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 down, I am still a baby.」在她的世界裡，革命不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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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文／林秀姿
一九九一年，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改制為世界傳播學院，就有資格成立研究所，成露茜被父親成舍我召喚回台灣時，便想到要成立一個她理想中的研究所──社會發展研究所。
這便是成露茜看到的「天時地利人和」，因為這時期的台灣就像七○年代初期的美國一樣，舊體制、老傳統遭受挑戰，充滿理想、追求自由的人民要求翻轉不合理的現狀。在這種氛圍下，成露茜說服接手世新大學校長的姊姊成嘉玲，她眼睛閃耀光芒，理直氣壯地推動理論結合學術的社會發展研究所。
Lucie從未否定自己年輕時的理念和夢想，她的眼睛總是閃閃發光，一如最初孩提時的純真模樣。
成舍我創辦世新大學，校訓就是「手腦並用」，和成露茜強調的「理論結合實踐」相輔相成。成舍我在彌漫肅殺氣氛的戒嚴時期，曾經收留和包容了許多異議分子，現在他的小女兒返回台灣，也鼓吹年輕人勇於批判社會、改造社會。成露茜說：「台灣經濟掛帥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了非常多的問題，有性別的、有移民的、生態的、環境的，我們需要新的思維來探討這些議題。同時，在台灣的這幾十年當中，也培養了不少的社運份子，這些社運份子，有的在國外唸書，有的在台灣學校裡任教，甚至在各種民間團體裡服務，相同的是，他們都持續關注社會議題。」
雖說天時地利人和齊備，但是，世新大學成立社會發展研究所的過程仍然極為漫長艱辛。一九九四年七月，世新大學第一次向教育部高教司提出社發所的設立計畫書，但教育部的委員們對這個毫無前例可循的研究所，十分陌生，有人開始提出各種質疑：「專任教師在哪裡呢？」、「圖書設備呢？」
教育部審查委員最大的質疑是「社會發展研究所」不脫社會學範圍，有什麼特別呢？有必要獨立於社會所，而另外成立一個研究所嗎？審查委員又質疑，「社會發展研究所」的發展重點是研究超越國際（supra-state）的動向，一個宏觀的國際組織研究，但學理上仍以發展理論為探討的核心，以及對台灣社會問題的檢討，那何不在社會學研究所裡討論呢？審查委員還質疑，民間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雖然蓬勃發展，但是已經有許多相關研究所進行研究，社會需求沒有想像的大，不必另外再成立社會發展研究所。審查委員們無法理解成露茜所謂的「社會發展研究所」和原本學術界成立有年的「社會學研究所」有何不同？
一九九五年，教育部正式駁回世新大學的申請。直到一九九六年之前，成露茜和教育部一來一往，不斷地申覆溝通，但教育部依舊不同意設立社會發展研究所。成露茜開始檢討申請的過程是否出了什麼問題？
成露茜透過許多人脈去了解審查內幕，發現原來她碰觸了社會學界大老的地雷，才導致申請案無法順利通過。原來評審委員中不乏社會學界大老，大老們認為，社會學可以囊括社會發展的全部，何必搞什麼社會發展研究所呢？「那個美國名校教授成露茜一回國，就想瓜分台灣社會學界的專業地盤嗎？」學術就是政治，論述則是鬥爭的手段，畢竟學術界是壁壘分明、充滿政治角力的小社會。成露茜透過人際關係，身段柔軟地一一拜會社會學界大老，不屈不撓地溝通她心目中的「社會發展研究所」。
