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毛主角與憂鬱企鵝，示範如何誠實道德地活著──專訪《企鵝的憂鬱》作者安德烈．克考夫

發表於 2018-05-172022-09-22By 犁客專訪

作者
最新文章

犁客

每天半夜走進文字荒田耕作的莫名其妙生物，雜食亂栽，還沒種出一顆果實，已經犁整下畦荒地。

文／犁客

隊長經過，看見一名士兵帶著一隻企鵝站在路旁。
「帶牠去動物園。」他下令。
幾天後，隊長開車經過，又看見那名士兵帶著企鵝在路邊。
「你是怎麼搞的？」他說：「我不是叫你帶他去動物園了？」
「報告隊長，我們去過動物園了，」士兵回答：「還去了馬戲團，現在要去看電影。」

《企鵝的憂鬱》這部奇妙的小說，與這個笑話有點關係。

這是烏克蘭作者安德烈．克考夫很喜歡的笑話，他不但把這個笑話放進自己暢銷全球的小說裡，甚至因此把企鵝也放了進去。

「蘇維埃人和企鵝一樣啊，是一種群聚生活的團體動物，重覆一樣的動作，政府說什麼就做什麼。」克考夫道，「就像那個笑話裡的士兵，雖然忠實地執行命令，但根本沒搞清楚命令真正的意義。」

國內讀者對於俄國文學的印象，可能有很大比例被十九世紀的現代文學大師們佔據；進入二十世紀後，因為政治制度的關係，許多優秀作品可能在作者過世後才有機會面世，也有些偉大的作者長期流亡海外，甚至在蘇聯解體多年之後依然如此，例如201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

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烏克蘭隨之獨立，不過在上述的文學作品及作家當中，「烏克蘭文學」並未被特別標註，「幽默」這個元素也相當少見。

而《企鵝的憂鬱》兩者皆具。

獨立之後，作家不知道要寫什麼了

「蘇聯解體之後，烏克蘭獨立了，但並沒有烏克蘭文學；」克考夫解釋，「蘇聯時期很多作家是聽政府的意思寫作的，寫工廠生活多美好、革命英雄多偉大之類，其實沒什麼讀者真的在讀，但他們有版稅可以拿。獨立之後，他們一下子不知道應該要寫什麼了，出版社也不知怎麼面對商業市場，很多作家因此改行去當記者或去電視台工作。」

因此，當時烏克蘭的出版社也沒什麼烏克蘭文的出版品，製作的大多還是俄文作品，以及少部分從其他語言譯成俄文的小說。「大概到了1996、1997年左右，才出現新一批烏克蘭作家和出版社；」克考夫笑道，「那些出版社剛開始也不以文學作品為主，出版的書籍大多是講草藥或是算命之類的東西。」

蘇聯解體後隨之而來的另一個問題是黑幫猖獗，這狀況延續了幾年，到了克考夫開始創作《企鵝的憂鬱》的1995年，犯罪問題已經大幅好轉，取而代之的是因取締犯罪而高漲的警察濫權問題和政治腐敗。

「在蘇聯時期，社會相對穩定，薪水很低但物價受控，所以大致上還買得起東西；」克考夫說明，「但1985年車諾比核災發生，大家開始發現這個國家可能沒有從前自以為的那麼穩定。1991年解體之後，大家變得更窮了，大家還因此開玩笑，說想祈求神明讓我們再像從前那樣窮就好了。」

以禁書和人體解剖圖鑑培養的閱讀經驗

蘇聯解體之後，有些動物園開始無力經營，於是便將動物賣給歐洲的動物園，或者將蜥蜴、蛇等動物賣給有錢人，還因此發生過幾起這類寵物爬蟲逃脫、嚇到鄰居及路人的事件。

「雖然大家很窮，但特權階級也出現了；」克考夫說，「甚至有些商店只賣提供給特權階級的特定商品。這也是警察濫權和政治亂象一直沒法子減緩的原因──因為每個人都醉心於任何形式的權力，無論手上權力大小，想到的都不是應該與之相關的義務，而是如何利用權力替自己找好處。」

時局的亂象、人心的扭曲，被克考夫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寫進《企鵝的憂鬱》當中：看起來對社會狀況沒什麼概念、對權力爭奪沒什麼主張的衰毛主角，先是為了治療情傷，到動物園領養了一隻企鵝回家作伴，再是因為文筆不錯，意外獲得在報紙上替各界名人寫追思訃聞的機會；人生慢慢豐富起來的過程裡，他一直沒發現（或視而不見）隱在一切背面的真相，直到某個意外，讓故事原來帶著古怪幽默感的安逸突然緊張起來。

寫出與刻板印象中「俄國文學」截然不同的作品，與克考夫的閱讀經歷有關。「小時候我讀哥哥設法弄來的禁書，那是什麼種類都有的奇怪組合，所以很小就接觸了哲學和存在主義；」克考夫回憶，「接觸得到的童書裡有列寧的故事，但也有世界文學名著。另外，因為我的媽媽和外婆都是外科醫生，所以家裡唯一有的彩色書，就是人體解剖和器官圖鑑。」

在奇妙的閱讀養成過程中，對克考夫影響最大的是兩個二、三零年代的作家，一是自學成名的記者Andrei Platonov、另一是Daniil Harms，兩人的特點都是行文幽默、自成一格的作者，用字簡單，貼近市井生活。「我自助出版過一本小說後，深刻體認到我必須學習怎麼寫更簡單的故事，」克考夫說，「用更好接受的故事，才能讓更多人讀到我想要講的東西。」

要誠實、有道德地活著

將故事變得更易讀、有趣的努力，在《企鵝的憂鬱》一書裡可以讀得出來，克考夫也認為，從這本書在世界各地的暢銷情況，可以推測自己想要談的主題也在越來越多讀者心底發酵。因為雖然這個故事的步調大多輕鬆，但卻明白地寫出了後蘇維埃時期的社會問題，包括隱在日常之下的勢力爭鬥和特權貪腐。「接近結局之前，主角為了企鵝，做出一個特殊決定。」克考夫指出，「那是後蘇維埃社會的隱喻──當你為某件事做出妥協，就可能做出越來越多妥協。」

但克考夫並不是要鼓吹大家變成革命分子，「從故事的結局可以看得出來，我覺得生存最要緊。」克考夫笑了，「現在烏克蘭夾在西方勢力和俄羅斯中間，與俄國的戰爭停不下來、政客很自私，這些都是問題；但接受新思想的年輕人多了、科技提供的幫助也比從前更多了，例如我們現在可以用網路檢查政客的貪腐紀錄──我相信我們會朝更好的方向前進。」

是故，《企鵝的憂鬱》真正想要傳達的，其實是克考夫認為在朝美好未來前進時的基本態度：「我們要誠實及有道德地活下來。」克考夫誠懇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