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今身，追探六堆客家的戰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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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文／施雅軒
再版序
從我第一次發表南部客家的研究議題，也就是在2007年5月7日在高雄師範大學文學院所舉辦的「高中人文學科教學研討會」上，發表「客家戰場空間的歷史建構─以十八世紀屏東平原為例」開始，已經九個年頭了。
還記得當時這篇文章的摘要是這麼寫的：
「近年來臺灣的學術界興起一股客家研究的風潮，在「客家學」的號召之下，每個學域皆希望貢獻一份力量，在眾人腦力激盪的結果，逐漸有多個面貌出現。在地理學界，莫過於對「客家區域」有著十分的好奇與憧憬，它如何產生？它如何延續？甚至是它如何擴散？學界所定義的『客家區域』，依其屬性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來談，即原鄉、新鄉與僑鄉三類，雖然區域的劃分明白，但是缺乏細緻的史料下，前者所談的三個問題，很難有細緻的討論空間。在臺灣我們可以輕易指出哪些地方是屬於客家區域，但是是經過怎樣的歷程而蛻變成「客家區域」，卻是鮮少人去討論，因為要解決這樣的問題，要滿足『動態』的區域成形過程，那資料何在？在歷史地理的研究上，重建古代戰場的場景是相當困難的，本研究以客家屏東平原做為研究範疇，來討論十八世紀朱一貴事件所引發地域衝突的可能性，所使用的研究資料將透過各式樣的一手資料，試圖建構出原始場景，進而分析當時戰場空間的對峙情況，以對應現今各鄉鎮發展的情況。
然而，似乎這個目標並沒有完全達陣。
雖然現今，「先鋒堆」為何在「六堆」堆屬的後方，謎底也解出來了，原來「先鋒」指的是運籌帷幄的腦袋；六堆的歷史再也不是單一的屬性，而是分成三個重要的階段，即：（一）前六堆時期（93 年）：康熙31 年（1692）–乾隆 51 年（1786）；（二）組織觀的六堆（67 年）：乾隆51 年（1786）–咸豐 3 年（1853）；（三）區域觀的六堆（151 年）–咸豐 11 年（1861）到現在，這些相關的論述，將交代於本書第二版後面的論文集裡，不過這些還不夠，因為六堆在歷史的長河裡，還有未解的謎團。
第二版的內容新增三篇論文，來自於這些年我對於六堆客家新的討論，雖然裡面的問題，大體在第一版有稍微觸及，但是在第二版中有更細緻的討論，如第一篇〈神聖空間的政治二元性－以清代客家忠義亭為例〉，專文討論忠義亭（祠）裡面所供奉的歷代忠勇公與清代官員的長生牌位，現在這些都不見於忠義亭（祠）內，這是相當可惜的事，因為這是延續南部客家相當重要的歷史軌跡，如何間接證明南部客家，從高拱乾在供奉之內，就可以證明。
第二篇是〈前六堆時期屏東平原的客家邊區劃界〉，主要討論屏東平原「豎石」與「土牛溝」的相關性，或是在屏東平原的地表上，可能用「豎石」來代替「土牛溝」的劃設，導致文獻資料如近年出版的《紫線番界》一書，雖有畫線卻在地表上不如桃竹苗地區，留下任何的跡象可供追尋，而重要的討論是，一般所認知的黃叔璥「康熙六十一年，官斯土者，議凡逼近生番處所相去數十里或十餘里，豎石以限之；越入者有禁」說法，在本文受到挑戰，主要是在屏東平原的劃設工作，要到「雍正七年臺灣總兵王郡所進行立石畫界工作」才得已完成，換言之，「康熙六十一年」的年份是被追加而來。
