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誓說的是實話，但我說的每一句都是錯的

文／雨果．明斯特伯格；譯／白瑞秋

去年夏天，我曾以證人身分出庭，向陪審團作證。

當時我正與家人於海邊度假，市區的住宅卻遭竊賊闖入。警方隨後逮捕了一名持有部分贓物的嫌犯，我因此被傳喚出庭，說明對此案的發現。在宣誓後，我表示竊賊是從地窖的窗戶潛入，並詳述他們曾進入過哪些房間。當法官問及是否為夜間犯案時，我指出在二樓發現了蠟燭滴痕，以此可作為夜間犯案的證據。

我補充道，餐桌上留有一只用包裝紙裹起的大型壁鐘，顯示竊賊或許有意返回。至於失竊的衣物數量，我明確表示，所有遭竊物品皆列在我提供給警方的清單中。

僅僅過了幾天，我便發現自己所作的每一項陳述竟全然錯誤。

竊賊並非從窗戶潛入，而是撬開了地窖門的鎖。那只壁鐘也不是用包裝紙包裹，而是裹在一條桌布裡。蠟燭滴痕並不在二樓，而是在閣樓。原先交給警方的失竊衣物清單，其實還漏報了七件。即使我已宣誓要據實陳述，但作證時反覆提到的「兩名竊賊」，說到底，我根本不確定是否真是兩人。

我不能以「記性不好」作為藉口。過去十八年間，我在大學講台上發表過約三千場演講。這三千場流暢的演講，我從未攜帶任何筆記或講稿，也未曾因想不起名字或思路中斷而停頓。我的記憶力可謂相當不錯。

此外，我對被告並無偏見。坦白說，既然他接下來十二年很可能待在一個幾乎沒機會讀到我著作的地方，我就不妨承認，我其實對這個人頗有好感。當時我作證的條件幾乎再理想不過，完全誠實、客觀、中立。我發誓所有陳述「全部真相，絕無虛假」。

正因如此，當我意識到自己的記憶竟摻雜了如此多錯覺時，心中難免震驚，也不禁警惕：錯覺竟能如此悄無聲息地滲透記憶，讓人幾乎無從察覺。

說實話，那時我根本沒有仔細檢查整棟房子。當警方通知我時，我立刻從海邊匆忙趕回來，深怕屋內的貴重物品遭到破壞或被洗劫一空。所幸竊賊對我算是手下留情，他們從酒窖開始行動，似乎在酒精的作用下暫時忘了此行的真正目的，於是我也只是草草地查看了一遍。

「一個放在餐桌上、打包好準備帶走的壁鐘」這個畫面清楚地印在我腦海裡，至於它是用桌布包裹的這點，幾乎未在記憶中留下痕跡，我的想像慢慢將它替換成了更常見的「包裝紙」。我篤定就是如此，甚至還準備為此發誓作證，直到暑假結束，我再次回屋查看，才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同樣地，地板上的蠟滴也讓我留下鮮明印象。但當時我並未在意它們出現的確切位置，記憶竟慢慢將這地點「修正」為二樓，而非實際上的閣樓。從散落的紙張與凌亂景象來看，這兩處也的確被竊賊翻找過。至於衣物的數量，我只是忘了自己曾將幾套西裝收進角落的衣櫃，後來我才發現，那個衣櫃其實也已經被洗劫過而空無一物。

另外兩個錯誤，顯然是受到暗示影響。從一開始，警方和在場的人便理所當然地認為竊賊是從地窖窗戶潛入，畢竟撬開上鎖的門似乎更費功夫。我從未懷疑過這個說法。直到後來才發現，竊賊確實成功撬開了門鎖。

最後，在整個作證過程，我都斬釘截鐵地說有兩個竊賊。事實上，那名嫌犯在幾天後洗劫另一戶人家時被逮捕，甚至當眾朝一名警察開槍。他房裡搜出一件繡有我名字的西裝外套。光憑這一點，就足以推斷他也曾闖入我家。他自始至終堅稱這次行竊共有兩人，其餘的贓物落在同夥手裡。那人至今下落不明，或許還穿著繡有我名字的衣物。

