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正的編輯畢旅】人生畢旅五之一：黃明堅問，「你還記得當時怎麼回答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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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正
1.
和黃明堅相識經過，可用「偶然」形容之。
有一天，在《新書月刊》辦公室，接到一通電話。
「周總編嗎？」聲音很年輕、很有精神。
「是呀。」我應道。
「我是黃明堅，準備辦一本跟企管相關的新雜誌。」
黃明堅？我讀過她翻譯的暢銷名著《第三波》，但不熟悉她。
「想找你聊聊雜誌的事，有時間嗎？」她在電話那端問道。
關於這通事隔久遠的電話，黃明堅的記憶和我略有出入。她告訴我，在這之前，她和我已經認識，絕非陌生，但不清楚在何時、何地、何人介紹我們相識的了。只因為我在主編《新書月刊》，她認為我或許是個可以請益的對象。
接著，她問了一句讓現在的我大吃一驚的話：
「你還記得當時怎麼回答我的？」
一個年逾古稀、窺望耄耋的老人，哪能記得二十多年前講過的某一句對話？
我答不出來。
「你說，編雜誌的事，『問我就對了』。」
天啊！狂妄如此，太不像以「謙卑」自勉的我了，她在電話線那一端，看不見我滿臉通紅、羞赧的模樣。
聽到我心虛、微弱的質疑聲，她斬釘截鐵的說：
「你就是這樣講的。而且，不許錄音，不許筆記，還說要請我吃牛排，結果只喝了杯咖啡。」
我不禁苦笑起來。年輕時代的我，真如此不自量力？換作現在，我的回答應該類似下列的措辭：
「對於編輯，我知道的極為有限。如果妳需要切磋，我願意把我所累積的經驗提供參考。」
依我留存的記憶，那時候的我如一片飄絮般遊蕩四海，陸陸續續參與過或主編過《書評書目》、《幼獅少年》、《新少年》、《王子》、《小說新潮》以及「楓城」、「長鯨」出版社叢書和《臺灣時報》、《中國時報（美洲版）》的副刊，多多少少對編輯工作有了自己的想法。
在民國七零年代前後，學院內不像現在廣設與編輯相關的課程，學習編輯事務有點近乎學徒制。初學者跟著資深編輯一步一腳印地模倣，結果大家都像同一套模型壓製而成的。
那個階段的學習者之中，我是幸運的那一個。
原因之一，我入行時已三十四歲。就編輯經驗言，雖是一張白紙，但在軍中的歷練和對閱讀的深度喜愛，比起剛走出校園大門的年輕學習者，心態上多了些老練和沉潛。因此，較容易獲得實作機會，當我把一次又一次的實作經驗加總起來，很快拼湊出一套自我指導的「心法」。
原因之二，我了解知識融合與借用的重要性，且不以為苦。七零年代初，認識了從德國學習工藝設計回台執教的趙國宗老師，他在某一回閒聊時告訴我，留學德國時，課堂上的德國老師居然講授「毛澤東思想」。
我聽了為之大吃一驚，問了個笨問題：
「那是分屬兩個不同範疇的領域，為什麼會教『毛澤東思想』？」
「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在德國老師心裡，純粹在教一種『方法論』而已。」他笑了，覺得我少見多怪，太閉塞了。
趙教授應該不知道他在無意中遞了一根「魔杖」送我。從此，我手持魔杖，到處跨界點點觸觸，希望凡被點觸到的，都能成金。
管不管用？我搭起「方法論」之橋，將「知」和「行」連結起來，玩得不亦樂乎。