成露茜告訴大老們，社會發展研究所是跨社會科學領域的，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歷史等，不能侷限在社會學裡，國際上以社會發展為焦點的系所，如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社會學系、英國薩賽克斯大學發展研究所，都僅做關於「發展」的研究，沒有行動與實踐的元素。她說，社發表絕非意在瓜分社會學研究所的資源，而是結合理論、強調實踐的研究所，與傳統社會學研究所差異甚大，台灣歷經長久的政治不平衡發展，八○年代末解嚴後隨著民主化，人民參與發展漸漸取代國家主導模式，因此發展研究更應該注入行動與實踐。
成露茜花費許多時間，盡可能地說服這些社會學界大老，她妥協折衝的柔軟態度，讓許多籌備夥伴深感佩服，他們很驚訝原來Lucie並不是一個硬梆梆，理直氣壯便往前衝的激情份子，而是為了達到目的，懂得彎腰、懂得妥協的人。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教育部准許世新大學籌備社發所了，一九九七年時我們就開始進行招生。社發所的籌備是一個簡單的經過，但也是一個活生生的個案教材，關於教育體制與專業壁壘的問題，還有就是做為activist的堅持跟妥協，還有社會資本的問題。」成露茜說，社發所成立的時候，她和第一屆的老師夏曉鵑等人，弄了一個十六字箴言：「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
「這包含我們做社會發展研究所的所有思考，我們要怎麼落實這十六字箴言？我們的課程設置、實習的時間、目的與實習單位的關係是什麼？還有師生關係，在這樣一個所裡，老師跟學生應該是什麼樣的關係？」成露茜丟出許多問號後，並沒有給答案。
「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
社會發展研究所是一個在台灣，甚至可能是全世界首創的研究所。「首創」是成露茜的驕傲，也是社發所的困境，因為毫無前例可循可參考。「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是一個偉大的夢想，但到底要怎麼做？
世新大學社發所的英文名稱是「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而非社會學界認定的次領域「Social Development Studies」，成露茜明確地幫社發所的社會變革理念定位，「我把社發所的十六字箴言當作一種『真誠的召喚』。我們在召喚台灣對這十六字箴言有認同的師生，一起來做一件事。」
成露茜召喚了年輕的夏曉鵑，「妳幫我想想社發所的學生可以做些什麼吧？」一九九六年，透過社運前輩蔡健仁的介紹，夏曉鵑正式與成露茜會面，成露茜劈頭就是這句話，完全放心、放手地讓夏曉鵑實驗運作。當時成露茜仍是UCLA的教授，台北、洛杉磯兩地奔波，成立社發所之後，她並沒有太多時間投注在社發所上，因此有共同理想的夏曉鵑在台灣扛起了執行者的角色。
「進入校園學習，是為了走出校園實踐。」夏曉鵑說，當時台灣正式的研究單位並沒有理論結合實踐的風氣，世新大學社發所是首開先例，而且強調實習是必修課，做為實踐的練習，也希望社會運動者可以進入校園學習。社發所籌辦時，正值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當紅的階段，成露茜和夏曉鵑希望可以吸引一些社造營隊入校，夏曉鵑和蔡健仁特地下鄉招生，到處打聽各種社運活動，只要有學生營隊就前往說明招生，首屆招生六、七十人報名，其中不乏具備社會運動者。而社發所頭先兩、三年，也只有成露茜與夏曉鵑擔任專任老師，因為成露茜希望專任老師必須具有社會運動背景，因此，直到一九九九年才有其他專任老師加入。
