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宣瑋

周軼君替我們華文傳媒打開一扇了解伊斯蘭世界的窗子。

出生上海,周軼君不似一般的上海人,只想留在上海。「當年考大學時,我的志願全填了北京的學校,而後陰錯陽差的選了阿拉伯語專業,然後看了一本中東記者寫的書,就決定投身新聞界,想去中東。」簡簡單單的三兩句話,周軼君就豪爽地解釋完別人聽起來驚濤駭浪的選擇。

「一開始報考新華社時,人家看我是女生,根本不要我,連考試的資格都沒有。」周軼君只能先去國內線的外文部,待了兩年,多次向領導請命後,才終於熬出頭,成了駐外記者。

很多人都好奇,女記者如何在男女界線森嚴的伊斯蘭國度工作。「女性的外表的確造成許多不便。」有一次周軼君去採訪哈瑪斯的領導人,由於忘了帶頭巾,竟然被隨扈斥責,要她戴上頭巾,才能與領導見面。「不過女性了身份同時也給了些方便。」因為是女記者,許多人會降低原有的戒心,也不太好意思刁難你。而這也讓周軼君比起一般的男記者,有更多機會接觸不同採訪對象。

在《拜訪革命》一書中,周軼君的採訪對象,上至杜拜酋長,下至伊朗的左派青年,周軼君帶領讀者了解中東世界的各路人馬。她的記者身份,讓她有機會親炙統治階級,而北方養成的豪爽性格,也讓她容易與市井小民打成一片。

我後悔了,革命是錯的

2011年茉莉花革命,讓連任多年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倒台,當時,周軼君就在埃及。在某個空暇,她採訪了一個五十多歲的酒店門衛大爺。「那個大爺很興奮地跟我這個異鄉人說三道四,針砭政治,我在埃及人的臉上看到許多驕傲、榮光。」她曾在十年前於開羅大學進修阿拉伯文,2011年時,她看到埃及人的臉上充滿了前所未有的自信。

但2014年周軼君重返埃及,再度與門衛大爺見面,卻得到了與三年前完全相反的答案。

我後悔了,革命是錯的。」

茉莉花革命後,埃及政壇百家爭鳴,強人穆巴拉克留下的政治真空,讓許多人眼紅、覬覦。門衛大爺前後支持了不同的候選人,沒有人能讓他滿意。

不過,百家爭鳴的局面不只出現在政壇上,同時也出現在門衛大爺的家中。「我家的女人開始嘲笑我選錯對象,她們都跟我支持不同候選人。」革命的浪潮打開了許多人的嘴。

茉莉花革命後,世代之間、性別之間的隔閡開始瓦解,以往劃清界線的族群開始產生對話。婦女在家中開始有地位,談論政治不再是男性的專利。周軼君認為這樣的變化是網路所帶來的「進步」。

「以前因為信息不全面,民眾很難接觸到不同想法與言論,甚至沒認識到『講話』的重要性。有些老一輩的人會緬懷這種單調的時代,但網路社會不允許這樣。網路讓很多人的生活透明化,每個人都可以很清楚地意識到不同意見的存在。」

網路也讓公共事務的討論唾手可得。二次大戰過後,人類維持了歷史上長久的和平。資訊的獲得門檻比以往降低許多,在訊息量爆炸的今日,人類取得資訊後,就覺得自己無所不知,想要影響未來的前途、命運。

兩難的抉擇

2011年的埃及人,用十八天推翻執政三十年的總統,但三年後,許多埃及人卻開始後悔當初的選擇。得來不易的民主果實,不似當初想像的的如此甜美。

茉莉花革命時,開羅的解放廣場成為抗議人潮的集散地。抗議民眾都喊著,「我要尊嚴、平等。」當時的埃及人欣羨歐美的民主,也想要有言論自由,「他們會覺得那些人可以,為何我不可以?」

革命風暴過後,埃及陷入內亂,連帶的經濟也蒙受其害、失業率攀增。許多人發現,沒有麵包還是不可以的。「儘管2011年的解放廣場上面,是沒有人談工作這件事的。」

周軼君發現,經濟與民主的兩難抉擇,不只是埃及人的頭痛問題。「以往總認為經濟越發展,人民對要求民主的程度會越高。」但列支敦士敦與土耳其的案例,卻打破了這個理論。

列支敦士敦夾在瑞士與奧地利之間,是個至今還有世襲君主的中歐富裕小國。當今的列支敦士敦大公,漢斯亞當二世,手握重要的政治實權,可以輕易地否決掉議會提出的議案。大公的權力太大了,使得一些人在前起年發起修改憲法的運動。但當大公一提出,只要修憲成功,就舉家搬走的條件時,所有人都選擇一邊倒地支持大公。土耳其在厄多安當政時,強調經濟發展,但同時限制許多人民應有權力。厄多安以成為第二個土耳其國父自居,推動凱末爾主義,同樣地也吸引不少支持者。

