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特派】誰說一定要上班八小時!?澳洲作家協會帶頭挑戰工作的過時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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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瑜
文／劉子瑜
在資本主義的早期，受雇工人深受殘酷的剝削壓迫，被要求的工作時數一周六天，每天可能超過十二個小時以上。德尼‧維拉斯（Denis Vairasse）這位十七世紀法國著名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在他出版的《塞瓦蘭人的歷史》一書中，率先提出了每天工作八小時的理想，是歐洲第一位提倡八小時工作制的人。後來，將這個想法化為實際口號與行動的代表人物則是另一位英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1817年他喊出「八小時工作、八小時娛樂、八小時休息」的標語，並發起將八小時工作制視為重要社會制度的運動，只可惜最後以失敗告終。
被公認最早將八小時工作制帶進人類歷史的國家則是澳洲。1851年澳洲發現了金礦，一股淘金熱吸走了大批人力，其他行業的勞動力嚴重短缺，工人工作的時間變得更長。終於在1856年4月21日墨爾本大學的一群石匠工人們停下手邊工作並召集其他石匠加入，集體罷工遊行走向國會大廈。數週後，八小時工作制度被確定下來，其他國家開始模仿試驗。
儘管經過一百六十個年頭，八小時工作制普遍成為全世界勞動者的基本權益，但在部分國家的社會中有許多人並無法落實這份理想，仍致力追求著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然而，隨著網際網路和智慧手機的發展普及，加上人類活動變得更多元複雜，這種把「工作」和「生活」區隔開來，分別放在翹翹板兩端的觀念，已經開始變得過時不適用了。
挑戰傳統固定八小時工作制的舊習，在澳洲職場上有一種嶄新的工作思維正在實踐—讓員工工作更彈性，將工作和生活兩者整合交疊在一起。對於從事藝術的工作者而言，他們往往需要更彈性的工作方式，才能夠有多餘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在創作的練習和籌備上，因此這種改變特別在藝術領域的工作上可以窺見。
「我認為記錄員工出勤的時間是毫無意義的，他們是否坐在辦公室裡並無法真實反映他們工作的方式，因為每個人工作的方式並不相同。他們可能是在家裡工作，或者去參加一個私人活動卻進行重要的關係拓展。」維多利亞藝術探索（Arts Access Victoria）的執行長維羅尼卡‧帕爾多（Veronica Pardo），上任後第一件事情便甩開出勤記錄表，甚至鼓勵員工下雨天就在家工作，沒有必要被侷限在辦公室裡。她強調，無論是在咖啡廳還是穿著睡衣工作都行，重要的是最終你能如何為組織創造出價值，而非以誰先到來，誰最晚離開當成貢獻度指標。
在維多利亞作家協會（Writers Victoria）工作的員工無論是全職或兼職，如果需要在白天赴私人約會，能夠彈性調整他們的工作時間；為減輕職業父母的負擔，如果遇到學校放假的日子，員工可以帶他們的孩子到辦公室；倘若遇到家長日，要與學校老師面談，或者碰到孩子第一天上學這類人生重要里程碑的日子，也可以告假，而不需抱有絲毫罪惡感。
除此之外，辦公室旁另備有一間小小的休息室，若是工作的時候感到身體不舒服，或者單純需要暫停手邊的工作喘一口氣，員工可隨時躺在沙發上歇息，可以是五分鐘，也可以是兩小時，只要戴上眼罩沒有人會打擾。
由於內部員工大部份本身也是寫作工作者，為了讓作者能夠準時趕上截稿，允許他們有時間去準備個人的專案，甚至提供「寫作假」。
「我們發現一位員工請了寫作假或者騰出時間參加相關的活動充實自己，他獲得的自我滿足會讓他在工作上更快樂，更有創造生產力。」維多利亞作家協會經理賈桂琳‧羅（Jacqueline Low）表示。
彈性的工作時數，這並不意味著工作減少，滋長懈怠，而是幫助員工能夠工作得更符合人性，極大化他們的才能與貢獻，讓工作的成就和生活的品質交融在一起。事實上，這樣的改變反而有益於企業組織的發展，降低員工流動率，吸引優質的人才，員工更積極投入參與工作並建立信任感，透過團隊合作來達成目標。
仍死守八小時工作時數，或濫用責任制將員工囚禁在辦公室，抵抗這種彈性制度的企業組織，不但無法辨認出能夠真正創造高價值的人材，還習慣將失敗的策略推給外在環境因素，卻從不思考其實是內部文化出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