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陳慧敏

記者出身的白俄羅斯作家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以四十年的時間,紀錄蘇聯和後蘇聯時代歷史轉折下的個人命運,融合紀實報導和小說的作品,榮獲 2015 年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學院稱讚她,「那有如複音音樂的作品,為當代世人的苦難與英勇樹立了一座紀念碑」。

亞歷塞維奇在獎項宣佈前,已是英國博奕網站最熱門的押注人選,臺灣讀者熟悉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從 2009 年入圍以來,七度落榜。

紀錄歷史下的個人感受和靈魂深處

亞歷塞維奇是諾貝爾文學獎第 112 位得主,也是第 14 位女性得主;最獨特的是,她以融合新聞紀實和文學的非小說類作品得獎。《紐約時報》報導,諾貝爾文學獎已有超過半世紀,沒有記者或歷史學家得獎,過去以非小說作品得獎的則有以《西方哲學史》獲獎的羅素(Bertrand Russell),與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英國《衛報》引述瑞典學院主任祕書戴紐斯(Sara Danius)指出,亞歷塞維奇在過去三、四十年以來,採集蘇聯和後蘇聯時代之下個人的聲音:「她提供給我們一個真正有感受的世界……她對小孩、女人和男人,做了成千上百個採訪,把世人所知甚少的歷史呈現在我們眼前,且告訴我們歷史裡的感受和靈魂深處。」

亞歷塞維奇擅長以第一人稱,記錄歷史當事人的遭遇。亞歷塞維奇過去在自己的網站上這麼說:「我尋找一種文體可以讓我能以看世界的視野,把我耳朵所聽到和眼睛所看到的生命傳達出去,我東試西試,最後選擇讓人們用自己的聲音,來為自己講話。」

她補充說:「我不只是紀錄乾巴巴的歷史事件和事實,我寫的是人們在歷史裡的感情。」

衛報》引述亞歷塞維奇說:「日常的每一天都是那麼地有趣,總是讓我感到驚奇;世上有數不盡的真相……,(然而)歷史總是只對事實感興趣,而把感受排除在真實之外,認為不適合納入歷史。我是用作家的角度來看世界,而不是歷史學家。是人們讓我著迷。」

亞歷塞維奇採訪第二次世界大戰上戰場的蘇聯女兵,寫下《戰爭的非女性臉孔》(暫譯,The Unwomanly Face of War,中國大陸出版譯作《战争中没有女性》),紀錄她們曾在前線擔任飛行員、狙擊手和坦克駕駛等工作,戰後卻被遺忘的歷史;她也採訪蘇聯佔領阿富汗發動的一場十年戰爭(1979 年到 1989 年)底下,老百姓的遭遇和感受,寫成《鋅皮娃娃兵:阿富汗戰爭的蘇維埃悲歌》(暫譯,原名為:Zinky Boys: Soviet Voices from the Afghanistan War)。

繁中作品僅有《車諾比的悲鳴》

亞歷塞維奇唯一有繁體中文版的作品是《車諾比的悲鳴》。實際上,亞歷塞維奇的家人深受車諾比事件之害,妹妹罹難,母親失明,她以十年時間,採訪超過五百位受訪者,紀錄發生在核災受害者的生命際遇和苦難,這些真實的個人經歷,戳破被政經權力掩蓋和扭曲的事實,遠勝於科學研究、醫學調查的理性數據。

馥林出版在日本福島事件發生後出版此書,並將此書捐給長期關注台灣反核議題的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亞歷塞維奇的作品批判白俄羅斯政權和蘇俄普丁政權,雖受政權威脅,卻不曾退卻,甚至在 2000 年受白俄羅斯政權威脅,被迫流亡海外十年,直到 2011 年才重返成長和工作的白俄羅斯明斯克,但仍受到政治監控。

紐約時報》報導,她於 2013 年得到德國出版獎時曾說,希望得獎讓自己能夠得到保護;而俄羅斯異議作家卡訓(Oleg Kashin)得知她獲得諾貝爾獎之後,就撰文指出,諾貝爾獎可以放大她對俄羅斯政權的批評,特別是對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V. Putin)政權。

打開天線 傾聽土地上人民的聲音

亞歷塞維奇自我剖析,認為作品源自俄國講古(oral storytelling)的傳統,「我從街頭巷尾去收集聲音,材料就躺在我前面,每個人都提供她/他自己的。」

她的父親是白俄羅斯人,母親是烏克蘭人,她成長於白俄羅斯,最關注蘇聯時代和後蘇聯時代底層的常民百姓生活。她說,最愛的就是為自己的土地書寫,「在那,我能聽到人們在街上、在餐館,在街頭巷尾的聲音。……我總是打開天線來收聽,如果我沒有辦法聽到這些聲音,我書中的語調一定不正確,所以,長久出走永遠不是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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