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因為租屋被吃掉大部分收入，與生活的奮鬥成了一場徒勞

文／馬修．戴斯蒙

我們家的經濟狀況並不寬裕，有時候瓦斯會被切掉，母親就會在燒柴的爐子上弄晚餐。對於如何持家她心裡有數。雖然她跟父親都沒有能力幫忙出錢，但她還是希望我們可以念到大學。我父親會以他的方式，讓我們把這點牢記在心。每當我們開車經過一排彎著腰在烈日下揮汗做著「爛」工作的人，父親就會轉頭問我們，「你們會想一輩子那樣嗎？」

「不想。」

「那就要讀大學。」

在開始以博士生的身分研究貧窮之後，我發現大部分的文獻在描述貧窮、解釋不平等的時候，都把矛頭指向兩點。其一是我們看似無法控制的「結構性因素」（structural forces）：比方說種族歧視的「歷史共業」，或者是經濟上的轉型與變遷。第二點則強調「個人的不足」──這包括文化上的習性，例如未婚成家，或是「人力資本」的匱乏，比如教育程度偏低。自由派人士比較青睞第一種解釋，而保守派則鍾情第二種。對我來說，兩種解釋都沒有搔到癢處。我認為這兩種看法無論哪一方，都把低所得的家庭當成「檢疫中的動物」看待。

在許多以單親媽媽、幫派成員、無家可歸者為題的著作裡頭，社會學者跟記者筆下的窮人都好像獨立於社會存在一樣。窮人被說成是「透明人」，或者會被歸為「另一個（平行）美國」的存在。貧民窟就像是「城中之城」。窮人被屏除在不平等的討論範圍之外，彷彿我們覺得富人與中產階級的生計息息相關，而其他人包括窮人則可以忽略不計似的。

我想要寫一本書談貧窮，但我不想把重點只集中在「窮人」跟「窮地」之上。我想貧窮是一種關係，而這關係裡既有窮人，也有富人。對我來說，想了解貧窮，就不能不了解這段關係。這樣的想法讓我出發，踏上了探尋之旅。我開始思考有沒有一種過程將窮人跟富人聯繫一起，有沒有一種過程裡可以觀察到窮人與富人的相互依賴與掙扎。驅離，就是這樣的一種過程。

全職田野調查者的日常

這本書背後的研究工作，牽涉到長時間與女性（在她們的家中）相處，而這自然會引發一些疑慮。事實上我曾經兩次遭書中的男性指控與他們的女朋友上床。

身為從事民族誌的學者，我一直覺得自己研究時的最高指導原則，就是確保不要讓對我敞開大門、讓我進入他們人生的人受到傷害。但實際上這個問題相當複雜而敏感，要確實做到並不容易。尤其在貧困的社區裡，「不用錢」是一種不存在的概念。你為誰做了什麼事情，就代表你一定得到了某種好處。你們之間一定有某種交換條件。

所以奈德跟厄爾覺得我一分不收地開車載他們的女朋友去找房子或辦事情，一定是因為我「有所圖」。我確實有所圖，我圖的是他們女朋友的「故事」。他們覺得我怪，對我有所質疑，完全說得過去，而我也帶著誠意回應他們。

在密爾瓦基的那段日子，我過的是全職田野調查者的生活。大部分時候我只要醒著，數位攝影機都會跟我形影不離，而且永遠開著。不關電源的好處是，我可以原封不動地把某人說過的話給記錄下來。我會另外隨身帶著記事本，記下形形色色的觀察與對話，而且我通常可以做到在事件發生的當下就寫完。我從來不忌諱讓人知道我就是來寫書的，也不怕人知道我會寫下每個細節。

身為本書的作者，我看重的是第一手的觀察。遇到我沒能親眼見證的重要事件，我會盡量跟不只一位當事人或目擊者對談，然後再去找新聞報導、病例、法庭紀錄或房貸文件來交叉比對。為了檢查這些細節的真實性，我會在數年的時間內多次問到同樣的問題，看看當事人的說法會不會前後矛盾。這個辦法非常好用，因為很多當事人原本跟我說的是一套，但事實常證明他們的描述並不完全準確。真相的浮現，有時候需要一點時間。

