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全國大搜查的對象⋯⋯這個小學教師究竟是怎麼回事？

發表於 2017-07-182017-07-19By Readmoo編輯團隊好書秒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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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渡

第一章　鄉村教師

正是這個溫和斯文的的鄉村教師，以及全台灣蓬勃發展起來的農民運動，讓日本政府發動了全島性的大搜索。搜查之嚴密，「從屋頂的隙縫，到床底壁角」都不放過。……然而簡吉為什麼消失了？

壹

二○○四年，當大眾電腦董事長簡明仁首度公開了他父親簡吉的獄中日記時，七十五年的光陰已經過去了。但簡吉那彷彿革命者的自信與自在，知識份子的安靜與從容，竟有如再生般的重現眼前。

從現存的幾張照片來看，簡吉更像一個鄉村教師，一個面容乾淨的知識份子。他戴著那年代風格的圓框近視眼鏡，穿著西裝，有一點瘦削的臉上，神情專注，線條柔和，一點也不像一個領導兩萬四千農民組合會員，可以動員十萬農民，進行全台灣大抗爭，讓日本殖民政府恐懼到非要全島大逮捕的「農民運動領袖」。

然而正是這個溫和斯文的的鄉村教師，以及全台灣蓬勃發展起來的農民運動，讓日本政府發動了全島性的大搜索。搜查之嚴密，「從屋頂的隙縫，到床底壁角」都不放過。連謝雪紅也受到牽連而入獄七天。其目的，就是想搜出「任何有關共產黨的文件」。

然而，這個傳奇的農民運動領袖，卻彷彿從台灣歷史上消失了。簡吉和那幾萬歷史中有血有肉、飢餓流淚的農民一樣，很少人知道他們的下落。只有在日據時期留下的《警察沿革誌．社會運動》裡，還看得見當年的憤怒與吶喊。然而那是統治者筆下的簡吉，絕對不是台灣農民心中的簡吉，更不是台灣農民真正的歷史。

從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寫到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簡吉的「獄中日記」竟是他留下來的僅存少數文字。

然而簡吉為什麼消失了？日據時代最有群眾基礎的農民運動，就這樣無聲無息，埋沒在迷霧中？為什麼台灣史裡，簡吉和農民運動的描述如此稀少？少到彷彿只剩下「農民組合」，一個總合式的名詞，卻未曾真切的被刻劃過？為什麼簡吉的日記，要到七十幾年後，都還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這日記，是用日文寫的。從文字看，簡吉似乎有寫日記的習慣。可惜的是，他歷經多次的坐牢，長期被追捕，家中被多次搜查，所有的通訊、筆記、文件、日記都被搜查一空。只剩下這一段獄中日記，還留下他的精神面貌。

審判次日，簡吉帶著一種平靜的心情寫道：「向娥君、道福君、古屋先生寄信。發給漂亮塗漆小桌，漂亮的塗漆四角盒。漆筷、陶壺、碗、白毛巾各一件。」彷彿他對自己的坐監，帶著一種求仁得仁的平靜。

在一月十日的信中，他還鼓舞農民組合的同志簡娥：「情況愈發複雜化，恐怕會遇到更多困難，而我卻無能為力，每思及此就深感於心不安！但要更好地幹下去。我會經常冷靜、嚴肅和認真地，而且像書中常用的詞語，以我滿腔的熱忱從此鐵窗下寄出！你經常說：『如遇障礙，只會使受障礙的人堅強起來！』『會辦成那種事情嗎？』一切都是鬥爭！但是，不論到任何時候，都不應有厭煩的心情。……不要被環境拖著走，或者缺乏嚴格、嚴肅和認真，要克服自己的一切軟弱情緒。這當然很困難，可是我認為，你應做出最大努力！」[1]

在被檢查的書信裡，他無法說出真正的想法，只能說「像書中常用的詞語」。那是什麼書呢？只有一起讀書的同志才知道。然而他在發表於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台灣民報》的〈大同團結而奮鬥〉一文中，或者得以一窺他的想法：

「我們必須正確地認識一切事物，不可看見門面的現象，而沒卻了事物的本質，不可只『見樹不見林』。我們必須提高我們的階級意識，而結成廣大的堅固的團結，而進攻呀！大家趕快起來鬥爭，而獲得我們的生存權。日本資本主義要倒了，世界資本主義也要倒了，我們不僅僅是要由教育機關解放出來，而且要由一切壓迫解放出來！」

簡吉的思想，也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簡吉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貳

在簡吉留下的少數照片裡，有一張和父親的合照。簡吉的父親坐在一張竹椅上，上身穿典型台灣衫，下身著黑色長褲，有些破舊，沾著塵土，褲管捲起，長短不齊，腳上穿一雙有些老舊的鞋子，彷彿農事剛剛結束，被叫回來拍照似的；一如那古老時代的照片一樣，面對鏡頭，這古老的農民面容嚴肅，並不露出笑容。他的身後，是面向竹林子，正在吃草的兩頭牛，一個典型的農家生活。

