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llowing two tabs change content below.

文/楊渡

第一章 鄉村教師

正是這個溫和斯文的的鄉村教師,以及全台灣蓬勃發展起來的農民運動,讓日本政府發動了全島性的大搜索。搜查之嚴密,「從屋頂的隙縫,到床底壁角」都不放過。……然而簡吉為什麼消失了?

二○○四年,當大眾電腦董事長簡明仁首度公開了他父親簡吉的獄中日記時,七十五年的光陰已經過去了。但簡吉那彷彿革命者的自信與自在,知識份子的安靜與從容,竟有如再生般的重現眼前。

從現存的幾張照片來看,簡吉更像一個鄉村教師,一個面容乾淨的知識份子。他戴著那年代風格的圓框近視眼鏡,穿著西裝,有一點瘦削的臉上,神情專注,線條柔和,一點也不像一個領導兩萬四千農民組合會員,可以動員十萬農民,進行全台灣大抗爭,讓日本殖民政府恐懼到非要全島大逮捕的「農民運動領袖」。

然而正是這個溫和斯文的的鄉村教師,以及全台灣蓬勃發展起來的農民運動,讓日本政府發動了全島性的大搜索。搜查之嚴密,「從屋頂的隙縫,到床底壁角」都不放過。連謝雪紅也受到牽連而入獄七天。其目的,就是想搜出「任何有關共產黨的文件」。

然而,這個傳奇的農民運動領袖,卻彷彿從台灣歷史上消失了。簡吉和那幾萬歷史中有血有肉、飢餓流淚的農民一樣,很少人知道他們的下落。只有在日據時期留下的《警察沿革誌.社會運動》裡,還看得見當年的憤怒與吶喊。然而那是統治者筆下的簡吉,絕對不是台灣農民心中的簡吉,更不是台灣農民真正的歷史。

從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寫到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簡吉的「獄中日記」竟是他留下來的僅存少數文字。

然而簡吉為什麼消失了?日據時代最有群眾基礎的農民運動,就這樣無聲無息,埋沒在迷霧中?為什麼台灣史裡,簡吉和農民運動的描述如此稀少?少到彷彿只剩下「農民組合」,一個總合式的名詞,卻未曾真切的被刻劃過?為什麼簡吉的日記,要到七十幾年後,都還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這日記,是用日文寫的。從文字看,簡吉似乎有寫日記的習慣。可惜的是,他歷經多次的坐牢,長期被追捕,家中被多次搜查,所有的通訊、筆記、文件、日記都被搜查一空。只剩下這一段獄中日記,還留下他的精神面貌。

審判次日,簡吉帶著一種平靜的心情寫道:「向娥君、道福君、古屋先生寄信。發給漂亮塗漆小桌,漂亮的塗漆四角盒。漆筷、陶壺、碗、白毛巾各一件。」彷彿他對自己的坐監,帶著一種求仁得仁的平靜。

在一月十日的信中,他還鼓舞農民組合的同志簡娥:「情況愈發複雜化,恐怕會遇到更多困難,而我卻無能為力,每思及此就深感於心不安!但要更好地幹下去。我會經常冷靜、嚴肅和認真地,而且像書中常用的詞語,以我滿腔的熱忱從此鐵窗下寄出!你經常說:『如遇障礙,只會使受障礙的人堅強起來!』『會辦成那種事情嗎?』一切都是鬥爭!但是,不論到任何時候,都不應有厭煩的心情。……不要被環境拖著走,或者缺乏嚴格、嚴肅和認真,要克服自己的一切軟弱情緒。這當然很困難,可是我認為,你應做出最大努力!」[1]

在被檢查的書信裡,他無法說出真正的想法,只能說「像書中常用的詞語」。那是什麼書呢?只有一起讀書的同志才知道。然而他在發表於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台灣民報》的〈大同團結而奮鬥〉一文中,或者得以一窺他的想法:

「我們必須正確地認識一切事物,不可看見門面的現象,而沒卻了事物的本質,不可只『見樹不見林』。我們必須提高我們的階級意識,而結成廣大的堅固的團結,而進攻呀!大家趕快起來鬥爭,而獲得我們的生存權。日本資本主義要倒了,世界資本主義也要倒了,我們不僅僅是要由教育機關解放出來,而且要由一切壓迫解放出來!」

簡吉的思想,也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簡吉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在簡吉留下的少數照片裡,有一張和父親的合照。簡吉的父親坐在一張竹椅上,上身穿典型台灣衫,下身著黑色長褲,有些破舊,沾著塵土,褲管捲起,長短不齊,腳上穿一雙有些老舊的鞋子,彷彿農事剛剛結束,被叫回來拍照似的;一如那古老時代的照片一樣,面對鏡頭,這古老的農民面容嚴肅,並不露出笑容。他的身後,是面向竹林子,正在吃草的兩頭牛,一個典型的農家生活。

簡吉則是照片中唯一的例外。他站在父親旁邊,戴眼鏡,著灰黑色西裝外套,白色襯衫和白長褲,腳著黑色皮鞋,是一個鄉村知識份子的模樣。從當時背景來理解,拍照非常之不容易,得特地預約,照相館得帶著器材來,全家人有一些準備,並且在一定的記念日子,才會這麼做。而簡吉所穿的白襯衫和白長褲,與他在台南師範學校拉小提琴的照片,幾乎一模一樣。只是加了一件西裝外衣而已。因此,這可能是為了記念簡吉畢業,初到學校教書而特地拍下來的照片。

它透露出簡吉的家,是一個典型的勞苦的台灣農民家庭。他之能成為教師,對一個平凡的農家來說,是莫大的光榮,也是社會地位的表徵。

然而,這個鄉村教師是不能免於勞動的。他一樣得在農忙時下田,幫助農事。有一張照片是簡吉身穿台灣衫,半長不短的農民褲,赤腳,坐在牛背上。和農民的差別是:他長相斯文,戴著眼鏡,像一個下鄉勞動的知識份子。

《獄中日記》裡,他寫道:「從現在開始的確已經是春天。可是我們家的春天則是付出更多的春天!既不能賞花也沒有片刻嬉戲鳥蝶的春天!」簡吉的祖先來自大陸福建,起初在高雄林園烏龍地區名為「下淡水」的地方落腳,開始了艱難的奮鬥。到簡吉的父親簡明來這一代,總算在高雄鳳山新甲一帶,擁有自己的田產。雖然只是一甲多的旱地和水田,比起貧苦的佃農,家境已經算小康了。因此簡吉和弟弟簡新發才得以進入鳳山公學校就讀。

一九○三年,簡吉出生在高雄鳳山。日本統治台灣,進入第八年。因為家庭貧困,從小得幫忙農事,他入學比別人晚,到十五歲左右,才從公學校畢業。也因為農事的辛勞,他把受教育、有知識視為生命的恩寵。公學校畢業後,簡吉考入台南師範學校。對當時貧困的農村來說,這有如「家裡了出了一個狀元」般的光榮。

簡吉有一張拉小提琴的照片,拍攝於台南師範學校舊紅樓建築的走廊上。紅磚的長廊,戴著圓框眼鏡,雪白的襯衫和長褲,彷彿沈浸在小提琴音樂裡的神情,怎麼看都不像一個貧困農家的孩子。更何況,小提琴是非常難學的樂器,靠著臉頰、肩膀和身體,去感知音樂的旋律和顫動,而手指的拉動與按弦的輕重,需要非常好的音感,才能準確動人。在那樣的年代裡,為什麼簡吉不是學習其它樂器,而是小提琴呢?是因為它輕便易帶?還是因為它的悠美、纖細、敏感而直入心弦,讓簡吉深深著迷?