從事民族誌的「職業傷害」

我經常被問到我如何「消化得了」這項研究。問我的朋友意思是：目睹這種程度的貧窮與苦難在眼前上演，我作為一個人的內心受到了什麼樣的衝擊？在問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想沒有一個人知道這有多麼觸及我內心最軟弱而最不設防的角落。

在拖車公園跟密爾瓦基的舊城區，我見證了人的韌性、衝勁與聰明。我聽到了許多歡笑，但也目睹了很多傷痛。在田野調查進入尾聲之後，我在日記上是這麼寫的：「我覺得自己很污穢，我竟然在蒐集這些悲慘的故事與別人的苦難人生，就像在蒐集獎盃一樣。」這種在田野調查中所感受到的罪惡感，不但沒有隨著我的離開而消散，反而還變本加厲地在我的內心打轉。

我覺得自己是個騙子，是個吃裡扒外的傢伙，我好希望有人能過來隨便指控我做錯了什麼，我打算統統都招認。參加大學應酬時看到我面前放了瓶酒，或是收到日托中心每個月寄來的帳單，我都會下意識地想到這筆錢可以在密爾瓦基變成租金或保釋金。光是研究這些人的生活，就能在我的心上烙下痕跡，你可以想像這樣的真實人生會有多麼辛苦。

整體而言，研究貧窮的學者會把注意力集中在公共住宅或其他的住房政策上，又或者他們會從根本上忽略住房問題，因為他們更有興趣的是都市社區的特性──比如說不同程度的種族區隔與居民對都市更新與「仕紳化」（gentrification）的抗拒。

但其實私人租屋市場是不容我們忽視的存在，因為這裡是窮人的大本營，租屋對這群人的生活產生著莫大的影響力。密爾瓦基許多（我認識的）家庭都有著同樣的命運，他們因為租屋而被吃掉大部分的收入，因為租屋而在貧窮與剝奪的泥淖中愈陷愈深，因為租屋不成而遭到驅離、失去安全感、淪落至無家可歸。租屋問題決定了他們只能住在哪裡，只能跟哪些人「共組家庭」，也澈底決定了他們身處社區的屬性與穩定。但因為這件事情鮮少被研究，所以狀況都被蒙在鼓裡。

我曾想當作沒看到這個問題。我想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跟房東與房客的實際相處上。但當我發現問題不會因此而消失、並且我還是非常在意之後，我決定自己來蒐集相關的資料。我踏出的第一步就是自己設計問卷來訪問密爾瓦基私人租屋市場中的房客。

為了讓研究的資料具有代表性，我們讓訪查人員走遍整座城市，所有的租屋人口與家庭都是我們鎖定的對象。人手一片手寫板與一台聯想Thinkpad筆電的同仁們，勇闖密爾瓦基最讓人膽寒的社區，包括一位夥伴被惡犬咬傷在前、被人搶劫在後。就因為有廣大的民調人員如此「英勇」的表現，《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達成了高達百分之八十四的高回應率。

這項調查還顯示將近半數（百分之四十八）的迫遷案例屬於非正式的驅離：沒有經過法院處理，所以紀錄上查不到。這包括房東給錢叫你滾，或者是花錢請幾名壯漢把你往街上扔。正式的驅離相對比較少見，占整體迫遷案件數的百分之二十四。另外有百分之二十三的迫遷是肇因於房東的房子被查封。最後的百分之五則是建築物被宣告為危樓而不得居住。

換句話說，我們每見著一件由司法體系認證的驅離判決，其背後就有兩件法院管不到、什麼程序正義都談不上的驅離悲劇。這代表著要是不把非正式的驅離給列入計算，我們就會嚴重低估美國城市裡正在發生的危機。如果為政者看了低估的報告而做成決議，進而導致資源無法投入、輿論也不予關注，那這些因為人為誤判而讓驅離數據不能反映實情的研究報告，就不只是學術上的對錯，而是有多少活生生的人會因此受到傷害的問題了。

第一人稱與否？

近來的民族誌，幾乎都是採取第一人稱。這是一種單刀直入的書寫策略，並且效果也相當突出與顯著。對希望自己的民族誌作品能被當回事的作者來說，文化人類學者克利福德．格爾茲（Clifford Geertz）這麼說過：作者必須讓讀者相信他們曾真的「親歷其境」。「話說，」格爾茲說，「作者要讓人信服在舞台下曾真的發生過這麼個奇蹟，就一定得靠手中的筆。」說服讀者的重責大任，我們交到了「第一人稱」的肩上。我在現場，我親眼看著事情發生。而正因為我親眼看著事情發生，你也可以相信事情曾真的這麼發生。民族誌的作者會在現場把自己縮到最小，但卻會在書裡把自己放大。我們這麼做，是因為第一人稱可以傳遞經驗──而經驗可以傳達（目擊者的）權威。