第三篇〈林爽文事件府城戰場的政治戰── 一個六堆粵民出征的適宜性論戰〉，主要討論六堆義民前往臺南遠征所發生政治效應，有別於傳統六堆義民受到政治高層歡迎的說法，文中提出遠征過程雖然受到常青的重用，但是卻受到其他人，包括乾隆帝的懷疑，一度要被遣回屏東，不允許留置臺南征戰，最後被提及「緣廣東各莊士民，其祖父於康熙、雍正年間，曾為義民，隨征逆匪，均邀褒獎」，才得以逆轉，受到乾隆帝硃批：「既有此等情節，何不奏明？今既奏明，昨已降旨矣。」才峰迴路轉成就現今所提之歷史。
這一切的一切，在這九年裡，感謝所有對南部客家的研究者，能夠包容一個來自彰化，完全不懂客語的福佬人，不斷地挑戰既有的六堆客家論述，也感謝客家委員會與下轄的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屏東縣客家事務處，讓我有機會能夠對客家鄉親介紹最新的研究與看法，畢竟晴耕雨讀的這個氣氛，一直吸引我努力地向前，讓南部客家研究成為我一生的職志。
第一章。渡海
窮島軍需飛檄催，蔗霜兼買鹿皮來。
生番禳社三冬集，互市洋船六月開。
浪嶠山形隨地盡，廈門風信逐潮回。
荷蘭故土非甌脫，窺伺將毋隱禍胎。
彭夏琴，〈詠臺灣七律〉第四首，《廣陽雜記》
六堆客家人的祖先，是從那裡開始建立起六堆的基地呢？整個遷移的路徑，到現在仍然是個未定之數。不過目前以伊能嘉矩的說法最為普遍，即康熙 25、6 年（1686-7）之時，來自廣東嘉應州客家人「本想在臺南府治附近拓殖，可是大多已被河洛人所佔據，已無空地，才在東門外墾闢菜園，……，後來，他們知悉下淡水溪東岸流域，還有尚未開墾的草地，於是相率移居該地。」（伊能嘉矩，1985：142）而後來的版本，民國 62 年（1973）鍾仁壽所發表的《六堆客家鄉土誌》，也沒脫離這個說法太遠，「1688 年（康熙 27）清軍續遺部隊中，有一部分蕉嶺及梅縣出身的士兵，由安平登陸，不久屯田臺南東門，後來轉到阿公店（岡山），1692 年（康熙 31）解隊後，被政府安置於萬丹鄉濫濫庄從事墾荒。」（鍾仁壽，1973：70）換言之，由以上兩位學者的田調結果，得知一條六堆客家人經由臺南府城東門到屏東濫濫庄的遷移路線。
但是這條遷移路線可以經由史料來支撐嗎？我們可以來看看，屏東平原對外孔道的建立，是如何被記載下來。屏東平原也有人稱之屏東沖積平原，地勢主要由東北向西南傾斜，平原南北長約 60 公里，寬約 20 公里，面積 1,140 平方公里（陳正祥，1993：867），整個沖積平原的生成源自於潮洲斷層與六龜斷層所陷落成的六龜地溝（林朝棨，1957：367），這個地溝就像一個箱子，開始承接來自河流所攜帶的大小岩屑與沈積物，荖濃溪是沿著潮州斷層流動的溪谷，楠梓仙溪則從陷落盆地的西側流入地溝，後來因為一連串的沖積扇在地溝的東側、大斷層崖的下方堆積，逐漸把荖濃溪逼向西方，高屏溪也受到沖積扇的逼迫，向西移動，同時間各大小溪流都繼續帶來大量堆積物，充填屏東地溝，最後堆積成了屏東平原（王鑫，1980：163），屏東平原終於從地溝浮了出來。而屏東平原最早的記載，來自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描述。
1624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OC）落腳於熱蘭遮城（現今臺南市安平區），正式開啟在臺灣的殖民時代；VOC 與屏東平原的關係，來自於1635 年 12 月 25 日對於塔卡拉揚（搭加里揚）的征討。雖然對於受攻擊的塔卡拉揚在現今所在何處有不同的考據，有一說在屏東平原之上（李國銘，2004：43），也有一說在高雄平原北部濱海地區（簡炯仁，2006：27），不管如何，經過這場「聖誕節戰役」之後，在 1636 年 2 月 4 日塔卡拉揚的代表無條件接受合約的內容，2 月 6 日放索地區（現今位於屏東縣林邊鄉內）的七個村落，耳聞塔卡拉揚遭受的燒村厄運而心中大駭。不久，也派一個住在他們村中的中國人到臺南請求加盟，向荷蘭人表達歸附意願（李國銘，2004：52），開啟了屏東平原與外界接軌的行政關係。
