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嗣林

伍叔叔本名叫伍思翰,江蘇鹽城人,雖然他是南方人,可是身高超過一米八五,魁梧得像一座鐵塔似的。伍叔叔在父親的建材行擔任搬運工人,從小我就看著他駕著滿載水泥、木料的三輪馬達貨車,鎮日穿梭各個工地。他力氣大得出奇,一口氣能扛三包水泥,當他站出來,活脫脫就是水滸傳裡的草莽英雄,所以父親都管他叫「大漢」,他則叫我父親一聲「三哥」。

此外,伍叔叔渾身刺滿了「殺朱拔毛」、「反共抗俄」與國旗等愛國刺青,有時搬水泥搬到滿身汗,他貪涼打了赤膊,遠看就像是個渾身龍飛鳳舞的流氓,嚇得鄰居大呼小叫,每次遇到這種狀況,我父親都衝著他大喊:「大漢,衣服穿起來!」至於他的身世,連我父親都不清楚。

雖然伍叔叔的外型兇惡,但卻很喜歡跟我們這群小毛頭講一些妖怪狐仙之類的鬼故事,每一回總是嚇得我們晚上不敢入睡。一直到我讀國中一、二年級的暑假,照例在建材行打工,時常跟著伍叔叔的貨車全基隆跑透透,四處送建材,才開始跟他愈來愈熟。

某個陰雨的週日,工作特別少,我們兩人百無聊賴地等生意上門,我看著伍叔叔身上醒目的圖案,好奇地問:「伍叔叔,你身上的刺青怎麼都跟別人不一樣?我看過刺龍刺鳳的,很少看過像你這一種的?這是怎麼來的呢?」

伍叔叔顧左右而言他,敷衍地說:「這沒什麼好提的,來,我跟你說另外一個故事。」可是當他故事說完,我還是不死心繼續追問:「我還想要聽你身上刺青的故事。」

「這……這要講很久,不要啦。」伍叔叔仍是不願意多說,但好奇心被點燃怎麼可能輕易就熄滅,終於在經不住我的死纏爛打下,伍叔叔娓娓道出了自己的身世。

伍叔叔原來出身自富貴世家,從小不喜讀書,特別好武,常常四處拜師學藝,長大後常打架滋事,在文風薈萃的鹽城,這一類好鬥的人可不受歡迎。抗戰爆發後,他的父親心想既然這個孩子靜不下來,不如把他送進國軍游擊隊裡磨練磨練,選兵的軍官見他高頭大馬,分明是一個當兵的料,敞開大門歡迎他,那一年,他才不到二十歲。

之後,伍叔叔便開始跟著游擊隊東奔西跑,扛一把槍到處混飯吃。國共內戰時,在江陰要塞跟解放軍部隊正面駁火,連打了六、七天,最後要塞還是失守了,因此他也跟著被俘虜。不過當時共軍與國軍的關係錯綜複雜,許多共軍的將領皆是出身黃埔軍校;而抗戰時,亦有不少共軍部隊被收編至國民黨部隊。所以他被俘虜了以後,當場改披掛著紅星的共軍制服,立馬變身解放軍,端起槍改打國軍。等到大陸解放以後,伍叔叔回到鹽城才發現,因政局改變人事全非,自己在農村的生產大隊上找了一個穀倉管理員的工作,與父母、妻子相依為命。

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國聯軍從釜山登陸,北韓軍隊被打得節節敗退,因此毛澤東下令彭德懷組織抗美援朝志願軍馳援北韓,名義上是志願,實際上是每一個地區規定參軍人數,沒人志願就點名或抽籤。當時伍叔叔剛剛成親,還沒過幾天新婚日子就被點了名,他根本來不及跟太太說聲再見便被推上運兵車,開拔到東北整訓。

抗美援朝志願軍將近四十萬人,雖然沒有精良的裝備,但是每次與美軍交鋒時,個個奮勇異常,初期就將美軍打得難以招架。因為伍叔叔體格健壯,因此每一次都被編進衝鋒隊,他福大命大,頂多受一點輕傷。所以在抗美援朝前期,立了不少戰功,升官到班長,不過他志並不在沙場,一心只盼著戰爭趕緊結束,回家與老婆團聚。

但是天不從人願,沒想到接下來的一場三十八度線的爭奪戰上,部隊遭到猛烈砲火包圍,整個師幾乎全被殲滅,最後只剩下三百多人被俘。這一票人被送往戰俘營,從此改變了伍叔叔的人生。

再怎麼激烈的戰爭也終會有結束的一天,戰後美軍也有不少軍人被擒,因此美軍希望透過戰俘交換的方式,讓彼此的人質趕緊回家,而戰俘營中的中國人可以自由選擇要回到中國或是前往台灣,所以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大勢力便為此相互較勁著。