這要直到多年後,他在從事農民運動,奔走農村協助農民進行抗爭,卻仍帶著小提琴,才能找到答案。

一九二一年,十八歲的簡吉從台南師範畢業,就分發到他的母校鳳山公學校擔任教員。報到第一天,校長為他介紹的時候,所有老師都認得這個幾年前才從學校畢業的學生,看到自己教育的孩子學業有成,老師們都非常高興。簡吉也非常恭敬的對他們執弟子之體。簡吉是學校最年輕的老師,大家都特別照顧他。

唯一和他一樣年輕的老師,是一個台南市來的女教師,名叫陳何。她是獨生女,父母親在台南市區開店做生意,家庭富裕,對她特別照顧,不但讓她從小受教育,還允許她拋頭露面,到鳳山公學校來教書。由於受教育得早,當她開始教書的時候,晚讀的簡吉還是公學校的即將畢業的學生。簡吉因此特別的敬重她。

然而他們畢竟是學校裡最年輕的兩個老師。師長和同事不時的鼓勵他們交往,彷彿把他們視為天生的一對。就這樣,他們自然而然的交往,不久就論及婚嫁了。

婚後,陳何遵循古老的傳統,辭去教職,扮演起家裡長媳的角色。她侍奉公婆,打理家計,養雞餵牛,下田種地。從一個富裕家庭的獨生女,變成一個農婦,她沒有一句怨言。

婚後幾年裡,她生了三個孩子,長子簡敬、次子簡恭,第三個兒子則為了延續陳家的香火,取得簡吉的同意,從母姓,取名陳從。

然而命運只給了陳何四年的安靜歲月。她所深愛的丈夫,畢竟不是一個平凡的生命。當波濤洶湧的農民運動時代來臨,簡吉用他青春勇敢的胸膛,迎向前去!

簡吉只在鳳山公學校擔任了四年的教職。如今的鳳山國小依然在,古老的校園已經改建,但學校所留下的古老記錄裡,竟奇蹟似保留了簡吉做教員時,教職員的名冊。那古老而泛黃的名冊上,用日文寫著當年的大事記,簡吉和陳何都列名其中。雖然只是簡單的記錄著幾年教學,薪俸多少,但那竟是他們青春歲月,在校園裡共事過的唯一見證。

初為人師,簡吉非常認真教書。他看到孩子不用功,孩子家境困苦而無法就學,會難過得流下眼淚。他知道知識才能改變一個人的生命。他的生命曾因此改觀,他也希望農村的孩子都能像他一樣,可以過上新的生活。

然而,簡吉發現,那些衣衫襤褸的孩子,拖著疲憊的身體來到學校時,不是因為一早就起來作農事,已經疲倦得無力上課,要不就是農忙的時候,根本無法來上課。農忙時節,無法上學的孩子尤其多。他們要參與大量的勞動,卻無法得到基本的溫飽。面黃肌瘦的孩子,在課堂上只能露出被生活過早折磨的疲倦。

「問題不是出在孩子身上,實在是農民無法生活啊!」做為農村的孩子,簡吉當然很清楚。

日據時代台灣農民的處境,當時曾來台作調查研究的日本自由主義學者矢內原忠雄在「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中,有相當清楚的分析。他認為日本統治台灣,主軸是資本主義化。最重要的項目有三:一,一九○四年的幣制改革,使台灣一切商品交換、貨幣制度與日本相同;三,一九○五年的土地調查;三,一九○八年縱貫鐵路的開通與基隆、高雄二港的築港成功。

其中土地調查的完成,意味著日本殖民政府的三大利益:一,明白地理地形,統治愈形便利;每一個農民都進入警察統治之下;二,整理隱田,使清朝時期,土地關係不明確的土地,歸入日本政府所有,可控制土地面積加大,土地甲數的增加,意味著財政收入的增加;但許多原本農民開墾耕作的荒地、無主農地,成為官有地,農民頓失依所,成為無土農民;三,國土權利關係的確立,交易獲得安全保障,成為資本的誘因,促成日本資本家的投入。而日本發展「糖業帝國」的過程中,資本家卻在官憲的支援、警察暴力的支持下,強迫農民以便宜得不合理的價格,威脅酷迫農民,出租或出售土地,從而取得土地。[2]