從一開始，沒有人懷疑過「同夥」的存在，因此，我也就盲從大家的意見，理所當然地接受了這個說法。也許事實是整起案件完全由他一人完成，畢竟一個會行竊打劫、當眾開槍的人，要撒個謊又有何難呢？

在這種情況下，儘管我秉持真誠在法庭上宣誓，作證時記憶清晰、心緒平和，但證詞仍不免摻雜了一連串的混淆、錯覺、遺忘、錯誤的推斷，甚至屈從於種種暗示。唯一讓我感到些許寬慰的是，在世界各地，無數的法庭每天都上演著同樣的場景：證人們宣誓據實陳述，卻道出混亂、真假難辨的證詞。他們的證詞夾雜了記憶與錯覺、知識與暗示、經驗與誤判，與我所犯下的錯誤相比，他們的失誤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幸運的是，我的錯誤並未造成任何實質不良的後果，但情況真的總能如此嗎？

我們更應合理懷疑，錯誤藉由這種表面看似真實可信的證據，悄悄潛入了司法運作。當然，法官、陪審團乃至報紙讀者，都會竭力權衡證據的真偽。證詞間的彼此矛盾早已司空見慣，並非所有宣誓之下的證詞都可被視為「鐵證如山」。

當證人的供述有所出入時，人們多半直覺懷疑是證人在說謊，將矛頭指向證人的誠信問題，而非單純「記錯」而已。他們相信，只要證人心智健全且明白責任所在，頂多是「忘記」某些細節，而不可能是「記錯」事實。人們對記憶的可靠度抱有高度信任，以致陪審團很少懷疑「記憶錯覺」的可能性；甚至交互詰問的律師，也往往受此觀念影響，傾向認為不實的陳述必然源自於一種蓄意說謊的動機。

但這一切，其實不過是一種普遍存在的錯覺，而現代心理學必須要堅決抵制這種干擾。倘若每一位負責審查證據的人，都能更清楚地意識到人類記憶的「背信棄義」，司法的誤判便可減少許多。

確實，當法庭面對謀殺案中一滴乾涸的血跡時，總會毫不猶豫地動用各種現代科學技術追查其來源。然而，一旦審查的對象換作是心理層面的產物，尤其是證人所陳述的記憶內容時，法庭卻心安理得地依賴最不科學、最雜亂無章的偏見與無知。

沒有人會期待陪審員僅憑直覺，就能分辨襯衫上的血是人血還是動物血；但當涉及證人記憶時，卻又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有能力分辨證詞究竟是過往經驗的如實重現，抑或摻雜了聯想與暗示。法庭居然有如此差異的態度，一方面推崇血跡鑑識的現代科學進展，另一方面卻無視實驗心理學在分析人類心智活動的價值，彷彿這門現代科學仍停滯於兩千年前民智未開的時代，完全不值得一顧。

過去數十年間，實驗心理學不僅在整體上取得了長足進展，近年更特別聚焦在與證人證詞相關的議題研究。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門專門研究記憶可靠性的嶄新科學已然成形。這門新興學科起源於德國，多年前就已成立了專屬的期刊，而法國與美國亦有眾多研究從一開始便朝此相同方向發展，並迅速拓展至世界各地的心理學實驗室。

儘管已累積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司法實務界對此卻幾乎一無所悉。在法庭上，精神科醫師向來是備受禮遇的座上賓，但心理學家卻宛如不速之客。法院寧可整天聆聽筆跡鑑定專家的科學分析，也不願採用實驗心理學所能提供的嚴謹方法，來評估證人在記憶與知覺、注意力與聯想、意志力與可暗示性（suggestibility）等方面的可信程度。

畢竟，非黑即白的分類邏輯，總讓人們感到更為省事，對於各種問題的解答，人們樂於聽見簡單明快的「是」與「否」：此人要不是瘋了，就是神志清醒；若是神志清醒，他要不是說真話，就是在說假話。而心理學家的介入，恰恰顛覆了這種簡化的自我滿足感。　

※ 本文摘自 《證人席上：用實驗心理學測繪嫌疑犯、陪審團與證人的動機與行為》，原篇名為〈證人的記憶〉，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