雙方使出渾身解數,無論動之以情還是威脅利誘,極力拉攏人馬。伍叔叔因為個頭高大,走到哪裡都成為眾人的焦點,所以國共雙方特別積極爭取他加入。但伍叔叔一來對國民黨沒什麼感情,二來思鄉心切,因此心中早已決定要回中國。不過,國民黨的人馬為了逼他就範,一天夜裡假意請他喝酒,竟趁他喝得不省人事之時,在他的肩膀給刺上反共標語。等到隔天一早,伍叔叔帶著宿醉醒來,發現身上多了「反共抗俄」、「殺朱拔毛」八個大字,嚇得腦筋一片空白。

等到回過神來,他也明白在一群共產黨擁護者的眼中,自己已然變節,即使說破嘴皮子也沒有人相信他是被逼的,朝思暮想的家,再也回不去了。當時伍叔叔心一橫,乾脆做得徹底,於是每一次開會就多刺一些圖樣,慢慢地全身都佈滿了刺青。據他所說,當時一萬四千個遺送台灣所謂的反共義士中,大約有三分之一都是被迫表態。

一開始,國共雙方的搶人大戰是以拉攏為主軸,還算相安無事,但到了後期,競爭意識愈趨白熱化,竟然開始出現暴力事件。一天晚上,當伍叔叔睡得正香時,冷不防被狠狠敲了一記棒子,迷迷糊糊之間只知道手腳被捆住,幾個人將自己拖往營房外頭,一下子扔進土坑裡,接著一個個同樣被綁住的人體歪七扭八地疊上來,耳邊傳來一陣陣剷土的聲響,伍叔叔清楚知道自己正被活埋,可是毫無抵抗能力。

到了第二天早上,美軍發現人數短少,而且營房旁邊出現一座新的土丘,趕緊差人開挖,這一挖竟然就挖出十個人,其中幾個再也醒不過來,但伍叔叔奇蹟似地活了下來。國民黨一方不甘心白白犧牲,沒隔幾天便反偷襲,同樣殺害了幾個人。美軍擔心暴力事件愈演愈烈,除了加強警戒,同時加速換俘的工作。

決定去向的那一天,抗美援朝志願軍稱之為「審判日」。會說中文的審訊官和戒護的憲兵待在小房間裡,出口分成左右兩扇門,要去台灣的走右邊,要回中國的往左邊,只要哪一邊的出口多一個人,都會受到熱烈的歡迎。為了避免戰俘受到他人影響,一次只准一個人入內,兩派人馬統統隔離在外。

所有人進場之前,都會先受到兩派幫眾恐嚇;什麼「你要回歸祖國,千萬不能叛變!」「到台灣才是真正的自由中國!」等激烈的口號不絕於耳。有的人態度堅決,當然也有人搖擺不定,而伍叔叔就屬於後者。前一天晚上,伍叔叔與另一位身上也被刺上反共刺青的同鄉林先生聊到該去何方,商量商量著,兩個人便說好一起回大陸。

隔天,伍叔叔在國民黨的支持者歡呼聲下走進房間,心裡也直掛念著父母和妻子,當審訊官問他:「你要去中國呢?還是去台灣?」

他想到身上的刺青,仍咬著牙說:「我⋯⋯我要去中國。」

審訊官一臉狐疑地看著他說:「你身上刺了這麼多反共標語,能去中國嗎?回去的話,性命堪憂喔。」雖然伍大漢早已衡量好利弊得失,但是聽到審訊官這麼一問,仍不免心生猶豫。

但沒想到僅僅幾秒的遲疑,美國憲兵不由分說,竟動手把他抓到往台灣的出口。等到伍叔叔掙脫憲兵的掌握,一群前往台灣的戰俘便立刻將他高高舉起,大聲歡呼,不久,又聽見另一邊的人馬同樣喝采。事後與林先生雙方各自搭上不同的軍用卡車,前往截然不同的人生。

伍叔叔與一萬四千位反共義士從釜山搭著軍艦抵達基隆,由蔣經國親自接見。由於伍叔叔個頭最高,因此長官安排了他帶隊下船,希望能讓這一群反共義士風風光光地踏上台灣的土地。可是他下船看到一片陌生的景象,竟然立刻跟長官要求:「拜託,讓我回大陸吧。」這一聽當然讓長官無比震驚,並認定他的思想大有問題,於是才剛踏上台灣的土地,當天就被關進牢裡。

