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時空，傑克倫敦對我們所說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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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
文／奧杜篤
在台灣讀者心中，說到傑克倫敦，大家首先想起的勢必是《野性的呼喚》、《白牙》，然而多數讀者其實鮮少知道，在自然主義作家、冒險小說家等標籤以外，其實傑克倫敦也相當關心底層、渴望為弱勢發聲，更甚者，他以美國記者的身份，遠渡重洋到了英國倫敦，深入連倫敦人自己都不敢踏足，甚至連在哪裡都不知道的「倫敦東區」，扮成落拓水手，親自體驗這個惡名昭彰的貧民區生活，並用他自身經歷寫就這本《深淵居民》。
而12/23關於《深淵居民》的講座中，擔任群星文化出版顧問的陳蕙慧表示，這次群星文化出版的《深淵居民》是本書發表百年來首度的繁中版譯本，而這本書裡頭所描寫的事情，百年後仍然發生，而且是在世界各地發生。
陳蕙慧首先以自己的經歷為引，提到約莫二十年前到東京新宿出差，那是個無論當時或現在都該是亞太地區最繁華先進的地方，經濟大好，她卻時常看到流浪漢出沒，這種情況並非出現在鄉村，而是出現在國際級的重要城市，當時她就覺得奇怪，一個這麼重要的商業重鎮，怎麼會容許在觀光客前顯露出這麼失敗的一面，而同一個城市同一個時期，轉角可能就是紙醉金迷的景象。
不只東京，倫敦、紐約等世界知名城市也都經常有這樣的狀況，假設這些大國大城都會出現這種嚴重貧富不均的現象，那麼這些赤貧現象也同樣會出現在我們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城鎮裡。
那麼究竟為什麼我們現在還要讀一百年前傑克倫敦寫的報導文學呢？陳蕙慧對《深淵居民》譯者陳榮彬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這本書對於此時此地的我們，有什麼意義呢？」
事實上，這個問題的答案，對於陳蕙慧、陳榮彬，或者任何一個對於「貧富不均」稍有認識的讀者而言，都是昭然若揭的：
《深淵居民》中所揭露的社會問題，至今不僅尚無解決辦法，甚至更嚴重地侵蝕了世界每一個角落。
針對這個問題，陳榮彬從「東區」這個概念說起。我們熟知的台北東區繁華熱鬧，在白先勇《孽子》裡，也將東區的蓬勃發展與西區的破敗老舊多所描寫，然而倫敦卻是剛好相反的，白領階級都住在西區，東區則是藏污納穢之地，而1888年發生的開膛手傑克連續殺人案件，殺了許多東區的性工作者，這樁始終破不了的懸案，加深了東區的污名化，連王爾德《格雷的畫像》都將東區描述為墮落之地，柯南道爾所寫的福爾摩斯探案全集中，也有一集《歪嘴的人》背景是東區的鴉片煙館。
傑克倫敦特地遠渡重洋踏上的，是這樣一個地方。
他描寫自己剛開始決定要喬裝進入倫敦東區時，出現了「到處都問不到路」的窘境。明明就住在同一個城市，倫敦雖是大城但也沒有遼闊到哪裡去，但倫敦人對此卻是一問三不知，即使該是最熟悉倫敦的旅行社與馬車夫，都一概搖頭說不知道東區在哪裡。
在東區，他偽裝成散盡家財、身無分文的外國水手，跟著當地人排隊，祈禱自己今天能擠進救濟院，獲得幾塊難以下嚥的冷麵包、稀粥與一個單薄的床位，而床位之所以那麼珍貴，並不是因為在倫敦東區餐風露宿很可憐，是因為在倫敦東區，法律規定不能露宿——你可以站著、可以坐著，但不能躺著，坐著的時候如果閉上眼睛想小睡，那也是不被允許的，會立刻有警察來驅趕。
而不讓遊民睡覺的原因無它，只是為了「方便管理」。也就是說，政府刻意讓遊民保持在疲憊虛弱的狀態，認為這樣他們就無法作亂。
至此，一思及不久前也有議員主張在冬夜噴水驅離遊民，就不難理解陳蕙慧一開始提及的那個問題：「為什麼這本書出版百年之後，我們還應該讀它？」
另外，陳榮彬也指出，雖然《深淵居民》猶如一份社會病理學報告，率先指出了蓬勃發展的工業社會中隱藏的巨大問題，但也顯示出傑克倫敦一方面雖有同理心，另一方面對許多事情亦有誤解。畢竟，雖然深入底層生活的行徑雖然勇敢，沒有長時間的觀察也可能讓結論太過簡單、流於表面。只提出了觀察報告，卻沒有深入探究為何如此的原因、如何打破結構、避免貧富不均繼續惡化。
然而這也可能是所有現今創作者的問題。如果只是徒具關懷之心，點出問題所在，卻就此停止，不去找到背後原因、不知道貧窮人家為何貧窮，那也只能算是個觀察者，而非感受者。對談人小說家張耀升也提出許多他小時候的故事，提醒人們這些不公不義其實並不只是出現在傑克倫敦的書中。
最後，陳蕙慧提出《深淵居民》中最令她震撼的一段：在東區，家裡如果有小孩死掉了，沒有錢下葬，就會把屍體留在家裡，睡覺的時候就把屍體放在桌子上，要吃飯了就把屍體移到床上，桌子與床都要使用時，就把屍體放在架子上。
而當時，甚至有一個團體，他們為了避免東區的孩子長大之後繼續悲慘的命運，採竟是有計畫的綁架貧民區的孩子，送到比較有錢但渴望小孩的家裡。
《深淵居民》提醒我們，殷鑑雖有百年之遠，但實際情況卻比百年前沒有好到哪裡去。我們更該思考的是，為什麼這本書出版之後到現在這一百多年情況沒有改善反而惡化？這本書難道不曾讓當時的人們感到震撼？為什麼當時的政府沒有改善當時已知的情況？如果既得利益者的權力結構不願被改變，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我們該做的，不應該只是坐在這裡，讀這本書，並且說「這不應該發生。」如此而已。如果我們只是這麼做，那麼再過一百年，事情也不會改變。
一百年後，傑克倫敦仍以一本文學作品提醒我們：「付諸行動！」
非但要關心已被結構傷害的人，更該是改變結構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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