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秀姿

一九九一年,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改制為世界傳播學院,就有資格成立研究所,成露茜被父親成舍我召喚回台灣時,便想到要成立一個她理想中的研究所──社會發展研究所。

這便是成露茜看到的「天時地利人和」,因為這時期的台灣就像七○年代初期的美國一樣,舊體制、老傳統遭受挑戰,充滿理想、追求自由的人民要求翻轉不合理的現狀。在這種氛圍下,成露茜說服接手世新大學校長的姊姊成嘉玲,她眼睛閃耀光芒,理直氣壯地推動理論結合學術的社會發展研究所。

Lucie從未否定自己年輕時的理念和夢想,她的眼睛總是閃閃發光,一如最初孩提時的純真模樣。

成舍我創辦世新大學,校訓就是「手腦並用」,和成露茜強調的「理論結合實踐」相輔相成。成舍我在彌漫肅殺氣氛的戒嚴時期,曾經收留和包容了許多異議分子,現在他的小女兒返回台灣,也鼓吹年輕人勇於批判社會、改造社會。成露茜說:「台灣經濟掛帥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了非常多的問題,有性別的、有移民的、生態的、環境的,我們需要新的思維來探討這些議題。同時,在台灣的這幾十年當中,也培養了不少的社運份子,這些社運份子,有的在國外唸書,有的在台灣學校裡任教,甚至在各種民間團體裡服務,相同的是,他們都持續關注社會議題。」

雖說天時地利人和齊備,但是,世新大學成立社會發展研究所的過程仍然極為漫長艱辛。一九九四年七月,世新大學第一次向教育部高教司提出社發所的設立計畫書,但教育部的委員們對這個毫無前例可循的研究所,十分陌生,有人開始提出各種質疑:「專任教師在哪裡呢?」、「圖書設備呢?」

教育部審查委員最大的質疑是「社會發展研究所」不脫社會學範圍,有什麼特別呢?有必要獨立於社會所,而另外成立一個研究所嗎?審查委員又質疑,「社會發展研究所」的發展重點是研究超越國際(supra-state)的動向,一個宏觀的國際組織研究,但學理上仍以發展理論為探討的核心,以及對台灣社會問題的檢討,那何不在社會學研究所裡討論呢?審查委員還質疑,民間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雖然蓬勃發展,但是已經有許多相關研究所進行研究,社會需求沒有想像的大,不必另外再成立社會發展研究所。審查委員們無法理解成露茜所謂的「社會發展研究所」和原本學術界成立有年的「社會學研究所」有何不同?

一九九五年,教育部正式駁回世新大學的申請。直到一九九六年之前,成露茜和教育部一來一往,不斷地申覆溝通,但教育部依舊不同意設立社會發展研究所。成露茜開始檢討申請的過程是否出了什麼問題?

成露茜透過許多人脈去了解審查內幕,發現原來她碰觸了社會學界大老的地雷,才導致申請案無法順利通過。原來評審委員中不乏社會學界大老,大老們認為,社會學可以囊括社會發展的全部,何必搞什麼社會發展研究所呢?「那個美國名校教授成露茜一回國,就想瓜分台灣社會學界的專業地盤嗎?」學術就是政治,論述則是鬥爭的手段,畢竟學術界是壁壘分明、充滿政治角力的小社會。成露茜透過人際關係,身段柔軟地一一拜會社會學界大老,不屈不撓地溝通她心目中的「社會發展研究所」。

成露茜告訴大老們,社會發展研究所是跨社會科學領域的,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歷史等,不能侷限在社會學裡,國際上以社會發展為焦點的系所,如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社會學系、英國薩賽克斯大學發展研究所,都僅做關於「發展」的研究,沒有行動與實踐的元素。她說,社發表絕非意在瓜分社會學研究所的資源,而是結合理論、強調實踐的研究所,與傳統社會學研究所差異甚大,台灣歷經長久的政治不平衡發展,八○年代末解嚴後隨著民主化,人民參與發展漸漸取代國家主導模式,因此發展研究更應該注入行動與實踐。