這個草創的研究所充滿冒險犯難精神，在成露茜獨特風格的領軍下，打破許多傳統刻板印象，各種實驗充滿挫敗、失望、孤獨，但種種的不成熟又令人著迷，吸引許多前仆後繼者參與。
「在那裡，我們每天有新的夢想，也有新的實驗。」夏曉鵑說，因為成露茜台美兩地跑，很多時候都是夏曉鵑帶領一群學生，通宵達旦籌辦各種活動，舉凡「亞太婦女的吶喊」、「原住民學苑」、「遊民工作坊」，還有編寫國際合作手冊等，而成露茜的所長辦公室就變成大家的工作空間。所長辦公室很大，不特別鎖門，常不在台灣的成露茜將空間開放給大家使用，學生們很自然地使用她的電腦，累了就躺在她的沙發上睡覺。
有一回，一個學生在所長辦公室裡，大剌剌地用成露茜的電腦寫報告，打字正打得如火如荼時，成露茜突然打開門走進來，兩個人互看一眼，學生似乎不認為應該起身，成露茜也不覺得要趕學生走人，反而走到一旁的沙發，坐下看自個兒的書，學生則繼續使用成露茜的電腦寫報告。那場面突兀到難以理解，但是發生在成露茜身上，卻顯得理所當然。
創所初期，成露茜看到世新大學正要擴張的時機，鼓勵系所增設博士班，她便提議社發所申請博士班，因為有博士班就可以有更多的資源。但是此提議卻遭到夏曉鵑反對，夏曉鵑認為碩士班的課程猶未穩定，學生常有各種不滿與抗議，根本沒有能力設立博士班，這個拓展計畫也因此未進行，成露茜對此也沒有絲毫批評不滿。
在社發所裡，課程活動面臨實驗，師生關係、同僚關係也面臨新的實驗。
成露茜把許多美國經驗複製到社發所，所務會議總是挑燈夜戰開會直到深夜，會議中不乏師生爭執得面紅耳赤的場面，社發所的學生還成立學生會，統一管理工讀金與獎學金，並採取「按需分配」的方式分配給需要的同學，這些做法都有亞美研究中心初期的影子。
還有，「定點實習」也看得出沿用亞美研究中心團隊到中國城實踐的影子，該門課是世新大學社發所課程中最特殊的一門課，要求學生以較長而密集的時間和社運組織或弱勢團體合作，協助調查或是幫忙推動社運。而且強調必須遠離學生熟悉的場域進行實習，因為成露茜認為知識份子必須被改造，改造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遠離慣性，那是成露茜親自設計的核心課程，如今也變成社發所的招牌特色。
實習課讓學生有機會深入城市，了解城市裡的荒謬政策；也讓學生有機會離開城市，到偏遠部落實習，明白有別於都會的文化與生態。學生必須透過實習課程來反思課堂上的理論，透過離開熟悉的環境來切身體會自己的理念。
成露茜曾向她的學生提出這樣的問題：「以前毛澤東下鄉時，提到農民們因為物資缺乏，常常是一家人共同舔一條鹹魚配飯吃，做為組織工作者，究竟該不該共同去舔那條鹹魚來表示同甘共苦呢？」從八○年代的中國城，到九○年代的台灣，甚至今天，都沒有一定的準則與答案。
衝突與火花
夏曉鵑坦承，「實驗過程中當然也有摩擦與衝突，甚至向成露茜嗆聲，但是德高望重的 Lucie 從沒有因為我對她的工作方法不認同而不高興，反而很認真聆聽我的想法，並放手讓我去做我認為該做的事情。」社發所在世新大學裡猶如未爆彈一般，隨時都可能和校方出現衝突與火花，只要成露茜不在，夏曉鵑便常常因為社發所兼具「實踐精神」，上街頭抗議、參與各種社會運動，而被世新大學校方盯上，遭到校方訓話。
當時世新大學校長是成露茜的姊姊成嘉玲，社發所學生在校外處處與學校當權者對抗，成露茜的角色顯得異常尷尬。譬如知名的反對高學費運動，每年私校都會大動作調整學費，而年年喊漲的壓力讓許多學生受不了，因此，某年私校社團組織「反高學費聯盟」，串聯支持反高學費，並且集結學生前往行政院抗議。
夏曉鵑支持學生這麼做，因此也前往聲援，但最後卻被誤解成夏曉鵑是背後操控學生站出來反對高學費的黑手。世新大學校方對此非常不滿，認為具有教師身分的夏曉鵑怎麼可以煽動學生，堂而皇之地反對學校？甚至有心人還以訛傳訛，指稱上街頭反對的學生穿著「成」字樣的t-shirt！
