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要研究與社會相關的學科！──「芭樂人類學」作者群訪（上）

但這樣單純的想法，立刻遇見了挑戰，「進了化工系後，我發現那個學科的運作的方式，其實是在教怎樣用最小的成本，去創造出最多的商機，所以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用各種方式去算怎樣是最有效率的。」郭佩宜微皺著眉，「我慢慢發現這樣的成本計算非常狹隘，完全沒有計算社會成本、環境成本，整個學科架構裡面就沒有把這個東西放進去。我發現這不是我想要的目標，直到參加一些讀書社團、認識一些別的人，才開始唸到一點人類學的東西。」

對郭佩宜來說，會開始對人類學感興趣後，還有個戲劇性的關鍵，「有一次在搭火車的時候，在車上看李維史陀的《憂鬱的熱帶》，我不是被他那些充滿憂鬱的語調或異文化的東西吸引，而是他在談印第安人圖形時，做了一個結構性的分析。我看到那些圖形的時候，就在想它裡面有規則，翻到下一頁，發現他寫的跟我想的一模一樣──這讓我覺得：我有慧根，居然跟大師想的一樣耶。後來就轉系了。」

我習慣這樣子思考

講話非常直爽的林秀幸原來是唸物理的，「不過因為我都沒在唸物理啊，其實物理學裡的物質論，跟人是非常接近的。可事實上老師都沒有教這個啊，上了大學還是像高中一樣演算，完全沒有想像力。」林秀幸笑著說，「所以出國改唸社會學，回國後和人類學者混在一起，因為人類學確實是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一個學科，一是因為我的個性，二是因為際遇。因為我正好到法國唸書，發現法國研究社會學時不會去談一些結構問題，而是一直折合到個人反思，從這裡出發再去看事情。我本身也是這個個性的人，所以我就會養成這個思考的習慣。」

與個人的結合，是人類學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人類學最可貴的就是詮釋，那個詮釋來自於個人的際遇，你個人的認知。當然它不完全是個人的，因為個人也共活在一個社會空間裡面，所以就會看看外面，也看看裡面，這樣子跳來跳去。」林秀幸比喻，「就像做蔥油餅，一層一層揉，然後又把它打平，其實已經很多層在裡面了，但看起來又好像沒事一樣。這樣子一層一層不斷累積，也是個人生活中的一個創造性，會感受到生命的動力。我想人類學是最允許這部分的，就是我們不斷的在創造，我們不斷的在感受到自我的反射，摺出來的層，又再打平，又再摺層。所以這個學科找不到一本《人類學理論》，它的魅力就在這裡，要自己怎麼摺層都沒關係。」

「所以我覺得在人類學中，很多人是雜食的啦。這個學科蠻有意思的一點，就是蠻大的自由度，好像什麼題目你都可以研究，有一個很寬的光譜，高興怎麼做都好，可以跟自己的興趣結合。」郭佩宜接話，「所以這也跟我自己想做的社會實踐可以結合，當然就會繼續留在這個學科裡頭了。」

「其實動物系是我的第一志願，我以為這是生命科學，應該可以帶我去了解生命的基本道理；」呂欣怡補充，「進了動物系，雖然我有點失望，但到了大三，我還蠻認真想當一個科學家的，只是進了實驗室，我發現大家已經都不去問生命是什麼了，只是想要怎麼樣把細胞養活，每個人都在做很細瑣的事情，完全看不出來怎麼湊成一個整體。」

團隊合作的時代

呂欣怡和林秀幸是大學裡的同事，而在中研院工作的郭佩宜與林秀幸曾是室友，她們三人與其他人類學者會開始合作共筆部落格，林秀幸認為郭佩宜功不可沒，「她對 teamwork 有一種愛好。」林秀幸笑道，「我想這是她很大的一個特質，我覺得這也是台灣跟上一代不一樣的地方，學界裡上一代的個人主義非常明顯，在那個戒嚴時期的集權主義底下，每個人都期待關愛的眼神，我們正好是跨進解嚴時期的人，我小時候很難想像自己的成就依附在一個團體上面，這樣要怎麼出類拔萃？可是慢慢長大之後，經過解嚴，認識像她們兩個這樣不把個人形象放到很大的好友，所以才能合作，這正好是台灣新的這一代文化裡非常可貴，也跟中國文化不一樣的地方。中國到現在都是非常個人主義的，但我們做『芭樂人類學』實踐的文化，就是群體共享的，同時個人也可以感受到人生的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