成露茜花費許多時間,盡可能地說服這些社會學界大老,她妥協折衝的柔軟態度,讓許多籌備夥伴深感佩服,他們很驚訝原來Lucie並不是一個硬梆梆,理直氣壯便往前衝的激情份子,而是為了達到目的,懂得彎腰、懂得妥協的人。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教育部准許世新大學籌備社發所了,一九九七年時我們就開始進行招生。社發所的籌備是一個簡單的經過,但也是一個活生生的個案教材,關於教育體制與專業壁壘的問題,還有就是做為activist的堅持跟妥協,還有社會資本的問題。」成露茜說,社發所成立的時候,她和第一屆的老師夏曉鵑等人,弄了一個十六字箴言:「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

「這包含我們做社會發展研究所的所有思考,我們要怎麼落實這十六字箴言?我們的課程設置、實習的時間、目的與實習單位的關係是什麼?還有師生關係,在這樣一個所裡,老師跟學生應該是什麼樣的關係?」成露茜丟出許多問號後,並沒有給答案。

「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

社會發展研究所是一個在台灣,甚至可能是全世界首創的研究所。「首創」是成露茜的驕傲,也是社發所的困境,因為毫無前例可循可參考。「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是一個偉大的夢想,但到底要怎麼做?

世新大學社發所的英文名稱是「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而非社會學界認定的次領域「Social Development Studies」,成露茜明確地幫社發所的社會變革理念定位,「我把社發所的十六字箴言當作一種『真誠的召喚』。我們在召喚台灣對這十六字箴言有認同的師生,一起來做一件事。」

成露茜召喚了年輕的夏曉鵑,「妳幫我想想社發所的學生可以做些什麼吧?」一九九六年,透過社運前輩蔡健仁的介紹,夏曉鵑正式與成露茜會面,成露茜劈頭就是這句話,完全放心、放手地讓夏曉鵑實驗運作。當時成露茜仍是UCLA的教授,台北、洛杉磯兩地奔波,成立社發所之後,她並沒有太多時間投注在社發所上,因此有共同理想的夏曉鵑在台灣扛起了執行者的角色。

「進入校園學習,是為了走出校園實踐。」夏曉鵑說,當時台灣正式的研究單位並沒有理論結合實踐的風氣,世新大學社發所是首開先例,而且強調實習是必修課,做為實踐的練習,也希望社會運動者可以進入校園學習。社發所籌辦時,正值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當紅的階段,成露茜和夏曉鵑希望可以吸引一些社造營隊入校,夏曉鵑和蔡健仁特地下鄉招生,到處打聽各種社運活動,只要有學生營隊就前往說明招生,首屆招生六、七十人報名,其中不乏具備社會運動者。而社發所頭先兩、三年,也只有成露茜與夏曉鵑擔任專任老師,因為成露茜希望專任老師必須具有社會運動背景,因此,直到一九九九年才有其他專任老師加入。

這個草創的研究所充滿冒險犯難精神,在成露茜獨特風格的領軍下,打破許多傳統刻板印象,各種實驗充滿挫敗、失望、孤獨,但種種的不成熟又令人著迷,吸引許多前仆後繼者參與。

「在那裡,我們每天有新的夢想,也有新的實驗。」夏曉鵑說,因為成露茜台美兩地跑,很多時候都是夏曉鵑帶領一群學生,通宵達旦籌辦各種活動,舉凡「亞太婦女的吶喊」、「原住民學苑」、「遊民工作坊」,還有編寫國際合作手冊等,而成露茜的所長辦公室就變成大家的工作空間。所長辦公室很大,不特別鎖門,常不在台灣的成露茜將空間開放給大家使用,學生們很自然地使用她的電腦,累了就躺在她的沙發上睡覺。