成嘉玲校長把夏曉鵑叫到辦公室內，數落她為人師表怎麼可以煽動學生，但夏曉鵑解釋，她是支持學生，並非煽動學生，「私校許多學生都是工人家庭出身，學費漲太高，學生得打工，就無法專心唸書，惡性循環下，私校相對於公立學校便是弱勢，因此學生有權上街頭向政府要求和公立學校一樣，給予平等對待、給予更多補助。」
還有一次，大學部請求夏曉鵑支援一學年的課程，夏曉鵑安排了豐富多元的社運議題，而那年碰巧遇到勞工大遊行，夏曉鵑不在課堂上講課，她要求學生上街進行田野調查，收集遊行的傳單、勞工的訴求心聲等，結果又有人向校長打小報告，傳言夏曉鵑逼迫學生去參加遊行，成嘉玲只好又把夏曉鵑叫到辦公室。
社發所在校外「惹麻煩」也就算了，夏曉鵑代理所長成露茜出席校內的行政會議時，夏曉鵑也是有話直說，毫無顧忌。結果又有人向成露茜打小報告，當著她的面譏諷她一手提拔的夏曉鵑：「好嫩，居然在行政會議講那種話！」
面對這麼多的爭議與衝突，成露茜夾在中間，偶爾她會把有心人的挑撥當成一件好玩的事情揶揄夏曉鵑：「耶，有人說妳好嫩，哈哈。」既然成露茜一開始選擇放心、放手讓夏曉鵑去運作社發所，她便從不干涉夏曉鵑的教學方式，也從未暗示、明示要她謹言慎行，減少與校方的衝突。夏曉鵑說：「做為一個主管，她展現了無比的擔當，就算學校或其他單位對我們在社發所做的事情不以為然，她從未回頭對我指指點點，也從未說她為我們擋下多少子彈。」
引入批判精神，突破慣性思維
「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能夠更好地推動研究跟實踐的結合。」二○○八年四月的時候，成露茜坦白地說，她在台灣最大的成就就是創立了社發所，但是最大的遺憾也在此。
研究跟實踐結合的創見或許正確，但是她自責沒辦好，如同在中國城失敗的蔬果合作社一樣，賺了錢，華人都拿去買電冰箱和洗衣機了。
研究跟實踐結合很困難嗎？
世新大學社發所甫成立時，是高等教育中十分前衛的研究所，研究所裡的教授很辛苦，左手要帶領學生走出校園，挑戰社會體制，右手又要進行研究、發表論文，學生更在理論與實踐過程中培養了難得的批判力與行動力。但是隨著時間更迭，具有社會運動經驗的新生減少了，師生間也開始出現保守的聲音，校園的圍牆無形中升高了，師生走出校園的動力也顯得躊躇。
成露茜曾經公開地檢討社發所，她說：「『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可以當做一個檢驗的標準，到底社發所經過這十幾年後，我們可以透過這十六字箴言檢視看看，有什麼是我們還沒做到的？當然我們也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虛幻的口號，它根本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我們希望的是取得社會的共鳴，到底它有沒有成果？有什麼樣的成果？」
具體的成果或許很重要，但隱形潛藏的影響力或許才是社發所的資產。夏曉鵑說，「世新大學社發所從一九九七年創所到二○一○年，大約有一百六十個畢業生，他可能是某個社運團體、某個NGO組織的一員。他也可能不在這些團體工作，他離開校園後，只是一般職場上的職員，但是因為他在社發所的訓練，改變他的世界觀，改變他對問題的分析的方式，那也發揮非常大的作用。」
她舉例，有學生是在立法院國會當助理，因為社發所的實習課程，他進入「南洋台灣姊妹會」實習，對於移民有了新的認識與看法，後來「南洋台灣姊妹會」結合許多團體，有意監督立法院修法改善移民人權，這位學生了解立法程序、對議題也熟悉，因此就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社發所的成果並非顯而易著，也許無法量化，但事實上每一個社發所培養的種子，早已散落在台灣社會的各個角落呼吸著、茁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