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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陳心怡

「不是我故意把法國文化抬得很高,而是我們華人社會把飲食文化看得太低。」楊子葆的新書《喫東西集》熱騰騰上市隔天,就碰上史上最強寒流。不到八度的週六午後,《喫東西集》新書座談會主持人韓良憶與楊子葆、焦桐兩位重量級美食專家從法國文化談到美食、葡萄酒,一陣陣從以飲食為出發的思想衝擊及輕鬆分享,讓窗外寒風苦雨般的氣溫,沒能凍著紀州庵裡的滿堂笑聲。

楊子葆對法國飲食文化的認識,始於留法的那一段經歷;從同學到教父,對飲食的態度,都深深影響著楊子葆。講座中,他以自己的幾段經驗提出了幾個提問,看似平凡無奇,背後隱含的飲食精神卻都深深地敲進聽者的心坎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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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喫東西集》作者楊子葆

酒開了一定要喝完嗎?

楊子葆留法期間雖然領有獎學金,但是在巴黎的生活費太昂貴,窮學生的生活要喝上一杯酒,簡直是奢望。

他的一個法國同學 16 歲就離家自立門戶,三餐只能啃棍子麵包配黑咖啡或水,有一回,這位窮同學約楊子葆喝酒,兩人開了一瓶,聊了三小時,當這瓶酒還剩三分之二時,同學就打算離開。

楊子葆相當錯愕地問他:「只喝三分之一,不喝了?」沒想到同學說,聊得很開心就夠了,酒帶回去,氣氛不對、味道也會變,現在覺得的好味道,回家後不一定在。

楊子葆回憶起這段經歷說,就連酒保也不覺得酒瓶剩下那麼多酒是件奇怪的事,法國人通常也不會把好酒喝完,這樣服務生就可以喝剩下的酒,知道滋味是什麼,下次就更能推薦好酒給顧客。

聽起頗來有道理,但對初赴法國的楊子葆來說,衝擊可不小;由於台灣的飲食習慣向來都以簡樸為美德,酒錢並非小數目,為何法國窮學生可以這麼瀟灑?

「後來我才明白,不是什麼事情都可以貨幣化衡量價值,法國文化赤裸裸地逼問我:是不是沒錢就可以隨便?沒錢,就不講究?講究,一定要有錢?」

慢慢喝酒,對社會能有什麼貢獻?

來自窮同學的衝擊是其一,楊子葆的「教父」帶給他對葡萄酒乃至對飲食的反思是另一枚震撼彈。

楊子葆是當時他就讀的橋樑與道路學院自 1747 年創校以來第一個台灣學生,當時他的法文不足以勝任考試,第一學期便面臨退學命運。

對此,學校將成績不好的原因,歸咎於他過去的哲學課程嚴重不足,「一個正常的學生,怎會沒有修習足夠的哲學學分?」。學校下了通牒,派了一名退伍軍人擔任他的教父,用週末時間生活在一起,貼身認識學習法國文化。

有一次教父請他喝酒,光是在客聽聊天等醒酒就等了兩小時,八點才吃晚飯,吃飯又要兩小時,楊子葆就毫不客氣地質疑教父:「法國人喝酒吃飯一定要這麼裝模作樣嗎?半小時可以做完的事,偏偏要花四小時,台灣人認為簡樸不鋪張才能做大事成大器,這樣慢慢喝酒,對社會能有什麼貢獻?」

教父不但沒生氣,還慢慢跟他解釋:儀式不是為了炫耀,而是因為美好的事物,是需要一些方式、知識與時間展現,從上帝、土地、侍酒師、儀式、時間、技巧,都能讓釀好的酒有最美好的內涵展現,若美沒有機會被展現、喚起,才是浪費,才是罪大惡極。

窮,就一定沒品質?

循著楊子葆所提飲食簡樸的信念,焦桐則認為,台灣飲食文化跟戰爭有絕對關係,1949 年之後,中華文化的八大菜系在台灣豐富起來,只要研究台灣的飲食,幾乎就是中華料理的內涵,但同時在大陸發生的是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中斷了許多飲食文化傳承,因此,他認為「飲食文明一定要在物質文化、教育活絡到一定程度後才有可能,所以共產主義是不可能有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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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子葆與焦桐對談現場

楊子葆認同焦桐的觀點,也承認法國飲食習慣見好就停,寧願停留在美好的那一刻,剩下的都不願意再裝入肚裡,這是必須要達到一種富裕程度的文化,才有辦法做得到。

但他又以京都為例,曾有京都舊書店的老闆說,京都並不如外人所見那般富有,多數是窮大學生,但這裡的學生跟其他地方的大學生不一樣,他們不會因為窮就隨便,如果只能吃兩串好的燒烤,就吃兩串,不會因為想多吃就找便宜食材,因此冷凍食品在京都不好賣;如果買不起新書,就買舊書,閱讀要有品質,新書不見得就是好書。

由此可見,窮,不一定沒品質。

楊子葆說,品質不等於商品多好或多貴,而是跟態度有關,「你在不在乎?」

台灣社會有太多人只想撿便宜,最後都淪為比價,背後的思維也意味著我們不在乎細節:「細節只是生活的一部份,但所有不在乎的那一切加起來,卻佔據了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食安問題也才會層出不窮。」

不就是一杯酒,有這麼嚴重嗎?

跟台灣只求便宜、不花成本、儉省的價值觀迥異,法國人很堅持「適切」才是最美好的,「錯過了,就不要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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