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特派】在日本細品台灣文學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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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瑜
文／劉子瑜
台灣和日本乍看經貿交流相當頻繁，但在庶民生活裡，許多日本人對台灣的理解程度卻很單向，侷限在書店裡的旅遊書上，對台灣印象的回應關鍵字僅有芒果冰、小籠包、故宮、101，甚至有以為到台灣觀光要換匯人民幣。讓日本重新認識台灣，理解過去台灣與日本深刻淵源，明白日本引揚歸返後台灣土地上的變化，放眼未來的多文化共生世界，持續兩國友好的繫絆關係，是當今的重要課題。
上個月原屬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的台北文化中心，在外交部的爭取下，正式更名為「台灣文化中心」，並遷移到虎之門大樓獨立運作，搭建文學、電影、音樂、繪畫、舞蹈、建築等領域平台，舉辦各式系列活動，為促進台日文化更深層的交流努力，在日展現台灣的文化力。
文學能超越時空，跨越國界，閱讀文學是認識一個地方最好的方式。由於地緣的邊陲介入政治的搓揉，台灣的文學就像是把各種族群的人生材料倒進東南亞火爐上的炒鍋裡，在政權轉換的火侯中，快速地翻炒盪磨，鏗鏗鏘鏘，融合多樣語言的調味，成就一道精緻的雜燴料理。小巧玲瓏，卻滋味無窮。慢咬，能咬出時代摺痕的傷感；細嚼，能嚼出人性寬容的後味。
在日本統治期間，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作家能用日文直接書寫，儘管當時存在「日本人永遠是老師，台灣人只是學生，文藝再精，也很難超越土生土長日本人」的殖民意識形態，但楊逵卻以《送報伕》成為第一位打入日本文壇的台灣作家，正式開啓台灣文學進入日本的大門。隨後跟上的還有呂赫若的《牛車》、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在當時同獲得日本文藝雜誌推賞。
直接以日文書寫，並獲得文學奬的殊榮，是台灣作家在日本文壇受矚目的一條捷徑。最新出爐的日本大眾文學最高榮譽「直木三十五獎」得主即是台灣出身、日本長大的王震緒（筆名：東山彰良），以《流》一書寫出了 1970 至 1980 年代國共內戰及台灣戰後社會的複雜性，為台灣在日文學史添上一筆色彩。
由於經歷不同政權的統治，台灣文學史經常被放在中國或日本文學的發展脈絡中，加以定位詮釋。但台灣文學就如土地上的人民精神，雖然屢逢險境，常遭打擊，可是一路上掙扎、反抗、不服輸，在原住民、移民、殖民、國民、世界公民的縱橫交錯下，譜成一部血淚交織的史詩。八零年代以後，台灣文學才獲得正名。
日本撤離台灣後才開始以日文創作的黃靈芝曾說：「名作就是名作，不需問那是以日文所為或以中文所寫，名作之所以名作，非在語言之何。只要是名作就可經翻譯傳遍世界去。」台灣文學開始藉著交流和翻譯對外發聲，找尋其獨特的定位和意義，對世界宣告，台灣，一直存在著。文學，也在。
1990 年起，早期文建會推動的中書外譯計劃，陸續翻譯出版了多本當代台灣作家的作品，包括《迷園》、《台北故事》、《古都》、《從鹿港來的男子》、《客家女人們》、《維多利亞俱樂部》、《自傳的小說》、《寒夜》等，長期努力下建構了日本學者對台灣研究有更多元的觀點，日本書評家開始注意到台灣的文學能量。但另一方面，因為多半是和學術出版社合作，上市時顯少有宣傳活動，也很難在一般書店被讀者看到。
2012 年文建會升格為文化部，接手了原屬行政院的出版事務。在日本也有專門為了推動台灣文學的翻譯公司成立，負責搭建日本出版社和台灣出版社或作家之間的橋梁，積極地向一般讀者介紹台灣文學，擴散台灣文學的魅力，使書市處於低迷狀態的日本，飄進一股與眾不同的書香味。
今年盛夏，台灣作家吳明益就現身於東京書店，以筆下魔幻寫實的《天橋上的魔術師》一書，引領日本讀者看台北的城市發展，回到中華商場的繁華時代。《天橋上的魔術師》的日譯版自五月出版，不僅得到資深書評家重視，至今已創下三刷的佳績。
在產官學的攜手合作下，台灣文學在日本的發展現況，就像是一家全新落成的餐廳，有專業的廚師，有豐富的菜色，有一流的服務，但想要讓更多日本朋友品嚐台灣的好味道，靠的還是讀者的力量──在日的留學生或旅居人，更是代表台灣的民間外交官、幕後的文化推手，只有自身讀過，台灣文學的獨特滋味，才能在日本遠播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