至於其他的反共義士均被安插到部隊裡,只有伍叔叔被高層判定不適合當兵,勒令退伍,因此他成了第一位抵達台灣的反共義士,也是第一個被開除的人。

在台灣的伍叔叔人生地不熟,只能在基隆港應徵碼頭工人,所幸他體格強健、臂力驚人,很快就找到工作,而且碼頭工人的薪水挺好,工作一天還可以休息一天,他一幹就是兩年。不過,國民黨仍懷疑他是匪諜,每天派特務監視他的一舉一動。而碼頭工人多是本省籍,特務不時煽動碼頭工人的工會排擠伍叔叔。原本伍叔叔的個性就衝動,加上思鄉的絕望,動不動就打架鬧事,最後終於被逐出碼頭。

走投無路的伍叔叔,最後只好找了一個挑水肥的工作。會幹這一行的人多是在社會最低層打滾的群眾,彼此常起口角,有時酒喝多了就打架,伍叔叔挑了一年多也挑不下去了,就在這時候他認識了當時在踩三輪車的父親。

父親認為伍大漢雖然脾氣暴躁,但是個性還算忠厚,於是介紹他到自己所屬的三輪車的小組,與別人分踩,賺一點生活費。伍叔叔單身一人,在港務局附近找了一個廢棄的倉庫權充住家,即使環境破爛不堪,但是日子就這麼過了下去。好幾次三輪車的小組之間為了搶地盤爆發肢體衝突,伍叔叔都會幫父親突圍,保護父親免受重傷。後來,父親自己開建材行,就把伍叔叔給找來送貨,每個放假日他都來上工,空閒時就坐在店門口幫我母親帶孩子,跟我們講講故事。現在回想起來,伍叔叔就像是家裡的長工,這一做就是六、七年。

有一天,父親跟他說:「大漢,你平常睡在碼頭倉庫,還不愛洗澡,這樣子實在不行。最近我看到基隆法院附近有一間違章建築,屋主開價兩萬,我幫你作主買了下來,你之後就搬去住吧。」伍叔叔聽了開心地直拍手,嚷著來台灣十幾年,第一次有一個家,之後我們幾個孩子更不時常跑去聽他說一些鄉野奇談。

日後父親生意失敗,將伍叔叔轉介紹到公園頂菜市場當管理員,凌晨三點上班,中午兩點便下班,遇到攤商糾紛,他只消威風凜凜地往外一站,沒人敢說第二句話,生活還過得去。只是他沒事喜歡喝兩杯的習慣還是沒改,常常跟人起衝突,生活習慣邋遢成性,因此一直沒成家。這就是伍叔叔身上刺青的由來,以及他前半生的故事。

到了兩岸開放探親的那一年,伍叔叔來找我父親,表明他這幾年存了二十來萬,想回老家與親人團聚,請父親幫忙辦手續。父親不放心地問:「我們一般人回去沒有問題,可是你身上刻了這麼多字,回去會不會有麻煩啊?」

「我穿長袖遮起來就沒問題了。」

赴大陸探親的手續很順利,伍叔叔帶著簡單的行囊上了飛機,聽說不久之後便返台了,不過卻沒有聯絡我們。我偶爾會想起他,不過當時因為我已經搬到台北,加上工作太忙,就把這件事給拋到腦後。

終於過了一陣子,我特地抽空到基隆找他,卻發現大門深鎖,叫了半天也不見回應。左右鄰居都說他已經回來了,但是一直沒看到人影。

又過了一個多月,我再次前往,一樣撲了個空,我心想不對,立刻去派出所報案,承辦警員將其列為失蹤人口。隔了一個星期後,警員打電話給我說,依照出入境管理局的資料,伍思翰確實已經返台,但左右鄰居也說已經很久沒看到他了。

員警會同里長打開大門,發現行李箱和證件擺得好好的,但是屋內缺乏有人活動的跡象。我跟父親可著急了,後來我們冷靜思考,伍叔叔好打架鬧事,平常沒幾個朋友,就算有,也被他打跑了,所以沒幾個地方可以投靠,乾脆到港務局附近的破倉庫找找看。

我們爺兒倆驅車前往港務局,在廢棄的倉庫裡找了半天,突然聞到一股惡臭,循味望去,一個渾身汙穢不堪、幾乎不成人形的流浪漢癱坐在地上,仔細一瞧,正是伍叔叔!

我們問他為什麼在這裡,他卻一句話也沒應。我和父親強忍噁心,架著他上車回家,狠狠地幫他洗了個澡,可是身上的臊味熏得滿屋子都是。父子倆再把他推進浴室,七手八腳地剪去和髮垢結成餅狀的頭髮,拿出菜瓜布整整幫他洗了一天,總算把伍叔叔給恢復人樣。

折騰了一天沒吃東西,父親買了幾瓶酒和小菜,要他坐下來填飽肚子,我一個勁地問:「伍叔叔,你讓我們擔心死了,一、兩個月都不見人影,還成了這副德性,到底發生什麼事兒?總該告訴我們啊。」本來伍叔叔不願透露,可是酒過三巡,他終於說出回鄉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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