來放索的荷蘭船隊，在 1636 年 4 月 7 日一行 26 人，在打狗（現今高雄市）夜宿後，隔天中午抵達放索（李國銘，2004：54），開啟雙方的合作關係；首先是金獅島（現屏東縣琉球鄉）戰役，荷蘭東印度公司在 4 月 19 日率一百名兵士和水手，並帶 7、80 名的鄰近村落強壯原住民，分搭三艘戎克船及若干杉板船出發，但 4 月 21 日受缺水又下雨遇強風，全部隊轉泊下淡水，26 日獲約 80 名放索社人和許多新港社人的援助，克服困難全隊登陸（曹永和、包樂史，1995：428）。
緊接著屏東平原另一股勢力，麻里麻崙也開始送矛請求加盟，所以在 1637 年 4 月 22 日 Junius 傳教士指派宣教師與 3、4 名士兵保護下，到放索、麻里麻崙以及多拉托克（Dolatok）建學校，而鄰近的大木連和萬丹（Panendal），也都派人來請求荷蘭人去設學校（李國銘，2004：58-9）。
如此，大員與放索零星的航運紀錄，開始被登錄下來，如 1638 年 6月 7 日一艘來自放索的船隻，搭載 18 人、鹽魚 25 擔、柴薪（曹永和，2002：228），1639 年 7 月 11 日自放索運來鹿皮 300 張（中村孝志，1997：91），而 1641 年 4 月 10 日在赤崁召開第一次「地方議會」，屏東平原出席的部落有：大木連、萬丹、麻里麻崙、放索、塔卡拉揚、茄藤、奢連、力力等八個村落的 20 位長老（李國銘，2004：61），正式確立屏東平原的部落收編於荷蘭東印度公司之下。
而 1642 年 2 月荷蘭到卑南的尋金之旅，更以屏東平原兩個交通要道為主要的出入點，在東部尋金的回程上，在 1642 年 2 月 19 日的黃昏，大隊人馬抵達放索，在該地接受宴請，並過夜；2 月 20 日飽食一頓後，荷蘭人勸導放索人種稻米，然後往茄藤前進。在該地又接受豐盛的款待，並過夜；2 月 21 日繼續往大目連前進，沿途強迫居民種植稻米。在大目連享受居民的招待後，直接往赤崁前進（李國銘，2004：62）。
而 1644 年 3 月 29 日的宣教師派駐工作，更開始荷蘭東印度公司將治權直接延伸到屏東平原的開端，1654 年 11 月 19 日顯示十個月前有派駐麻里麻崙 20 個士兵。而更重要的，在屏東平原實施有所謂的「村落包稅制」，後人稱為「社商」。社商的制度在臺灣的歷史上創於荷蘭時
期，原始的構想是平埔族人受限於經濟生產習慣的差異，無法繳納稅金的情況下，於是讓財力較為豐厚的人代為繳納該社族人的稅金，以取得該社的經濟支配權，該人就稱之為「社商」，如此，該社就必須向社商繳交同等值的物品，以抵銷社商之前所繳交的稅金。這套制度看似公平，但是問題就出在同等值的物品是由社商來認定，所以社商代繳稅金的制度，往往潛藏著對於平埔族人的剝削。
由這些文字紀錄可以發現，透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空間連結，屏東平原逐漸與外界聯繫，屏東平原的面貌也逐漸被揭開，而對外聯繫的管道，即是放索社（現林邊鄉水利村）與下淡水社（現萬丹鄉香社村）；而自然環境也被地圖記錄了下來，尤其是海岸線，揭開了屏東平原對外聯絡的孔道，這些都不是能夠從現今的地表景觀所能夠推論的部分。在荷蘭古代的海圖裡，能清楚地畫出現今高屏溪與東港溪的出海口，顯示荷蘭船隻到此活動的紀錄，向內退縮的海灣，正適合船隻停泊，這也說明在金獅島戰役中，全部隊可以轉泊下淡水的緣故，由此見得，在荷蘭時期已經打通屏東平原對外聯絡的管道，而主要的航點就是放索與麻里麻倫（下淡水社）兩個地方，這兩個地方也就成為屏東平原空間脈絡的起點。
雖然在荷蘭時期，華人已經在屏東平原有所活動的紀錄，如「與會的代表長老們也趁機訴苦，指責居住在村子裡的中國人，假借荷蘭人名義對他們壓迫。長官答應查明之後，加以處罰。」（李國銘，2004：62）但是由華人能夠正式控制整個地區，還是要到等到 1661 年 4 月鄭成功來襲。