我將服役時讀過的「戰爭十大原則」[1]：目標、主動、攻勢、組織、統一、集中、機動、奇襲、安全、士氣，融入編輯思維，看它產生什麼變化；我把「毛澤東游擊戰兵法」中的「化整為零，化零為整」，柔化為編輯力的戰術應用；從《蘇俄軍事思想》書裡，把俄國獨特的「後方基地」觀念，演化成「題庫」與「構想簿」；我把有限的樂理常識，如「以四分音符為一拍，每一小節四拍子」這種節奏之構成，形成我對雜誌內容編排上音樂感的追求；而「休止符」的必要性，讓我了解「鬆」和「緊」的調諧；我在交響樂指揮家身上，看到他詮釋、表達樂曲精髓時，對各部樂器的掌握，而理解雜誌主編應有的位置高度、以及一首交響樂的完整性，架構於樂章之間的起承轉合與主旋律的前後呼應；我從自身膚淺的欣賞繪畫與設計的程度，領悟了「留白」的重要；即使在日常應酬時，從西餐的上菜秩序，套用到雜誌「落版技術」的活用；更不要說我習慣於把書裡讀到的各類知識跟編輯工作密切結合，以求長進。例如，每次「落版」，都視之為一趟心理說服過程……。我福至心靈，悟得編輯核心能力的秘密：我們是經營空間和時間的人。
我笨拙學步，把看似簡單的編輯工作，故意複雜化，搞得面目全非。然後，抽絲剝繭，重加建構。我有點像日本「趨勢大師」大前研一筆下的「街頭營生者」（street smart），「為沒有答案的問題，找答案」。
我用來自我指導的「編輯心法」，就是這樣產生的。
在蕪雜中，慢慢理順條理。我發現編輯力必須奠基於符合使命的「編輯理念」，才能明瞭「為什麼做？」、「為誰做？」和「怎麼做？」；然後依據理念所示，設計「編輯理路」，再以內容去呈現宗旨的終極目標。若想更上層樓，不可不知「何謂策略」以及「策略的應用」。
落實到執行層面時，我把自創的「架構組合」理論，套襲在編輯實務上。
不過，那時候我還沒有從石濤的「一畫」中領悟到「壹的妙用」，我的「壹兵法」尚無蹤影，「不競爭原理」也還沒成形。[2]
2.
黃明堅如約前來。
在台北永康街巷子裡的一家咖啡店，我滔滔不絕地說了兩個多小時，把我那些年學到、悟到的編輯心得，毫不藏私地、一股腦兒全傾倒出來。
當我舉例到交響樂和編輯的關連性時，她揚揚手，打斷我的長篇大論，笑道：
「周先生，我知道怎麼做了。來，喝咖啡吧，都涼啦！」
我愣在那兒，側著頭看她，半信半疑。
結束時，她慎重地說：
「謝謝你，你的一席話把我喚醒了，你是個好老師——我的師父。」
從此，「師父」成了她喊我的專用名詞，推也推不掉了。
我必須承認，她的確有過人的智略。
她的新雜誌不久就創刊了，一年多後，榮獲雜誌界最高榮譽「金鼎獎」。
最近，我和柯先生（隱地）談起這段往事。
「她是我接觸過的、少見的聰明人，才兩小時，就一通百通，我可是虛擲好多年光陰，才演繹出來的那些經驗。」我有點不服氣。
「不，一點也不奇怪，」柯先生毫不訝異，笑呵呵的分析道：「我們都是過來人。不懂的人，以為編輯很難上手，像是堵在面前的一道牆；一旦開了竅，就知道那如同一張薄薄的紙，用指尖輕輕碰觸，就破了。我認為她是真懂，不過她領悟到的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樣。應該這麼說：你啓發了她。她找出編輯和自己經驗與知識的接頭，相互連結，有了黃明堅自己獨特的編輯觀。」
我轉述柯先生的話給黃明堅。
她顯然很開心，跟我說：
「柯先生說對了。你花了兩個小時講課，我一字不漏，句句入耳。其實啊，我一面聽、一面綜合著以前看過的中、外雜誌和書籍，一面在心底浮現出想像中的雜誌樣貌，你不停的說，我不停的修剪。最後講到交響樂和編輯之間相應的關係時，一本準備誕生的新雜誌，從封面到封底，什麼都具備了。」
她的回應，讓我充滿感激。
一聲「師父」，則建立起我在編輯工作上的自信。
N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