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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客

犁客

每天半夜走進文字荒田耕作的莫名其妙生物,雜食亂栽,還沒種出一顆果實,已經犁整下畦荒地。

但這樣單純的想法,立刻遇見了挑戰,「進了化工系後,我發現那個學科的運作的方式,其實是在教怎樣用最小的成本,去創造出最多的商機,所以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用各種方式去算怎樣是最有效率的。」郭佩宜微皺著眉,「我慢慢發現這樣的成本計算非常狹隘,完全沒有計算社會成本、環境成本,整個學科架構裡面就沒有把這個東西放進去。我發現這不是我想要的目標,直到參加一些讀書社團、認識一些別的人,才開始唸到一點人類學的東西。」

對郭佩宜來說,會開始對人類學感興趣後,還有個戲劇性的關鍵,「有一次在搭火車的時候,在車上看李維史陀的《憂鬱的熱帶》,我不是被他那些充滿憂鬱的語調或異文化的東西吸引,而是他在談印第安人圖形時,做了一個結構性的分析。我看到那些圖形的時候,就在想它裡面有規則,翻到下一頁,發現他寫的跟我想的一模一樣──這讓我覺得:我有慧根,居然跟大師想的一樣耶。後來就轉系了。」

我習慣這樣子思考

講話非常直爽的林秀幸原來是唸物理的,「不過因為我都沒在唸物理啊,其實物理學裡的物質論,跟人是非常接近的。可事實上老師都沒有教這個啊,上了大學還是像高中一樣演算,完全沒有想像力。」林秀幸笑著說,「所以出國改唸社會學,回國後和人類學者混在一起,因為人類學確實是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一個學科,一是因為我的個性,二是因為際遇。因為我正好到法國唸書,發現法國研究社會學時不會去談一些結構問題,而是一直折合到個人反思,從這裡出發再去看事情。我本身也是這個個性的人,所以我就會養成這個思考的習慣。」

林秀幸: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林秀幸: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與個人的結合,是人類學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人類學最可貴的就是詮釋,那個詮釋來自於個人的際遇,你個人的認知。當然它不完全是個人的,因為個人也共活在一個社會空間裡面,所以就會看看外面,也看看裡面,這樣子跳來跳去。」林秀幸比喻,「就像做蔥油餅,一層一層揉,然後又把它打平,其實已經很多層在裡面了,但看起來又好像沒事一樣。這樣子一層一層不斷累積,也是個人生活中的一個創造性,會感受到生命的動力。我想人類學是最允許這部分的,就是我們不斷的在創造,我們不斷的在感受到自我的反射,摺出來的層,又再打平,又再摺層。所以這個學科找不到一本《人類學理論》,它的魅力就在這裡,要自己怎麼摺層都沒關係。」

「所以我覺得在人類學中,很多人是雜食的啦。這個學科蠻有意思的一點,就是蠻大的自由度,好像什麼題目你都可以研究,有一個很寬的光譜,高興怎麼做都好,可以跟自己的興趣結合。」郭佩宜接話,「所以這也跟我自己想做的社會實踐可以結合,當然就會繼續留在這個學科裡頭了。」

「其實動物系是我的第一志願,我以為這是生命科學,應該可以帶我去了解生命的基本道理;」呂欣怡補充,「進了動物系,雖然我有點失望,但到了大三,我還蠻認真想當一個科學家的,只是進了實驗室,我發現大家已經都不去問生命是什麼了,只是想要怎麼樣把細胞養活,每個人都在做很細瑣的事情,完全看不出來怎麼湊成一個整體。」

團隊合作的時代

呂欣怡和林秀幸是大學裡的同事,而在中研院工作的郭佩宜與林秀幸曾是室友,她們三人與其他人類學者會開始合作共筆部落格,林秀幸認為郭佩宜功不可沒,「她對 teamwork 有一種愛好。」林秀幸笑道,「我想這是她很大的一個特質,我覺得這也是台灣跟上一代不一樣的地方,學界裡上一代的個人主義非常明顯,在那個戒嚴時期的集權主義底下,每個人都期待關愛的眼神,我們正好是跨進解嚴時期的人,我小時候很難想像自己的成就依附在一個團體上面,這樣要怎麼出類拔萃?可是慢慢長大之後,經過解嚴,認識像她們兩個這樣不把個人形象放到很大的好友,所以才能合作,這正好是台灣新的這一代文化裡非常可貴,也跟中國文化不一樣的地方。中國到現在都是非常個人主義的,但我們做『芭樂人類學』實踐的文化,就是群體共享的,同時個人也可以感受到人生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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