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隨時，隨時一切：《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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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文／楊佳嫻
「代」是個複雜字眼，是時間，暗號，是牢籠、圍牆或武器——魯迅〈風波〉裡九斤老太太正罵著：「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當然，曾孫女眼中，她就是個「老不死的」——這種相互貶低的戲碼在家庭、社會、文壇等不同名稱的劇場中，一代又一代上演。然而，也是魯迅，他自我界定，「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自己」和「他們」就屬於不同代，前者須有責任擔當後盾，後者須奮勇尋前路。
然而，沐羽《代代》卻提出另一種可能性：二○一九年烈火黑潮是否成了據此離散的港人的「一切」？這個「一切」是否把你我他都變成了「同代人」？鴻記茶餐廳裡一九五七年游泳來港的爺爺，赴臺經營茶餐廳變成港人據點的爸爸、媽媽，還有中年的莉莉、瑪舍娜，年輕的柴狗、芷寧、阿來、子坤，不管來自哪一代，不管以什麼方式來（飛機或船艇，學生簽證或就業金卡），都變成了同一代香港人，負擔共同歷史。
而「一切」的性質是什麼呢？如水，如神，或離魂未散？〈迫不及待〉裡，鴻記接受龍博訪問，一千零一次談在臺港人：「……微細的一刻，他覺得受訪的人並不是自己。在他後面，在他內面，在他上面，一直都有一個東西通過了他，回答先前的任何一個問題。」它「隨時」決定別人關切你習慣了嗎還可以嗎，「隨時」決定你要不要從同舟共濟齊上齊落講起，通過不斷積累訊息發亮的手機，「隨時」聯繫起各地離散港人彷彿那就是共用同個身體的手與足。
那些無奈、恐懼、優游或一頭熱的離散者，把鴻記茶餐廳這一處「飛地」當作自家客廳或廚房，半明半昧，一半香港一半他方，一半回望一半剷雪，且應付且開拓，並相互發現裂痕。這是一個再也回不去的故事。全書敘事明快，有些地方帶有聰慧的油滑感，雜拼大量香港影視典故，調侃那些討論香港的既定學術名詞，老練敲開瓶蓋，釋放語言啤酒沫。這油滑感如此自覺，刻意，笑聲像眼淚似地流了滿臉，嘲弄那幾乎成為套路、反覆述說因此不再新鮮的香港故事。不再新鮮，不是對臺灣人，而是對香港人自己。
那麼，離散者怎樣講自己的故事？記憶是依據演算法滑過我們指尖的抖音影片嗎？我們可以決定從哪一段開始讀歷史嗎？日常怎樣變成歷史，還是只能變成遺忘的一部分？怎樣的移居地才是好的移居地？〈下次一定〉裡瑪舍娜說，「一個有圖書館的移居地才是正確的移居地」，因為圖書館是記憶的硬碟；〈迫不及待〉鴻記則說，「我們要有吃到故鄉食物的權利」，因為故鄉食物是記憶的鷹架。瑪舍娜信誓旦旦，她摩拳擦掌，離散是她事業的基石，相信圖書館能夠讓香港經驗「代代」流傳；鴻記則發現人們最懷念的故鄉食物，不免「代代」變更，七○世代更愛雲吞麵，九○世代難捨（港式，加了黑白淡奶的）雲南米線，集體記憶從來不是一根百年不移的鐵樁。
「一切」發生之前，一切曾經真的好過嗎？爺爺五十年代來港，「捱」是他那一代的憂鬱與美德，〈是怎樣的〉裡問，隔離檢疫也要捱，抗爭與《國安法》也要捱：「在抗爭以前，我們捱的是官商勾結與地產霸權。在地產霸權以前，我們捱的是主權移交。在主權移交以前，我們捱的是治安問題。在治安問題以前，我們捱的是貪汙落後。要捱多久呢？」不斷往前推，看到的並非香港人的起源，而是「要搏要捱的時間就是代代相傳」，光輝歲月，還是灰色軌跡？
全書我最喜歡〈丈夫的，大丈夫的〉，主角阿來和子坤是政治和情慾的雙重同志。阿來到東京中國大使館領更新的香港護照。那封領取護照的通知信，會不會是個陷阱？香港《國安法》，和中國其他的海外機構，難道是互不相通的系統？這趟行程混合著期盼與畏懼，走入中國大使館更彷彿自投虎口。這篇小說或許是全書中戲謔成分相對最低而幽微情感描寫最豐富的。在中國使館內，為了自己是一個被大敘事忽略、卻被法律認可的香港人，阿來得意起來，並隨即感到荒謬。東京手足們的歡迎儀式就是香港食物，無論是怪異的仿製，或蒼涼的復刻，總之苦中作樂，異中求同，扞格之處標誌了刺點，為記憶與認同增設更多迴路。離散者飛翔於多重回憶之間，任何以為堅固的事物都在消散與重塑，他們成了自己以前讀過的小說裡的魔幻人物。
還有〈順風順水〉寫柴狗與芷寧幫瑪舍娜教授的圖書館收集香港文物，一一拜訪在臺港人並收貨的路上，那是一趟剝掉戲服與面具之旅。沒有一個捐贈者是滿意的，他們想清空他們的香港櫃子，收贈者和捐贈者同時發現了沒人可以齊上齊落——因此也不必再扮「香港人」了。離散意味著由頭嚟過，各自跌倒各自不安，時間與空間扯開了濃稠的「一切」，他們之間的疏離比臺灣人與香港人更大，因為他們實際上是鏡像。所以芷寧才會失聲痛罵「我連香港人都扮不好」。啊，看看瑪舍娜的獅子山下精神吧，她扮「香港人」最入戲。
過往香港文學多以「我城」、「浮城」或「失城」來詮釋，《代代》也算其中一員嗎？離散港人算一種（後）遺民嗎？以「城籍」（而非國籍）自豪自認的香港人，離散後如何繼續做香港人？或者是不是還要繼續做香港人？繼續做「香港人」是不是意味著永遠不會走出那「一切」？臺灣這麼近，好像是最理想的移居地，西門町從前有個小香港，林口現在也有個小香港，被臺灣房東欺負的故事和創業故事一樣多。即使曾有各種「臺港同命」、「今日香港明日臺灣」之類親密警醒之說，《代代》不無譏誚地指出，兩地真正共用一個政府的時間，就是日佔香港那三年零八個月（過去被視為例外狀態，現在被視為香港史必須追溯的一塊）。「一切」散發黑光，使臺港更接近嗎？正如吳濁流筆下臺灣人的蝙蝠命運，中國人以為你是日本間諜，日本人以為你是中國間諜，離散港人竟也在臺灣強旺而恐懼、不斷畫線畫界的國族主義視野中成了蝙蝠。
梁漱溟有本書叫《這個世界會好嗎？》，風仔的作文題目叫〈想過的日子〉。去描述想過什麼樣的日子，就是相信這個世界會好吧。經歷了疫情，經歷了小房間隔離，風仔從散文家變成了小說家，《代代》以風仔始，以風仔終——莫非，是救救孩子？救救香城寶寶？——不，真正的結尾是「我」，說故事人現身，古老電視劇那樣淡出淡入回到攝影棚內預備結束一百二十回同代人離散石頭記，鏡頭逐漸聚焦，充滿悲傷反諷的小說集竟浮出溫情——莉莉桌上那份長條圖其實是孩子的畫，一條條窄仄高樓拔地起震撼過所有首次來港從赤鱲角入市區的旅人們的眼睛，那就是香港，變成背景與前景，變成符號、卡片與文學，既虛構又寫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