有一回,一個學生在所長辦公室裡,大剌剌地用成露茜的電腦寫報告,打字正打得如火如荼時,成露茜突然打開門走進來,兩個人互看一眼,學生似乎不認為應該起身,成露茜也不覺得要趕學生走人,反而走到一旁的沙發,坐下看自個兒的書,學生則繼續使用成露茜的電腦寫報告。那場面突兀到難以理解,但是發生在成露茜身上,卻顯得理所當然。

創所初期,成露茜看到世新大學正要擴張的時機,鼓勵系所增設博士班,她便提議社發所申請博士班,因為有博士班就可以有更多的資源。但是此提議卻遭到夏曉鵑反對,夏曉鵑認為碩士班的課程猶未穩定,學生常有各種不滿與抗議,根本沒有能力設立博士班,這個拓展計畫也因此未進行,成露茜對此也沒有絲毫批評不滿。

在社發所裡,課程活動面臨實驗,師生關係、同僚關係也面臨新的實驗。

成露茜把許多美國經驗複製到社發所,所務會議總是挑燈夜戰開會直到深夜,會議中不乏師生爭執得面紅耳赤的場面,社發所的學生還成立學生會,統一管理工讀金與獎學金,並採取「按需分配」的方式分配給需要的同學,這些做法都有亞美研究中心初期的影子。

還有,「定點實習」也看得出沿用亞美研究中心團隊到中國城實踐的影子,該門課是世新大學社發所課程中最特殊的一門課,要求學生以較長而密集的時間和社運組織或弱勢團體合作,協助調查或是幫忙推動社運。而且強調必須遠離學生熟悉的場域進行實習,因為成露茜認為知識份子必須被改造,改造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遠離慣性,那是成露茜親自設計的核心課程,如今也變成社發所的招牌特色。

實習課讓學生有機會深入城市,了解城市裡的荒謬政策;也讓學生有機會離開城市,到偏遠部落實習,明白有別於都會的文化與生態。學生必須透過實習課程來反思課堂上的理論,透過離開熟悉的環境來切身體會自己的理念。

成露茜曾向她的學生提出這樣的問題:「以前毛澤東下鄉時,提到農民們因為物資缺乏,常常是一家人共同舔一條鹹魚配飯吃,做為組織工作者,究竟該不該共同去舔那條鹹魚來表示同甘共苦呢?」從八○年代的中國城,到九○年代的台灣,甚至今天,都沒有一定的準則與答案。

衝突與火花

夏曉鵑坦承,「實驗過程中當然也有摩擦與衝突,甚至向成露茜嗆聲,但是德高望重的 Lucie 從沒有因為我對她的工作方法不認同而不高興,反而很認真聆聽我的想法,並放手讓我去做我認為該做的事情。」社發所在世新大學裡猶如未爆彈一般,隨時都可能和校方出現衝突與火花,只要成露茜不在,夏曉鵑便常常因為社發所兼具「實踐精神」,上街頭抗議、參與各種社會運動,而被世新大學校方盯上,遭到校方訓話。

當時世新大學校長是成露茜的姊姊成嘉玲,社發所學生在校外處處與學校當權者對抗,成露茜的角色顯得異常尷尬。譬如知名的反對高學費運動,每年私校都會大動作調整學費,而年年喊漲的壓力讓許多學生受不了,因此,某年私校社團組織「反高學費聯盟」,串聯支持反高學費,並且集結學生前往行政院抗議。

夏曉鵑支持學生這麼做,因此也前往聲援,但最後卻被誤解成夏曉鵑是背後操控學生站出來反對高學費的黑手。世新大學校方對此非常不滿,認為具有教師身分的夏曉鵑怎麼可以煽動學生,堂而皇之地反對學校?甚至有心人還以訛傳訛,指稱上街頭反對的學生穿著「成」字樣的t-shirt!