但第一人稱的敘事並不是僅有的選擇。事實上，若真的想捕捉社交世界裡的精髓，第一人稱或許是最應該避免的一種選擇，因為「我執」的存在，就像一個無所不篩的濾鏡一般。在第一人稱敘事中，主人翁們跟作者會永遠保持在彼此的視線範圍內，所以作者的任何觀察都會緊跟著當事人對於作者的反應。無論作者如何小心翼翼，第一人稱的民族誌都一定不會單純只是作者的所見所聞，這東西裡也一定會摻入作者本身的靈魂。

我參與過不少以民族誌或報導文學為題的對話，結果過程中沒有人在談作品的主題，反而都在談作者的決策或誤判或「倫理人格」。另外每一次以本書為題做完學術演講，我幾乎都會被問到幾個問題，這包括：「你看到那個場面時的感覺如何？」、「這種管道你是怎麼取得的？」這些問題都是好問題，但我們還有更應該瞄準的問題。

這片土地儘管如此富裕，上頭的痛苦與貧困卻仍舊一望無際。在這片不公不義的人間煉獄裡、在飢餓與無家可歸仍是許多美國人日常的此時此刻，我真正想看到的是一場更迫切需要關注的對話。「我」不重要，一點都不重要。我衷心希望大家若是跟人聊起這本書，你會說到舍蓮娜與托賓、阿琳與喬瑞、拉蕊跟史考特跟潘、克利絲朵跟凡妮塔──是在你居住的城市裡有那麼一個角落、那樣一個家庭，才剛從他們的住處遭到驅離，路邊正堆滿著他們的東西。

把這第一人稱的立場也拋棄，是要付出代價的。在本書的脈絡裡，拋棄第一人稱的意思是低調地出手干預，然後假裝沒有事情。我自己招了：這在這本書裡發生過兩次。書裡說有「朋友」替阿琳租了一輛U-Haul卡車，讓她可以從第十三街搬出去，還說凡妮塔跟「朋友」借了錢買爐子跟冰箱，好讓自己在要上門的兒童保護局面前增加印象分數，其實我就是她們的「朋友」。

任何人接受我的訪問或花時間回應我的需求，都沒有從我這兒領到一毛錢。即便他們開口向我要錢，那也是因為他們逢人就開口要錢。為此我養成了不帶皮夾出門的習慣，也學著跟身邊的所有人一樣把「不」字掛在嘴上。要是我剛好有幾塊零錢在身上，有時候我會順手給人，但不給大錢是我必然的原則。

說起來在密爾瓦基，真正的生活是別人會買吃的給我，我也會買吃的給他們。他們會買禮物送我，我也會買禮物送他們。辛克斯頓一家曾把我拐到地下室，說什麼希望我伸手打一打故障的鍋爐，或許鍋爐就因此恢復了。想也知道我沒這個本事。但等我「鎩羽而歸」回到一樓的時候，在等著我的卻是他們為我準備的生日蛋糕。還有一次是阿琳買了一罐餅乾給我，上面還附了張那種會播音樂的卡片。我們決定把卡片放在我的車上，需要笑的時候就拿出來放一下。史考特到現在還會寄生日卡片給我家老大。他會在裡頭夾一張十元美鈔當作心意，這是他從無家可歸時就開始做的事情。

對任何一位田野工作者來說，難的都不是出發，而是揮別。而重中之重的道德兩難不是被要求出手相助時你該如何回覆，而是面對人的無私與付出，你要如何能心安理得地自處。我很幸福可以在密爾瓦基遇到一個又一個慷慨的好人，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沒有理由地幫助了我。每當他們這麼做，我都會想起他們拒絕屈服於困苦的美好身影。貧窮再不堪，也動搖不了他們內心深處的人性良善。

※ 本文摘自《下一個家在何方？》，原篇名為〈關於我的故事　研究始末與回顧〉，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