當一個政府能將經濟搞好,就可以跟人民談條件。而經濟如果讓人民很滿意,他們似乎也可以放棄一些自由。」

古文明的包袱

厄多安以凱末爾為護身符,其實也其來有自。

周軼君發現,中東國家多背負著古文明的包袱,伊朗提倡古波斯居魯士精神,沙烏地阿拉伯也以自身傳統自豪。「許多國家,利用過去的歷史、古政權的璀璨進行愛國教育,近一步鞏固政權。」

雖然檯面上很多人認為中東衝突的導火線多源於宗派,但就「完全意義上來看,這幾年的變化不只是一個宗教的戰爭。」在中東,宗教只是分野,事物的背後還是政治。海珊時代的伊拉克,什葉派與遜尼派彼此通婚、通商,也沒有像今日這樣的問題。只是現今的當權者常利用宗派間的差異來進行角力。

與中國一樣,近代的中東國家也面臨了「強大西方」的問題。不同國家做出不同的合縱連橫,甚至同一國家,在不同時期也做出不同選擇。伊朗在巴勒維國王當政時親近歐美,何梅尼的時代,則視美國為寇讎。鉅變不過彈指之間。但不論後巴勒維時代的伊朗如何排斥西方,西化的生活方式已經深根年輕人一代。

現代化與西化是不同概念,後者更具有政治主導、文化優越的象徵意涵,也更容易引發東西文化的對立。但許多國家,仍在現代化與西化之間掙扎。

我們很幸運的是,沒有一人說了算

較早與西方接觸、被殖民的地方,似乎受「阿拉伯之春」的影響較深。

突尼西亞、埃及,都是屬於這種類型。拿破侖入侵埃及,帶來了議會制度,雖然不是那麼的透明,但扎下了一套體系,也分化了許多統一的勢力。2015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給「突尼西亞四方團體」,表彰突尼西亞在茉莉花革命中,率先走出暴力循環。這個組織的首領說:「我們國家很幸運的是,沒有一個人說了算。大家勢均力敵,才有討價還價的空間。」

與驕傲的古帝國處於光譜兩端的,是美國、瑞士這種沒有歷史包袱的新興國家。《拜訪革命》中記載了周軼君在瑞士鬧的一則笑話。在她原有的觀念裡面,瑞士應該也像其他國家一樣,設有總統或總理,也應該有總統府。因此她很自然而然地詢問了身旁的瑞士友人「總統府在哪」,萬萬沒想到,瑞士是沒有總統的。

瑞士採用相當前衛、先鋒的直接民主。但周軼君也提醒,瑞士經過多年修煉才走到今日,但在網路時代,社會結構已經產生巨大變革,不同群體、議題在社交平台發生衝突,我們還能像瑞士這樣,擁有時間慢慢嘗試各種方式嗎?

隨著中國大陸崛起,不少華人也離鄉背井,到中東工作。周軼君觀察到,許多華商認為「太民主的地方不好做生意」,「尤其是做能源的,特別喜歡獨裁政權,因為老闆說的算!」

當中東的革命浪潮席捲而至時,中國人的現實個性展露無遺。「最好離政治遠一些」、「不要惹麻煩」、「那種大事情我們就不好說了」,這些話語隨處可聞。「他們會想要了解當前局勢,但了解的原因並不是求知,而是不要讓自己出錯、誤判情勢。」

所有看世界的旅程,都為我埋伏了另一場回歸

然而,事實上,面對自己國內的事物,中國人的批評力道也不遜於中東人。

周軼君認為,中國情況很不一樣,人民以新興中產階級的身份崛起,保衛自身的相關權益。不像阿拉伯之春那樣的大規模起義,反而是用零零星星的形式展開抗議,網路也稀釋了許多暴力動能。而台灣、香港這幾年的社會運動,也不似中東這樣,對社會產生巨大影響。「追根究柢,港台擁有素質較高的公民社會。」

拜訪革命》一書寫的雖然是中東與西歐國家,但對周軼君而言,也在尋找自身提問的解答。「所有看世界的旅程,都為我埋伏了另一場回歸,為了認識他,我必須一再出發。」

她送給我們一段文學評論大師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的話:

當一個人只熱愛他的祖國時,他只是個初學者。當他把其他地方看得跟祖國一樣重要時,他已經有所成長了。但只有當他把整個世界都看成是外國時,他才能是個完美的人。」

革命裡層與外層的多樣看法:

  1. 解放廣場上綻放著茉莉花革命,V,是我們每一個人
  2. 「全國上下是一張跳針唱片。」──切‧格瓦拉外孫筆下的古巴,《三十三場革命》
  3. 【書店連線】「那是我第一次感到作為台灣知識分子的可恥。」──記陳芳明《革命與詩》新書發表會

延伸閱讀:

  • 用Line傳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