成嘉玲校長把夏曉鵑叫到辦公室內,數落她為人師表怎麼可以煽動學生,但夏曉鵑解釋,她是支持學生,並非煽動學生,「私校許多學生都是工人家庭出身,學費漲太高,學生得打工,就無法專心唸書,惡性循環下,私校相對於公立學校便是弱勢,因此學生有權上街頭向政府要求和公立學校一樣,給予平等對待、給予更多補助。」

還有一次,大學部請求夏曉鵑支援一學年的課程,夏曉鵑安排了豐富多元的社運議題,而那年碰巧遇到勞工大遊行,夏曉鵑不在課堂上講課,她要求學生上街進行田野調查,收集遊行的傳單、勞工的訴求心聲等,結果又有人向校長打小報告,傳言夏曉鵑逼迫學生去參加遊行,成嘉玲只好又把夏曉鵑叫到辦公室。

社發所在校外「惹麻煩」也就算了,夏曉鵑代理所長成露茜出席校內的行政會議時,夏曉鵑也是有話直說,毫無顧忌。結果又有人向成露茜打小報告,當著她的面譏諷她一手提拔的夏曉鵑:「好嫩,居然在行政會議講那種話!」

面對這麼多的爭議與衝突,成露茜夾在中間,偶爾她會把有心人的挑撥當成一件好玩的事情揶揄夏曉鵑:「耶,有人說妳好嫩,哈哈。」既然成露茜一開始選擇放心、放手讓夏曉鵑去運作社發所,她便從不干涉夏曉鵑的教學方式,也從未暗示、明示要她謹言慎行,減少與校方的衝突。夏曉鵑說:「做為一個主管,她展現了無比的擔當,就算學校或其他單位對我們在社發所做的事情不以為然,她從未回頭對我指指點點,也從未說她為我們擋下多少子彈。」

引入批判精神,突破慣性思維

「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能夠更好地推動研究跟實踐的結合。」二○○八年四月的時候,成露茜坦白地說,她在台灣最大的成就就是創立了社發所,但是最大的遺憾也在此。

研究跟實踐結合的創見或許正確,但是她自責沒辦好,如同在中國城失敗的蔬果合作社一樣,賺了錢,華人都拿去買電冰箱和洗衣機了。

研究跟實踐結合很困難嗎?

世新大學社發所甫成立時,是高等教育中十分前衛的研究所,研究所裡的教授很辛苦,左手要帶領學生走出校園,挑戰社會體制,右手又要進行研究、發表論文,學生更在理論與實踐過程中培養了難得的批判力與行動力。但是隨著時間更迭,具有社會運動經驗的新生減少了,師生間也開始出現保守的聲音,校園的圍牆無形中升高了,師生走出校園的動力也顯得躊躇。

成露茜曾經公開地檢討社發所,她說:「『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可以當做一個檢驗的標準,到底社發所經過這十幾年後,我們可以透過這十六字箴言檢視看看,有什麼是我們還沒做到的?當然我們也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虛幻的口號,它根本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我們希望的是取得社會的共鳴,到底它有沒有成果?有什麼樣的成果?」

具體的成果或許很重要,但隱形潛藏的影響力或許才是社發所的資產。夏曉鵑說,「世新大學社發所從一九九七年創所到二○一○年,大約有一百六十個畢業生,他可能是某個社運團體、某個NGO組織的一員。他也可能不在這些團體工作,他離開校園後,只是一般職場上的職員,但是因為他在社發所的訓練,改變他的世界觀,改變他對問題的分析的方式,那也發揮非常大的作用。」

她舉例,有學生是在立法院國會當助理,因為社發所的實習課程,他進入「南洋台灣姊妹會」實習,對於移民有了新的認識與看法,後來「南洋台灣姊妹會」結合許多團體,有意監督立法院修法改善移民人權,這位學生了解立法程序、對議題也熟悉,因此就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社發所的成果並非顯而易著,也許無法量化,但事實上每一個社發所培養的種子,早已散落在台灣社會的各個角落呼吸著、茁壯著。

※ 本文摘自《燦爛時光》,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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