簡吉則是照片中唯一的例外。他站在父親旁邊，戴眼鏡，著灰黑色西裝外套，白色襯衫和白長褲，腳著黑色皮鞋，是一個鄉村知識份子的模樣。從當時背景來理解，拍照非常之不容易，得特地預約，照相館得帶著器材來，全家人有一些準備，並且在一定的記念日子，才會這麼做。而簡吉所穿的白襯衫和白長褲，與他在台南師範學校拉小提琴的照片，幾乎一模一樣。只是加了一件西裝外衣而已。因此，這可能是為了記念簡吉畢業，初到學校教書而特地拍下來的照片。

它透露出簡吉的家，是一個典型的勞苦的台灣農民家庭。他之能成為教師，對一個平凡的農家來說，是莫大的光榮，也是社會地位的表徵。

然而，這個鄉村教師是不能免於勞動的。他一樣得在農忙時下田，幫助農事。有一張照片是簡吉身穿台灣衫，半長不短的農民褲，赤腳，坐在牛背上。和農民的差別是：他長相斯文，戴著眼鏡，像一個下鄉勞動的知識份子。

《獄中日記》裡，他寫道：「從現在開始的確已經是春天。可是我們家的春天則是付出更多的春天！既不能賞花也沒有片刻嬉戲鳥蝶的春天！」簡吉的祖先來自大陸福建，起初在高雄林園烏龍地區名為「下淡水」的地方落腳，開始了艱難的奮鬥。到簡吉的父親簡明來這一代，總算在高雄鳳山新甲一帶，擁有自己的田產。雖然只是一甲多的旱地和水田，比起貧苦的佃農，家境已經算小康了。因此簡吉和弟弟簡新發才得以進入鳳山公學校就讀。

一九○三年，簡吉出生在高雄鳳山。日本統治台灣，進入第八年。因為家庭貧困，從小得幫忙農事，他入學比別人晚，到十五歲左右，才從公學校畢業。也因為農事的辛勞，他把受教育、有知識視為生命的恩寵。公學校畢業後，簡吉考入台南師範學校。對當時貧困的農村來說，這有如「家裡了出了一個狀元」般的光榮。

簡吉有一張拉小提琴的照片，拍攝於台南師範學校舊紅樓建築的走廊上。紅磚的長廊，戴著圓框眼鏡，雪白的襯衫和長褲，彷彿沈浸在小提琴音樂裡的神情，怎麼看都不像一個貧困農家的孩子。更何況，小提琴是非常難學的樂器，靠著臉頰、肩膀和身體，去感知音樂的旋律和顫動，而手指的拉動與按弦的輕重，需要非常好的音感，才能準確動人。在那樣的年代裡，為什麼簡吉不是學習其它樂器，而是小提琴呢？是因為它輕便易帶？還是因為它的悠美、纖細、敏感而直入心弦，讓簡吉深深著迷？

這要直到多年後，他在從事農民運動，奔走農村協助農民進行抗爭，卻仍帶著小提琴，才能找到答案。

參

一九二一年，十八歲的簡吉從台南師範畢業，就分發到他的母校鳳山公學校擔任教員。報到第一天，校長為他介紹的時候，所有老師都認得這個幾年前才從學校畢業的學生，看到自己教育的孩子學業有成，老師們都非常高興。簡吉也非常恭敬的對他們執弟子之體。簡吉是學校最年輕的老師，大家都特別照顧他。

唯一和他一樣年輕的老師，是一個台南市來的女教師，名叫陳何。她是獨生女，父母親在台南市區開店做生意，家庭富裕，對她特別照顧，不但讓她從小受教育，還允許她拋頭露面，到鳳山公學校來教書。由於受教育得早，當她開始教書的時候，晚讀的簡吉還是公學校的即將畢業的學生。簡吉因此特別的敬重她。

然而他們畢竟是學校裡最年輕的兩個老師。師長和同事不時的鼓勵他們交往，彷彿把他們視為天生的一對。就這樣，他們自然而然的交往，不久就論及婚嫁了。

婚後，陳何遵循古老的傳統，辭去教職，扮演起家裡長媳的角色。她侍奉公婆，打理家計，養雞餵牛，下田種地。從一個富裕家庭的獨生女，變成一個農婦，她沒有一句怨言。

婚後幾年裡，她生了三個孩子，長子簡敬、次子簡恭，第三個兒子則為了延續陳家的香火，取得簡吉的同意，從母姓，取名陳從。

然而命運只給了陳何四年的安靜歲月。她所深愛的丈夫，畢竟不是一個平凡的生命。當波濤洶湧的農民運動時代來臨，簡吉用他青春勇敢的胸膛，迎向前去！

簡吉只在鳳山公學校擔任了四年的教職。如今的鳳山國小依然在，古老的校園已經改建，但學校所留下的古老記錄裡，竟奇蹟似保留了簡吉做教員時，教職員的名冊。那古老而泛黃的名冊上，用日文寫著當年的大事記，簡吉和陳何都列名其中。雖然只是簡單的記錄著幾年教學，薪俸多少，但那竟是他們青春歲月，在校園裡共事過的唯一見證。

