻譯成「技術上來說」，而非一般譯者都熟知的「嚴格來說」（英文字典上是這麼解釋的），就知道並非誤譯，而是故意反映出主角巴恩斯為了維持某種形象的「刻意」與「矜持」。

最後，我想談一談最重要的問題：在The Sun Also Rises出版將近九十年後（一九二六年出版），我們為什麼還要讀這一本《太陽依舊升起》呢？因為，這本小說不只能教你如何在巴黎過日子（像是吃飯要點什麼酒），還有到西班牙聖費爾明節看鬥牛表演的門道，裡面也談了很多人世間永恆的主題，例如戰爭與和平，友誼與愛情，節制與耽溺，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在身體已經不再完全後，如何讓自己繼續以完整的心靈存活下去。衷心希望每個讀者都能在這本小說裡為自己找到某個問題的解答。

陳榮彬，一九七三年生，輔仁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為國立台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研究專業為英、法、美、台等國現代主義都市小說。著有《危險的友誼：超譯費茲傑羅＆海明威》，譯作總計近三十本，包括小說大師費茲傑羅第一部小說《塵世樂園》（南方家園），曾以《繪畫與眼淚》（左岸）和《血之祕史》（大塊）兩度獲得《中國時報》開卷版所頒發之翻譯類十大好書獎，另有單篇譯作數十篇刊登於《BBC知識》、《孤獨星球》與《探索頻道雜誌》等期刊。

※ 本文摘自 《太陽依舊升起（修訂版）》，原篇名為〈推薦序　當身體不再完全，我們以完整心靈繼續存活〉，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