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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益中

試著從下方題目,選出正確選項:

關於台灣社會流動的現況,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A)台灣允許個人後天努力爭取社會流動機會,足見台灣為開放的社會
(B)政府開放外籍勞工,原住民族因具有本國國民優勢,在就業上形成向上流動的趨勢
(C)台灣社會中,教育是成功向上流動的最主要因素
(D)政黨輪替對台灣政治菁英階層的流動有一定影響
(E)由於經濟的不平等,弱勢家庭完全沒有機會向上流動。

這是高三公民第二課「社會流動」複習考卷的其中一題複選題,標準答案有(A) (C) (D),訂正後,我聽到有同學考九十九分,正要稱讚她學得很好,這位女同學卻很果決地告訴我,(C)選項是錯誤的答案,她堅持不選。

當下我愣住了,隨後又馬上理解,真的是這樣沒錯。我告訴這位同學,老師不會給妳加分,我寧可妳留下這張九十九分的考卷,它代表著更成功的教育價值!

我們常說「窮不能窮教育,苦不能苦孩子」,但實情是如何呢?

二○○九年,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在〈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和城鄉差異〉一文中,針對一九八二到二○○○年間台大學生來源所做的研究指出,百分之五十七點六的台大學生來自雙北地區,而苗栗、嘉義、花蓮、新竹、台東五個縣的比率都低於百分之一。另外,台大學生父親是中高白領階級、公務員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七十七點五,遠遠高於工農的百分之八點五。

十多年後,情況改善了嗎?駱教授二○一六年的論文〈誰是台大學生?(二○○一~二○一四)──多元入學的影響〉中,台大學生來源的縣市,台北市以百分之三十六奪冠,其次是新北市百分之十九點三七,雙北占了百分之四十九點九七,看似有下降了一些。

其中關鍵在於繁星計畫,二○○一至二○○三年間,台北市十八歲人口成為台大生的機率是花蓮的十三六四倍,而大安區是花蓮的二十七五六倍;二○一一年台大的繁星名額擴增百分之七到十,二○一一至二○一四年間,台北市是花蓮的七三七倍,大安區則是花蓮的十二八三倍。很遺憾,這是因為外加制度降低了台北學生的入學比率,「強制」台大從過去集中在少數明星高中的情況向外擴散(繁星前,台大學生高中畢業學校一百七十五所;繁星後增至二百九十八所)。

即便加了繁星計畫,台大學生來源仍有五成來自雙北市。但若以人口比例來看,雙北市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為百分之二十八點四,至於台北市,僅占百分之十一點五。

難道是台北市的小孩比較聰明嗎?否則為什麼台北市的學生讀台大比率,是其人口比率的三倍?

先不管政治立場,大家還記得當年「台灣之子」(其自傳書名)陳水扁從三級貧戶出身,靠自身努力考上台大、第一名考上律師,一路向上翻轉的傳奇故事嗎?對於很多家境不好的孩子,老師會鼓勵他們,好好讀書,將來要靠教育翻身。

陳水扁向上流動的例子,其實像中樂透彩的機率一樣,少之又少。教育,並不是樂透彩!

我曾經在媒體上,看過一則真實報導〈一個台灣,兩個世界〉:

一部分孩子每天上下學有專車接送,下課後父母親為他安排好各種補習,假日有才藝特訓,還要忙著參加科展比賽。暑假要出國,東南亞或是日本都太無奇,要往更遠的地方去。最好英語系國家有暑期國外交換學生,據說這樣的夏令營才能培養良好的英語能力,並拓展視野。
但同一時間,南投名間鄉的小女孩,正準備跟爸爸去田裡工作。今年運氣不好,一個颱風淹沒了所有田地,父親為此負債好幾百萬。同年齡的表兄弟都上幼兒園去了,小女孩也想上學,但鳳梨田的工作做不完,就算全都收成了,還不知道賣不賣得掉。而氣象局說,下一個颱風又要來了……

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曾提出「文化資本」(le capital culturel)的概念,所謂「文化資本」是指被社會認可為較具有價值的文化資源,比如彈鋼琴或古典文學、詩詞等。布爾迪厄認為,由於社會上層階層的家庭較有能力消費並提供子女文化資本,而學校所教導的課程,通常也是社會所公認有價值的知識和技能。所以,上層階層家庭的子女往往在就學前,就已透過家庭累積相當的文化資本,因而更有機會在學校教育中出類拔萃,獲得較高的學業成就。

意思是,人家早就贏在起跑點了。

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專家學者,這些能制定教育政策的人,其實都是上層階層家庭。如果政府的決策不能跳出既有舒適圈、大刀闊斧真正翻轉,要弱勢家庭的孩子面對這種不公平的競賽,只會形成貧窮的階級複製。

有天當人們靠教育翻身的最後希望也破滅,失去了夢想,還談什麼教育?

※ 本文摘自《向高牆說不》,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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