初為人師，簡吉非常認真教書。他看到孩子不用功，孩子家境困苦而無法就學，會難過得流下眼淚。他知道知識才能改變一個人的生命。他的生命曾因此改觀，他也希望農村的孩子都能像他一樣，可以過上新的生活。

然而，簡吉發現，那些衣衫襤褸的孩子，拖著疲憊的身體來到學校時，不是因為一早就起來作農事，已經疲倦得無力上課，要不就是農忙的時候，根本無法來上課。農忙時節，無法上學的孩子尤其多。他們要參與大量的勞動，卻無法得到基本的溫飽。面黃肌瘦的孩子，在課堂上只能露出被生活過早折磨的疲倦。

「問題不是出在孩子身上，實在是農民無法生活啊！」做為農村的孩子，簡吉當然很清楚。

肆

日據時代台灣農民的處境，當時曾來台作調查研究的日本自由主義學者矢內原忠雄在「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中，有相當清楚的分析。他認為日本統治台灣，主軸是資本主義化。最重要的項目有三：一，一九○四年的幣制改革，使台灣一切商品交換、貨幣制度與日本相同；三，一九○五年的土地調查；三，一九○八年縱貫鐵路的開通與基隆、高雄二港的築港成功。

其中土地調查的完成，意味著日本殖民政府的三大利益：一，明白地理地形，統治愈形便利；每一個農民都進入警察統治之下；二，整理隱田，使清朝時期，土地關係不明確的土地，歸入日本政府所有，可控制土地面積加大，土地甲數的增加，意味著財政收入的增加；但許多原本農民開墾耕作的荒地、無主農地，成為官有地，農民頓失依所，成為無土農民；三，國土權利關係的確立，交易獲得安全保障，成為資本的誘因，促成日本資本家的投入。而日本發展「糖業帝國」的過程中，資本家卻在官憲的支援、警察暴力的支持下，強迫農民以便宜得不合理的價格，威脅酷迫農民，出租或出售土地，從而取得土地。[2]

最有名的是「林圯埔事件」。一九一二年，不承認竹山居民的地契舊約，殖民政府將農民歷代開墾的竹林強行讓租給三菱會社，該地居民劉乾結合反對三菱會社的農民起義，遭到日軍的武力鎮壓，八個人被判處死刑。

　「官有地拂下（放領）」政策，是另一次強佔。所謂「官有地」實際上是有農民耕作，只是產權未明的土地。台灣總督府為了安撫因人事精簡而退職的人事，並增加日人在台的比例，將此種土地放領給這些官吏。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間，總督府以預約賣渡的方式，放領了三三八六甲土地。原屬於農民耕作、生活的依靠，頓時失去。[3]

台灣農民的土地，就這樣被剝削，流離失所，台灣農民隨之「無產化」。其後的糖業政策，則以政府力量，鼓勵農民種植甘蔗。從政策的輔助、土地的用途、水利灌溉的規劃、農地週遭道路的開闢等各方面，讓農民要種植甘蔗以外的作物，都有種種不便。最後只能跟著種甘蔗。台灣形成一個巨大的「糖業帝國」。

有土地的農民無法依照自己意願，種植必須作物，只能種甘蔗，這無異於有所有權，卻無使用權。又因強迫種植甘蔗，農民無法作其它選擇，甘蔗又只能由會社收購，蔗價也只能任由製糖會社宰割。台灣農民不再是傳統觀念下的小農，而更像是製糖會社的佃農、日僱農。即使是有土地，又有什麼用？同時，因甘蔗重量涉及農民收入，糖廠往往苛扣斤兩，藉故扣錢，讓農民損失慘重。農民因此有一句俗諺說：「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

矢內原忠雄因此稱台灣農民為「農業勞動者」（即無生產工具與土地之赤貧的農業勞工），其性質，與馬克思主義所分析的「無產階級」沒有兩樣，只是他們從事農業勞動而已。除製糖會社之外，還有在「農業台灣工業日本」政策下，以拓植為目的所成立的會社農場，諸如茶、鳳梨等原料產品。當時台灣農業人口佔五十八％，當然，絕大多數是台灣農民，於是階級問題與民族問題遂重疊交迸，成為台灣民族運動最強固的基磐。

伍

一個善於分析的知識份子如簡吉，不可能不了解問題根源的所在。他一方面在小學裡教書，一方面卻無法解決農村子弟就學的困境。一開始，他或許未能如矢內原忠雄般，從結構上分析，了解民族壓迫、資本主義化與台灣社會矛盾的根源。但他的生活經驗，孩子襤褸就學的痛苦，讓他感同身受。因此，當被壓迫的農民需要幫助而找上他的時候，那存在內心的正義感，便無可遏阻的迸發出強烈的實踐力量。他毅然決然的辭去教職，投身社會運動的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