荷蘭與明鄭雙方第一次交戰在於 1661 年 5 月 1 日，但是 4 日普羅民遮城因為軍力不足而投降，22 日荷蘭東印度公司僅剩下單一的熱蘭遮城，但是這個堡壘卻守住了鄭軍的猛烈攻擊，迫使鄭軍採取消極的圍城策略，共計約八個多月的時間，熱蘭遮城不堪長期的圍困，終於在 1662年 2 月 1 日揆一開城投降。而在屏東平原的部分，依 1661 年 5 月 17 日的記載：「幾乎整個屏東地區的村子，都向鄭成功投降。長老們獲得一淡色絲袍、頂上鑲金球的無邊帽，及一雙中國鞋為禮。村民慶幸不用再上學，興奮的撕掉書籍，破壞器皿。塔樓的村民聽到鄭成功軍隊來到的消息，把一個荷蘭人殺死，割下他的頭顱，像過去獵頭回來一樣的載歌載舞，並強迫當地的教師 Steven Jansz 觀賞。駐守麻里麻崙的政務員Hendrik Noordan 和其他荷蘭人約 60 人，從麻里麻崙出發，越山逃到卑南去，和駐守東部的荷蘭人 24 人會合，接受當地居民的保護。」（李國銘，2004：66-7）這一逃，也象徵著荷蘭勢力全面退出屏東平原。
然而明鄭政府怎麼看待屏東平原？受限於明鄭時期的文字記錄缺乏，難以清楚建構出當時治理屏東平原的政策與定位，倒是明鄭如何看待這個地方呢？在現在僅存的一幅「永曆 18 年臺灣軍備圖」裡，對於屏東平原的空間資訊，只有三個地名那就是放索、下淡水番、咖叮（茄藤）番，這個空間資訊的登錄，證明了前面荷蘭時期所留下來的空間節點─放索與麻里麻崙，仍然為明鄭所延續。然而有趣的是，這樣的空間劃分方式，卻在現今的人類學田野裡，得到另一個印證，也就是在屏東平原的平埔族信仰主神稱謂裡，有放索開基祖與（麻里）馬崙之分（林清財，1995：479），而請神咒「赤山萬金庄放索祖、上淡水下淡水麻崙祖」（李國銘，2004：66-7），更清楚劃分來自神域的兩大系統。
但是這邊區的特性，也讓明鄭有了另一番的思考，成為罪犯流放的地方，如：「臺地沿邊，南盡沙馬磯頭，延袤僅五百三十里，而自下淡水以南，悉屬瘴鄉；偽時以處有罪之人，無一生還者。」（周元文，1960：151）「邑厲壇……又一在淡水港東．偽時安置罪人所，鬼頻為厲；康熙58 年（1719），知縣李丕煜令淡水司巡檢王國興建祠祀之，以後不復為厲。」（余文儀，1962：331）
這樣的空間關係並沒有持久，隨著明鄭被清朝消滅，將進入另一個階段。康熙 22 年（1683），經過多年佈局的清朝政府，終於藉著明鄭的內鬥，展開征討的行動，施琅在澎湖戰役一舉打敗劉國軒後，一週後，明鄭正式投降，施琅上岸後，「偽藩鄭克塽遣小船前來接引入港，偽侯劉
國軒、偽伯馮錫範率領各偽文武官員到軍前迎接。悉于本月 18 日削髮。臣逐一分發袍、帽、外套、靴全副。」（施琅，1958：51）隨即對殘部予以遣送，但是施琅卻得面臨臺灣保衛戰，經過一連串的辯護，終於在康熙23 年（1684）將臺灣編入臺灣府的地方行政區內，隸屬福建省所管轄。
然而在過往的討論裡，往往忽略放索社與下淡水社所形成對外的空間聯繫，如此來檢驗章前所提出的「六堆客家人的祖先，是從那裡開始建立起六堆的基地呢？」，這個角度來看伊能嘉矩所收集的口碑，實有商議之處，因為，既有對外聯繫的孔道，為何需要由臺灣府城（臺南）中介，何不直接取道來到屏東平原？尤其康熙 27 年（1688）暫居臺灣府城（現臺南市）東門的說法，其所在位置也是乾隆 52 年（1787）六堆軍為協助清政府平亂遠征臺南的駐紮點，這空間上的巧合是否誤導了明治 39年（1906）前後伊能嘉矩的報導者？站在由航運空間節點所延續的空間脈絡性，其實挑戰著六堆先祖移民路線原來的轉進說。
本文介紹：
《戰爭、空間、六堆客家：另一臺灣歷史地理學的展演》。本書作者／施雅軒；出版社／麗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