最有名的是「林圯埔事件」。一九一二年,不承認竹山居民的地契舊約,殖民政府將農民歷代開墾的竹林強行讓租給三菱會社,該地居民劉乾結合反對三菱會社的農民起義,遭到日軍的武力鎮壓,八個人被判處死刑。

  「官有地拂下(放領)」政策,是另一次強佔。所謂「官有地」實際上是有農民耕作,只是產權未明的土地。台灣總督府為了安撫因人事精簡而退職的人事,並增加日人在台的比例,將此種土地放領給這些官吏。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間,總督府以預約賣渡的方式,放領了三三八六甲土地。原屬於農民耕作、生活的依靠,頓時失去。[3]

台灣農民的土地,就這樣被剝削,流離失所,台灣農民隨之「無產化」。其後的糖業政策,則以政府力量,鼓勵農民種植甘蔗。從政策的輔助、土地的用途、水利灌溉的規劃、農地週遭道路的開闢等各方面,讓農民要種植甘蔗以外的作物,都有種種不便。最後只能跟著種甘蔗。台灣形成一個巨大的「糖業帝國」。

有土地的農民無法依照自己意願,種植必須作物,只能種甘蔗,這無異於有所有權,卻無使用權。又因強迫種植甘蔗,農民無法作其它選擇,甘蔗又只能由會社收購,蔗價也只能任由製糖會社宰割。台灣農民不再是傳統觀念下的小農,而更像是製糖會社的佃農、日僱農。即使是有土地,又有什麼用?同時,因甘蔗重量涉及農民收入,糖廠往往苛扣斤兩,藉故扣錢,讓農民損失慘重。農民因此有一句俗諺說:「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

矢內原忠雄因此稱台灣農民為「農業勞動者」(即無生產工具與土地之赤貧的農業勞工),其性質,與馬克思主義所分析的「無產階級」沒有兩樣,只是他們從事農業勞動而已。除製糖會社之外,還有在「農業台灣工業日本」政策下,以拓植為目的所成立的會社農場,諸如茶、鳳梨等原料產品。當時台灣農業人口佔五十八%,當然,絕大多數是台灣農民,於是階級問題與民族問題遂重疊交迸,成為台灣民族運動最強固的基磐。

一個善於分析的知識份子如簡吉,不可能不了解問題根源的所在。他一方面在小學裡教書,一方面卻無法解決農村子弟就學的困境。一開始,他或許未能如矢內原忠雄般,從結構上分析,了解民族壓迫、資本主義化與台灣社會矛盾的根源。但他的生活經驗,孩子襤褸就學的痛苦,讓他感同身受。因此,當被壓迫的農民需要幫助而找上他的時候,那存在內心的正義感,便無可遏阻的迸發出強烈的實踐力量。他毅然決然的辭去教職,投身社會運動的洪流之中。

我在村庄作教員的時候,生徙們概由學校歸家,都要再出田園勞動,因為過勞所致,以致這樣的兒童,雖有往學校就讀,而教學效果往往便失其半。為此我想,在那裡當教員,卻是月俸盜賊。為這樣的原因,而辭去教職。

這是簡吉在一九二九年,「二一二事件」第二回公審答辯中,所作的陳述。

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簡吉這一份陳述中,以「月俸盜賊」來批判自己的教職,其中所蘊含的深刻,依然讓人心神為之一震。一個可以平安過日子的教師,一個家族光榮的職業,卻被他自我批判為「月俸盜賊」,這種自省的人格,這種對自己生命毫不放鬆的認真與嚴肅,已遠遠超出一般知識份子的想像!

正是這樣的思想,決定了簡吉人生的道路。

註釋
[1]《簡吉日記》簡明仁提供。
[2]見矢內原忠雄著《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周憲文譯,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
[3]見「台灣社會運動史─農民運動」篇,頁51。創造出版社出版。

※ 本文摘自《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立即前往試讀►►►
 

延伸閱讀:

  1. 520農民運動 臺灣戰後最大規模的農民請願行動
  2. 不曾記得,何來遺忘? 讀《簡吉─臺灣農民運動史詩》
  3. 永遠的送報伕,楊逵

 

  • 用Line傳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